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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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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陈凯歌《少年凯歌》
·读黑塞《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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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天安门之子》(香港开放出版社)
·包遵信:余杰《天安门之子》序中国新一代知识份子的崛起
·《天安门之子》自序:致“警察读者”的公开信
·晤蒋彦永,谈说真话
·“政治文明”时代的“党国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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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军宁遭遇“警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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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西藏忏悔──读《雪山下的火焰:一个西藏良心犯的证言》
·自由之魂 从雷震到林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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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涛:一个失去自由的自由人
·让我们一起反抗文字狱
·末世贪官最后的疯狂
·自由中国,何以可能?
·中国社会──最坏的社会主义与最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
·从电影《英雄》看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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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移山”?——“文学与艺术:说出真相”研讨会上的发言
·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他让“劳改”进入了牛津词典——读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
·抓住中宣部的"黑手"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公开信
·莫把大学当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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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昭与弓琳——两个北大女生的对照
·“万人杰文化新闻奖”答谢辞
·丁子霖女士致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公开信(余杰代拟)
·就法国政府致力于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致法国人民的公开信
·蒋彦永医生,中国的良知从你开始复苏
·十年改革,一夜屠城
·“船坚炮利”不会“强国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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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有过“不独裁”的时代吗?
·沦为受虐狂的中国作家:著书都为颂毛魔
·向西藏忏悔
·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浮出水面
·“太空秀”能够秀到几时?
·新左派们为何不对重庆的灾难发言?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中共是“唯物党”还是“谶纬党”?
·朱镕基:清官神话的终结
·世界人权日这天,特务掐断了我的电话
·让我们记住那些参与罪恶的人
·永不“引咎辞职”的中共官僚
·新版的“窃国者侯,窃钩者诛”
·官逼民死
·邓小平的“亲民秀”
·邓朴方的获奖与联合国的堕落
·写给为李思怡而绝食的朋友们
·揭开“文革”的红盖头
·为了自由,我们愿意献身:在民主基金会的演讲
·没有理由乐观的“后江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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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一个暧昧的国度


   九月三十日
   一个人的图书馆•天皇诏书•《无言的幽谷》
   早上去“一个人的图书馆”——由吉冈数子创办的“和平人权儿童中心”。“和平”、“人权”、“儿童”都是我所关心的话题,主人将这几个主题集中在一起,让我很是好奇。这个图书馆在一个小小的街道内,远看是一幢丝毫不起眼的三层小楼。楼顶有写作“和平人权儿童中心”字样的白色招牌,招牌上已经略有些锈迹了。

   吉冈数子早已在门口等候我们。她是一位年逾七十的退休教师,身材略微有些发胖,穿着碎花长裙,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似乎只有五十多岁的样子。由此可见,一个人心态比他的实际年龄更重要,像吉冈数子这样热心于自己的事业,自然能延缓衰老的降临。她给我们看当年在满洲念中学时候的照片,那个头上留着浓密的刘海的女孩,像极了《城南旧事》中的英子。
