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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人的难言之隐
·借助于中国传统的力量
·小国掌握了大国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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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历史中的现在

五色海第三卷:秋天的书
   (历史之天)
   第九章 历史中的现在

   一、历史的遗物
   二、现在的处境
   第九章 历史中的现在
   一、历史的遗物
   375
   从在文明而不仅仅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宗教是万木之水,文明的活力可以追溯到宗教提供的方向感。
   宗教是“与环境的高度同化”,只要考察一下文明史,就知道这种说法决不是一厢情愿,对文明来说,宗教可能是一种伴生现象,但也是持续的动力。当然这里的“宗教”并非指某种具体的宗教,而是指人生的盼望,这种盼望,在文明史上当然也决不会只是扮演单一的角色,而是和各种复杂的动机动力搅拌在一起。
   376
   在中国,整体上缺乏宗教信仰的状态,导致缺乏社会信任、缺乏政治信用。中国的国家宗教已经随着皇权的瓦解一去不返,而传统的佛教也缺乏可以担保信用、领导社会的要素,所以几百年以来沦于极度衰落境地。
   对比一下就可以知道,中国佛教的消解并非近几十年来共产党无神论灌输的结果。比如苏联、波兰等东欧国家也都坚持无神论的宣传,但他们的宗教势力却比中国要强盛得多。这是指高级宗教而言,而不包括民间那种巫婆神汉跳大神之类的“迷信”。而在东欧内部,波兰的教会力量又比苏联强大得多,还出了一个教皇保罗二世,尽管这两个国家无神论的宣传均占统治地位。由此可见,宗教的势力和独裁政府的镇压措施并无因果关系。政府的压制或奖励只有治标之效,不会导致宗教真正的衰亡或复兴。
   反观中国,佛教衰弱已有几百年之久,其实从宋代以后就气息奄奄了。唐代后期和整个宋代,禅宗较为兴盛。然而禅宗的兴盛对佛教并非一件很好的事,反而推动佛教进一步衰落。
   禅宗有两个特点:
   第一,它的哲学玄理意味较浓,但规范性的教义却所剩无几了。这导致严格的布道活动日趋式微。禅宗也不重师承,而注重内省与顿悟,再加上中国文人的那种散漫气质也渐入佛门。
   第二,禅宗的流行和宗教寺庙制度的衰落也有关系。比如寺庙的经济状况,中唐以后一落千丈。它占有的土地与劳动力减少,直接削弱了社会影响力。在明清的话本里,可以看到大量嘲笑佛教僧侣的故事。说他们淫乱、卑贱、无知、不守戒律等等。这在气质上与《十日谈》中对天主教士的嘲笑十分接近。这也中国人的传统有关,因为中国人向来难得献身给宗教,而仅是把宗教视为祈福的工具来使用。同样一个中国人,他可以既信佛,又信道,还可以同时娶几个老婆,扮演一个儒生的角色,例如孔子的父亲,至少娶过三个老婆,一妻,一妾,一个最小的就是孔子的母亲颜征在,比孔子他爹小了四十多岁。中国人喜欢热闹,几教并行不悖,多多益善,只要能达到一个“综合治理”的实用目的就好。这样的“合理主义”倾向既然压倒了一切,宗教的组织也就很难特立独行。
   377
   中国现在的高级宗教衰落,与其说是宋明理学以后的儒学的复兴带来的一个结果,不如说是源于,中国士人内心深处的合理主义和大力推崇孝道,终与佛家的出世哲学相逆;而下层民众又迷信萨满教,巫师跳神。有些农村,视牧师为巫师,视祷告为降神,视信仰为迷信。
   其实,即使连宋明理学也从禅宗吸取了许多东西,这不是什么秘密。甚至理学的不少概念和哲学语言,多有从禅宗那里“化”过来甚至直接借用。除了从哲学上吸取外,还有一种比哲学语言更深刻的精神渗透,其结果是造成了用力方向的相似性。宋明理学当然是反对佛家包括禅宗的出世观念,而力主积极入世。在这一点上,它与中国本土文明时代即汉至先秦的儒学是一致的,主张入世而佛教的出家精神。结果,是形成一种整体性观念,如天命、天理等观念都具有深刻的集体表象性质。而佛教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倒是相当个人化的。
   佛教也讲普渡众生,但其基础始终是个人的灵魂得救。普渡众生也是作为一种个体化的努力而展开的:这是“我”(即佛)来普渡众生,而不是众生一起普渡。中国儒学的用力方向,决定其问题的顺序是先修身、齐家、治国,然后平天下。这显然不是逐个地普渡众生,而是对群体进行集体农庄式的处理。此外在宋明理学中,心学的成份日渐增多,越来越重视个性的培育,他们虽将此溯源于思孟学派,而奉《中庸》为至要经典,但其实是与禅宗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但在根本的方向问题上,禅宗的影响还是受到抑制的,其影响大多限于方法论领域。举个最现成的例子来说,中国人的传统是主张“多子多福”的血缘主义,这一点和佛教哲学是完全相悖的。佛教的六根清静带有禁欲的倾向,而不把肉体上的延续当作一个理想。因为,肉体上的延续,对灵魂摆脱轮回的理想,是有害的。
   但在汉族的佛教中,由于汉族特别重视孝道,重视延续后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终使佛家的出世学说、绝嗣实践,跟这种风俗发生了越来越深的冲突而受到日益增长的压力。宋明理学虽然硬收了禅宗的许多东西,但在这个大方向的问题上,却与旧儒家看齐,而没有遵循禅宗的示范。结果是宋明理学的兴起,而不是佛教一个新支派的兴起。其实汉族的基督教也有类似倾向,就是为了和孝道妥协而修改圣经翻译,把耶稣基督一些特别有悖于中国人伦常观念的言论,改为中国人可以接受的说辞。其实这种行为就信徒来说十分不恭,而且无助于福音在中国的健康传播。
