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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运动的前奏——南京事件回忆


             

徐水良


   

2006-3-5日


   
   

一、南京事件前的回顾

   
   
   四五运动三十周年,北春向我约稿。回顾那样一个似乎遥远,却又近在眼前的时代,作为一个没有参与具体事件,却又被大家视为重要当事人和参与者的我,不由感慨万千。
   
   三十年,对于历史,不过是短暂的一瞬,但对于人生,却是一个漫长的岁月。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很难理解那样的一个时代:漆黑的长夜笼罩着中国的大地,经过无数个运动的腥风血雨,全面专政的恐怖浸透了每一个人的心灵和骨髓。工厂里,学校里,单位里,到处是大批判的战场,无数的阶级敌人战战兢兢地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的批斗和改造,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异常贫困、甚至忍饥挨饿的生活中,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地度日,防止那一天不小心,讲错一句话,写错一个字,突然成为阶级敌人、专政对象。监狱中关押了无数的政治犯,不断有反革命被送上刑场,执行枪决。他们有的人,不过是喊错一句口号,发了一点牢骚,写了一点带有不满情绪的日记。
   
   但是,黑夜中,依然不时有划破长空的闪电,向茫茫的、似乎漫无止境的、恐怖的黑暗挑战。
   
   由于文革的大规模动荡,把无数风华正茂的年轻人推入政治。文革产生和揭示的大量现象,使他们迷惑不解。因此,他们中的许多人,拼命寻找当时很难找得到的各种书籍,如饥似渴的阅读,探索未来世界和中国的道路。笔者正是这些人中间的一员。
   
   这种学习和探索,文革、尤其是1971年林彪的出逃的实践,使我发现并最后确信,毛泽东把历史的方向搞反了。今后历史的方向,不是全面专政,而恰恰相反,是当时被批判,被认为是十恶不赦自由和民主制度。1972年,我回杭州参与解决有关浙江问题时,有的同学问我今后的方向是什么,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民主!”但是,当时,我得到我的理论发现和结论时,并没有一种发现新思想的喜悦,相反,却是势必成为反革命阶级敌人可能掉脑袋的恐惧。是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使命感,才使我从此投入了中国的民主运动。
   
   1975年9月,我再次贴出《反对特权》《战斗宣言》《关于理论问题的问答》等四篇共约四万字大字报。这一次,我把大字报贴到了南京市中心新街口。大字报当天深夜就被当局撕去。不久,江苏省委派出七十多人的工作队进驻南京制药厂,召集一些大专院校的“理论队伍”。在工厂和省市对我的文章进行批判。工厂里,他们的“理论队伍”也天天对我进行批判,与我辩论。从那以后,好多个月内,这种批判和辩论成为南京和南京附近市民茶后饭余,街谈巷议的话题。结果,他们的批判不仅没有取得胜利,相反,无论是工人、工作队员出厂后的私下介绍,还是市民的议论,都说当局在辩论中辩输了。
   
   我的大字报和文章主要是论述反对特权官僚等级专制制度,实现自由民主制度的问题。文中顺便点名批判了张春桥姚文元等理论权威。由于当时的政治惯性,在市民的议论中,批判张春桥姚文元等四人帮,几乎被置于反对专制实现民主的同等地位。
   
   南京事件发生时,我已经入狱近四个月。南京事件的十多个被捕人员中,除了一个远在江北大厂区的南京钢铁厂工人郑信是我的老朋友外[附注,见后],其余的人我都不认识。我们工厂附近的几个,如制药厂宿舍隔壁仪表机械厂的工会负责人陈帮水,南汽制动器厂被捕的王运德等三人,对我了解较多但我不认识他们。所以后来这些朋友入狱后,被说成是我的同伙、同案,抄家时从有的朋友那里抄出我的文章,这些朋友后来聚会时也说是受我影响而搞南京事件,这仅仅是一种思想影响。
   
   

二、南京事件的简单经过

   
   