   吉冈数子向我们讲述了她的经历:她小时候生活在朝鲜和满洲,父亲是日本从事侵略工作的文职官员。她说:“因此,在我此后三十二年的教师生涯中,我一直坚持把加害的历史告诉日本的孩子们。”
   在这个资料馆内,搜集有四千多种日本的教科书,尤其是各种战时的教科书。这项搜集在日本国内也是数一数二的。另外还有各种有关侵略战争的著作、画册、地图、招贴、儿童玩具等。可见日本的军国主义宣传教育确实是“从娃娃抓起”。
   一楼的房间内重重叠叠放满了书架,两个人都无法错身而过。二楼的房间显得宽敞一些,四壁依然是顶天立地的书架,中间倒是有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客人可以在此抄录资料。吉冈数子拿出许多珍藏的资料供我们拍摄,如当年伪满的小学生识字课本,有一页乃是所谓的“和汉朝满蒙五族共荣”,还有一幅精美的图画来阐释之:画面上是五个穿着各自民族服装的孩子在一起玩耍。表面看五个孩子其乐融融,仔细一推敲则会发现:那个代表大和民族的日本女孩处于中心位置,其他四个小孩都毕恭毕敬地围绕着她。这种潜在的种族主义教育尤其可怕。
   吉冈数子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维持此图书馆颇不容易。因为房子是自己的家产,不用缴纳房租,所以还可以勉强坚持下去。只是近年来,她的精力日渐不济,无法每天都开馆,只能让客人来电预约,却始终不向参观者收取任何费用。
   在从一楼到二楼的楼梯的转角处,我发现墙上挂着一张类似于年画的天皇一家的“御照”,旁边还有日俄战争中天皇对俄国宣战的诏书。天皇一家个个珠圆玉润,神采飞扬。殊不知这种幸福乃是建立在千千万万国民家破人亡之基础上。从明治以来,天皇即为若干对外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旁边的墙上还挂着裕仁天皇着古装参拜靖国神社和着戎装检阅军队的宣传画。天皇始终是日本政治权力的核心。
   日本的法西斯体制非常特别。它不像德意一样拥有“魅力型”的独裁领袖,即便是东条英机这样的军事强人,在普通民众心目中并无伟大领袖的感召力,在政府和军部之中也不具备绝对权威。战争末期,东条轻易便被倒阁下台。在日本,充当类似于希特勒、墨索里尼这样的“精神象征”、并一直掌握最高权力的,乃是天皇本人。每一个日本士兵都把自己看作是“天皇的士兵”,而每一场战争的发动者都是天皇。此些天皇的亲笔诏书乃是明证之一。我立即掏出相机将这些资料拍摄下来。
   战后天皇裕仁逃脱审判,有诸多历史原因。这并不意味着天皇没有战争罪行。在此问题上,历史学界亦有许多争论。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天皇并非战犯,他在《对日本之好勇而不必好血》一文中论述说:
   日皇裕仁是否应对战事负责,曾被提出讨论。国际法庭之首席法官魏蒲(澳洲人)曾说纵使日皇被迫主战,不能辞其咎。事实上,裕仁于一九四五年美军登陆后不久访问麦克阿瑟时,曾表示:“我承担我们人民在(这次)战争之中所有政治与军事决策的全部责任,愿受将军所代表之权力的处分。”文载曼彻斯特所作《麦帅传》。
   日皇秉性和平,人所共知,他不可能曾批准对华全面作战。因为即在卢沟桥事变两方军事冲突之后,“北支”驻屯军尚曾命令所部停止于保定之线。但东条英机时任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时为第五师团长(关东军有三个旅团增援,第五师团来自日本本土)忽视命令将战事扩大。事后二人均列作甲级战犯受刑。在上海方面日本参谋本部即在柳川兵团在杭州湾登陆之后,仍命令军事行动终止于苏州嘉兴之线。攻占南京之命令由松井石根擅发。
   日皇个人性格更可以从以下事件看出:远在一九三五年即在日方强迫何应钦签订所谓“何梅协定”(“北支”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由参谋长酒井隆操纵)后,裕仁仍在中国驻日大使蒋作宾呈递国书时对蒋私自破例道出:“此次华北事变,实对不住;对汪蒋二公之苦心深表敬佩,烦为转达”,载在蒋介石日记。战后酒井经南京军事法庭审判处死刑。
   发动太平洋战争时须由日皇公告宣战。现存的纪录表示裕仁曾一再置疑。最后御前会议群情已定,日皇仍拟表示意见,侍从近臣知至此辩说无益,授意阻止,但裕仁表示个人感慨仍即席吟短歌一首,所以日皇权位与其个人实为两途。战前美浓部博士作“天皇机关说”。战后旧本公布新宪法称“天皇为日本国民统合之象征”。美国研究日本专家赖世和即在他书中写出,此不足为奇,因为历来己是如此。只可见得习惯法不见诸文字,由来有素,明眼人已早看出。
   黄仁宇是一位优秀的历史学家,且亲身参与过二战,但他为天皇开脱的论点完全站不住脚。他太注重所谓的“大历史观”,而忽略了许多历史的细节,比如我今天看到的这张日皇战争诏书的宣传画——它明确说明,天皇自始至终都全面操控着战争的进程。
   在天皇的战争罪责问题上,黄仁宇作出了极其错误的判断:他居然将侵华过程中裕仁假惺惺的几句外交辞令当作其真心的想法,如此天真烂漫,实在不像是一位睿智的历史学家。黄仁宇的这种观点谬种流传,十分有害。虽然先生已经过世,但仍然需要严肃批评此论点,所谓“对事不对人”也。
   关于裕仁天皇个人的品质,诸多史料证明,裕仁本人并非“秉性平和”,他也从来就不是自称的“苦恼的天皇”。黄仁宇列举了三五条天皇同情中国、不愿开启战端的言论,但是我更可以列举出十倍的天皇叫嚣灭亡中国、乃至惩罚美国的言论及文字。在南京大屠杀之后,裕仁亲自发表命令嘉奖前线军队。皇室中多位重要成员担任前线指挥官,参与了南京大屠杀,天皇本人不可能一点也不知道正在发生的血腥屠杀。据最近发表的裕仁侍从官的日记披露,天皇对战况了如指掌,而且看到了若干关于日军暴行的报告。然而,他始终没有制止他的军队在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继续实施暴行。
   就日本民众而言,他们也都认定自己是在为天皇而战,而不是为某个军阀而战。他们可以批评军部,却不能批评天皇。前者是一批人间的官僚,后者则是独一的真神。日本人参与战争的内在动力,并非军部的鼓动,而是天皇的感召。四十年代初,作为侵华先锋的“爱国运动指导者”前田虎雄在《使圣火熊熊燃烧起来》一文中指出:“所谓尊皇,就是把天皇陛下奉为神而尊敬的信仰。所谓效皇,就是体会天皇旨意并付诸在行动上。无论尊皇也好,效皇也好,在日本民族神圣的胸腔里三千年来一直燃烧着一心无二的信仰心,一直表现在至诚通天的神圣行动上。……总之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在国民中贯彻为归顺天皇信仰而生,精忠报国的至诚精神,让这种精神如同汹涌澎湃的浪潮充满整个日本。”把对天皇的信仰付诸行动,就是在被侵略国的战场上烧杀抢掠。天皇本人又怎么会毫无责任呢?