   378
   还有一个意义深远的问题同样和语言有关:思想是靠着语言之舟,在意识之海航行的,那么,对于今天的中国和未来的中国而言,如果佛教要再度发挥活的文化功能而不是死的审美功能的话,我想,就得取决于一个条件:佛经的翻译、佛理的表达,要用一种现代中国人容易接受的语言且又能引起广泛兴趣的形式去进行。
   但可悲的是,现在不仅佛经的翻译仍是南北朝隋唐宋那套陈词,就连戴上了现代帽子的“佛教史”和“佛经翻译”之类,也是用最无生气的过气语言去阐述佛教思想的脉络的,这只能使人窒息,结果是佛教自身的窒息。现在大多数年轻人根本读不懂佛经,结果被各种歪嘴和尚乱念一气,甚至和民间信仰中的种种迷信合流,造成许多弊端。这和读不懂一般的汉文古籍还不一样,不完全是个语言障碍问题,更重要的在于佛教典籍有它颇为特殊的一套术语,它形成了一套不同于中国古籍中的其它内容的“亚文化”,其中包含许多特殊观念,很多不见于中国本土文化中的经史子集。
   经史子集在术语、观念上有许多共同的东西,读通了这部分,就不难触类旁通于其他部分。但佛教典籍却不是这样,它的术语、观念和思维方式都很特殊,比道教亚文化的那套观念圈更为封闭,这也是阻碍佛教经典在新时代继续发挥影响的因素。
   中国佛学与佛教的可能复兴,大约要取决于上述要点,取决于对古代的佛学典籍进行重新翻译和有力阐释。在这个基础上,展开新的传播、研究、创新。新的佛家范畴,需要和现代汉语的基本哲学概念发生关系,甚至缔结婚约、造成融合,生出精神之子。以此为前提,它才可能在未来中国人的心中,萌发再度的感应,形成灵魂之火,开辟生机盎然的精神王国。否则,佛教即便能传入欧美西方世界,并在那片生地上繁荣,开出意外之花,也难以在滥垦和疲塌了的中国熟地上沛然复苏。
   379
   在某种程度上,文献研究和独立创造这两种精神活动不仅区别甚至有其对立性。即,对文献研究得越具体入微,则自我阐扬的哲学活动就越受拘束,性灵被外物给缚住了。如此,则中国佛教学者的不幸,也许正是中国思想创造者们的大幸。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可能的佛教型思想家,如惠能,是糟糕的学习者,杰出的思想者。
   确实,在死去的文籍和活着的心灵之间,开辟一条交感的渠道,而不是被动地整理文献 是历史上各种文化振兴──大规模的再生运动的必要条件。适应当时当地的生活变化,就保有了自我生命的活源,在这一点上,自由行走较之严守师承,远为重要。例如,要是能应付当代世界对人们的心境提出的多重挑战,佛教的复兴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那时,它远远不再是历史上的佛教,而是一个新佛教,一个“佛所预言的新世纪”。
   我想,只要存在社会需要方面的持续引力,技术上的转化工作──从古代佛教转换为现代佛教──变古代佛经为现代佛书,将被证明是完全可行的。而环顾这漠视转化工作的现代中国,人们不禁从心底感到寒冷,精神上寻求救方的冲动,经常“被扼杀在萌芽状态”!现代中国不仅天天屠杀大量婴孩(流产、堕胎、引产、扼杀、肢解……弃婴),而且对精神的婴孩更是视若仇敌!有谁可怜他(她)们呢?其中的女孩远远多于男孩。中国还没有足够的强度,还迎接自己的孩子。几百年来的世界性运动,都是从西方文化获取灵感的,其附带结果就是以排挤中国人和他的兄弟如印第安人为重大目的了。现在,用不着西方殖民者及其效颦跟班的更为凶顽的日本侵略者亲自动手,他们在中国的代理人就制定计划,除灭中国人的后代了!
   至于目前兴起的霍梅尼“伊期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试图在这方面提供一个例外,而且是数百年以来的唯一例外。但从目前的结果看,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并不能从根本颠覆西方思想,如果佛教的转化被证明为可行,则世界将出现另一个非西方的思想之源,也许可以合成更大的动能,改变历史的方向,补救全球文明的缺失。
   380
   思想和信仰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人把自己最重要的愿望寓藏在信仰形式中了,信仰形式具有原始愿望所缺乏的一种形式美感,因此被认为自成体系并可以安然受到本位式的尊崇。不论世俗形式的还是神圣形式的信仰,逐渐从人的愿望分离自立,以主宰自居,开始进行压制个人愿望的战争。这种“圣战”,实际上是一部分人的愿望对另部分人的愿望的斗争……尽管是装在信仰形式里。
   381
   原始基督教当然不同于中世纪的国教,更不同于宗教改革后的新教和现代基督教。
   再者,即便同时代的同一教义,在每一个教区和教派那里,所发挥的功能也不尽相同。例如,基督教掌权的社会和基督教在野的社会,不仅基督教的内涵不同,参与教会的人色也完全不同,甚至是正好相反。例如中国共产党属下的居民,在移居西方“基督教国家”尤其是美国之后,改宗基督教的人尤其是“传道人”中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比例偏高,这可能因为,这些人的个性最迫切地需要与环境同化,所以同一个人,在中国就加入共产党,到欧美就加入教会,毫无“角色过渡”的困难,因为“适应环境”最为重要。不同的教义没有关系,达到目的皆大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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