   山雨欲来风满楼。在冰冻的大地下,在全面专政的残暴高压下,地火在酝酿,在奔突。终于,它爆发了,这就是四五运动。四五运动是中共建政以后,中国老百姓第一次自发地大规模地对中共掌权者表达不满的运动。周恩来的去世,成了事件爆发的导火线。而周恩来之所以成为老百姓表达不满的幌子,乃是因为他与毛泽东四人帮残暴专制有所不同比较温和的形象。
   
   四五运动首先是由南京事件发起的。周恩来去世后,毛泽东和四人帮用各种方法阻止悼念,引起人们的不满。
   
   3月24日,江苏新医学院200多名学生和教职工,来到雨花台烈士陵园纪念碑前,悼念周恩来。一位工作人员以雨花台不是悼念周恩来的场所为由,将花圈上的挽联拿掉。当大家围住他讲理时,他一时心慌,称自己是上海的记者,激起群众的愤怒。
   
   3月25日,《文汇报》刊登一篇报道,文章中有“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的语句。南京大学学生把这句话加了红圈,贴到校门口。800多名学生(当时称工农兵学员),分成20个小组,到闹市街头进行演讲,在大街、车站和公共汽车上刷大标语。南京大学数学系计算机专业一年级的学生在党支部书记秦锋带领下,来到南京火车站,在开往各地的列车上,刷上“文汇报把矛头指向周总理罪该万死!”等标语。
   
   3月29日夜至30日,更多学校学生来到火车站。当他们得知火车一出南京,大标语就被冲洗掉,就在车站工人的帮助下,用不易被冲洗掉的水氯松、油漆、柏油,将标语刷在在南来北往的火车上。
   
   在1976年3月末的几天里,南京城沸腾了,到处是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大字报、大标语,到处是看大字报、大标语的人群。当游行队伍出现时,交警为他们开绿灯,车辆为他们让路,路边的群众驻足观看,鼓掌致意。
   
   南京反对“四人帮”的斗争,迅速传遍了全国各地。4月1日,中共政治局开会讨论南京和各地出现的情况。当天深夜,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南京事件”的电话通知。《通知》说:“最近几天,南京出现了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字报、大标语,这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转移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你们必须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全部覆盖这类大字报、大标语。”“要警惕别有用心的人借机扩大事态,进行捣乱、破坏。”“对这次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人,要彻底追查。”
   
   4月5日“天安门事件”后,4月16日晚8时,中央政治局为江苏问题专门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说:“南京政治事件同北京反革命事件,性质是一样的,程度不比北京差。”要求江苏省委、南京军区党委“对反革命要坚决镇压,对政治事件的策划人、反革命谣言制造者要彻底追查,进行打击。”
   
   随后,南京市各单位和解放军驻宁部队中,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查”。
   
   

三、我所接触的南京事件知名人士

   
   
   四五运动发生时,我正被关押在南京市看守所两个人的小号子。过了几天。突然推进一个年轻人,这就是南大计算机系的秦锋。随后的交谈中,我知道了那些天外面发生的情况。我要他坚决顶住,说这个事情迟早要翻过来。上海帮有四个人(当时他们反对三个,没有王洪文),别看他们猖狂,他们终究要失败,估计半年到十个月之内,他们会遭到某种程度的失败。而邓小平,我们今后迟早要与他分手,但现在还要保他,他现在的被打倒,意味着他今后的复出。他说,你还仍然这么顽固呀?问我有什么根据,要与我打赌。我说根据浙江经验,1974年翁森鹤等以民兵指挥部打下全省,浙江朋友到我这里,说浙江完了。我说没有完,翁森鹤他们的猖狂,不过半年十个月,就会失败。我看这次上海帮也差不多。他要我再次确认时间,我说,半年到十个月,秋天,十月到十二月之间,失败到什么程度,我难以肯定。
   