   另一方面,我与黄仁宇先生的一个分歧在于:与其关注某个天皇个人品性的高低,不如深入研究天皇制度的利弊。而天皇制恰恰是战争的元凶。日本学者加藤周一在《论天皇制》一文中指出,保留天皇制也就意味着日本社会仍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其封建属性。并且,从历史上看,天皇制也是战争的根源。十五年战争不仅是军部的责任,它还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这一根源就是天皇制。如不从根本上废除天皇制,并进而从根本上改变日本的社会体制,天皇制也就有可能再次成为战争根源。而天皇制的存在不利于清除它在人们心灵上造成的影响,不利于清除日本社会中的“不合理主义”和“神秘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天皇制与理性和人性是相互对立的。加藤认为,天皇制与民主主义的文化精神难以并存,要建立一种民主主义文化,就必须对天皇制进行彻底的否定。这一观点的提出,充分显示了加藤的胆识和他对社会问题的敏锐观察力。
   另一位日本学者安丸良夫在《近代天皇制的形成》一书中,揭示了天皇制背后的民族心理。通过对大量史料的研究,安丸得出这样的结论:“近代天皇制度是在内外危机加重的情况下用来对应秩序崩溃的重建秩序的原理,是用来克服上述危机的不安与恐怖所必须表现出的自强心理的产物。”
   黄仁宇为天皇脱罪,也就是对死难的中国同胞的犯罪。战后天皇逃避得以审判,乃是冷战背景下美国政府实用主义思路的胜利,而不是正义的伸张。当时麦克阿瑟说,天皇的力量相当于二十个机械化师团,为了让占领军的政策迅速实行,最好不要动天皇。这并不表示麦帅真的相信天皇无罪,他的那么多的部属死于战场和日军的集中营,他能够对之无动于衷吗?然而,政治考量总是牵扯着正义的实施。对于这种处理办法,在欧美、亚洲各国乃至日本内部,皆存在着严厉的批评。我非常同意美国学者法兰克•吉伯尼《战争——日本人记忆中的二战》一书中的看法:“战后盟军对日本的占领,在很多方面而言是相当成功的,也使日本人在如何对待他们所犯下的罪行上,变得不那么无所适从了。为顺利和平地达成美军对日本的控制,‘麦帅占领’没有触动日本政体。与盟军当局在德国采取政策不相同的一点是,美国占领当局非常扎眼地为日本保留了天皇制。它认为,天皇,就算不是日本实际的统治者,也是日本的象征。美国政府坚决拒绝了许多人对此的抱怨,包括坚持认为裕仁天皇犯有战争罪行,而且可能首犯这种说法。”
   法兰克•吉伯尼对战后美国治理和改造日本的过程提出了质疑,尤其对美方所采取的“功利”压倒“正义”的做法进行了直率的批评:“在整个四十年代后期,一心想着如何根除战时军国主义的美国,对日本近代历史教育,基本上取的是一种‘搁在那里,放一放’的态度。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不管他们多么努力清除‘军国主义政府’过去推行‘全民灌输’所造成的影响,事实上却称了日本官僚组织中许多人的愿——他们只想把日本殖民主义和军国主义在亚洲犯下的罪行统统忘掉。”美国过分的姑息和纵容,导致战后半个世纪之后天皇崇拜沉渣泛起,让美方也“自食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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