   我当时还偷偷批评了毛泽东的一些问题。这些大逆不道的谈话,被同号另一个监视我们的刑事犯报告当局,结果,秦锋被审讯人员痛骂,很快转移到其它号子,而我后来则因此事和其它反四人帮毛泽东的言论,被带背铐,及到四人帮垮台消息传来,才被解除背铐。这种长期背铐,往往是重刑犯死刑犯的待遇。如果四人帮不垮台,我们的脑袋能否保住,显然是个疑问。据我所知,当时南京事件被捕人员中,至少有两个已经被预定判死刑。一个是电讯局老工人,审讯时看到自己预定的死刑判决,在号房自杀未遂。一个是军人,在我隔壁号房,审讯时被说成徐水良同伙。他说我与徐水良根本不认识,怎么是同伙?审讯人员说,你那里有徐水良的文章,你们的思想都一样。出狱后大家见面聊天,庆幸四人帮垮台早,才保住脑袋。
   
   以后唐山大地震,看守所犯人转移到其它地方的监狱。我见到了原是老朋友的南钢工人等几个被捕人员,秦锋也见到了其它几个被捕人员,监狱转移成为信息交流机会,他特别把我对时间的估计,转告了见到的各位朋友。
   
   四人帮垮台后,除了那个南钢工人朋友,及到1980年在笔者本人和其它朋友努力营救,才得以平反出狱外,其它朋友很快释放。但笔者,虽然南京群众和江苏各方面强烈要求释放,然而当时江苏省委书记许家屯却极力反对,说徐水良虽然反对四人帮,但他反对毛主席,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要搞民主,比四人帮更坏,指示南京市再一次开展批判。结果就一直被关在监狱中。及到四五运动平反,南京事件被捕朋友联合组织营救,上街张贴大字报,浙江大学领导也派出我的同学浙大团委书记,赴南京参与营救,在中纪委刘顺元先生和其它一些部门领导人的关心下,才于1979年1月,得以平反出狱。
   
   以后,南京事件被捕人员中有意继续活动的,就在一起从事民主运动。全国四五运动的参加者,都在各地出版民办刊物,成为七九民运的骨干。南京被捕朋友也一再商量出版民办刊物的事情,但因为笔者身体虚弱,回浙江老家休养,大家等我,刊物没能办成。以后大家做了一些张贴大字报和传单等工作,再次被当局视为异己,受到严密跟踪和盯梢。
   
   当时,浙大领导要我的浙大团委书记的同学,到南京动员我回浙大,说徐水良不回浙大,你就留在南京,不要回来,及到你们一起回来。我到浙大看望老书记,他也立刻电话招来浙大医院院长,说徐水良马上回来,你带他去浙江医院检查身体。因此我就准备回浙大。但南京事件被捕朋友到我宿舍,说我们营救你出来,就是要你带我们大家继续干,你怎么能拍拍屁股回浙江?我想了一下,觉得出于道义,只能暂时留在南京。不料这一留,就走不掉了。后来我同学按张黎群先生指示和受浙江方面使命,到南京跟我商量调我负责编辑出版《浙江青年》(后改名《东方青年》),结果我已经再次被捕,连来商调的他,也成为警方跟踪的对象。
   
   1991年5月我刑满出狱,南京事件被捕朋友由秦锋等出面,派车到镇江接我出狱。不过,这时,虽然多数朋友仍然关心中国的民主事业,但大多已经淡出民运。这些朋友,有的成了个体户或私营企业主,如秦锋和铁路分局的李永康等,也有的当了官,如原来是军人的那个朋友。四五运动后成为团中央委员的李西宁,目前是加拿大一个大学的教授。南京邮电学院的三个学生,我与章勇山和他父亲南大党委书记章德有过交往,但第二次出狱后,怕对他们有不利影响,没有交往。其它两位,因为分配到外地,我大致只见过一面。原来是工人的朋友,则陆续退休。出国前,我还向其中一些朋友告别。我相信,尽管因为中共专制的极端残暴,许多朋友被迫淡出民主运动,但是,他们中多数人,对民主事业关心和向往的心,却不会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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