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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是谁撕裂了意识形态围堵——“民主墙”语话横扫中国主流媒体
曾记否，中国10年文革结束不久，中共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发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和亲自组织了反响巨大的“理论务虚会”，由此推动了一场“人民民主思想解放运动”；而北京“民主墙”和“全国民刊”运动，正是与那个时代应运而生的社会产物。当时由北京四大民刊《四五论坛》、《北京之春》、《沃土》、《今天》为代表的全国各地民间刊物百家齐放，波澜壮阔，一时成为后文革时期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但后来邓小平却主导全国人大封杀了中国人民仅有的一点“四大自由”，随后又主导通过中共中央2号文件，用这种非法的方式，将全国民刊定为“非法”，并在全国范围内大肆搜捕、关押创办民刊的民运人士。从此中国民主墙时期与民间刊物语话，成为所谓“改革开放”之中国主流媒体最敏感、最忌讳的话题。
时隔近30年后，当年鲜为人知的民刊参入者——徐晓(现任光明日报副主编），却悄悄推出了她对那段往事的回忆性随笔集《半生为人》。该书不仅涉及了文革后期中国知识青年在黑暗中沉沦与挣扎的悲剧和试图实现个性突围的努力，还生动地书写了她深陷难狱生活的心迹：阳光把窗棂的阴影投在墙壁上，她是靠着阴影的移动来推断时间的。她能从独轮车发出的声响，听出监狱里送来的是装水的木桶还是装饭的铁桶。
然而，她用更多的笔墨，正面描写了当时发生在北京民主墙时期的故事，特别是她参与出版、印刷民刊《今天》的幕幕往事。她在该书中包含着激情，描述了当年民刊的参与者们为其奉献，为其付出的那种神圣感、使命感；写当年那些知青们聚集在民刊的旗帜下，激情满怀的阅读、思想、写作、争论、演说的历史。作者写道：“每个星期天，我们都会去装订杂志。那个院子里到处都是临时搭建的厨房和矮棚，但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大家都觉得很神圣”。她记述了当时民间刊物圈里那些很响亮的名字：赵一凡、北岛、芒克、郭路生、史铁生、阿城等。不仅如此，她还回忆了当年发生在民主墙岁月里的一些重大事件：如后来遭镇压的“星星美展”和“四月影会”。
众所周知，1979年后，北京当局已开始向民运人士开刀，相继抓捕了北京民刊《人权同盟》的任畹町，《探索》的魏京生以及付月华、张温和等，形势已变得非常恶劣，不仅北京“星星艺术展”被取缔导致的“10、1”大游行遭镇压，民运老将魏京生也被判18年重刑。之后，《四五论坛》发起人之一刘清，又因组织、传播对魏京生的公审录音被捕，北京四大民刊《四五论坛》、《北京之春》、《沃土》、《今天》处境艰难，一些大专院校内的民刊也都被迫关闭或转入地下，民主墙遭到摄取了“四、五”运动成果的邓小平的敌视，最终被扼杀。
就是这样一部反映那个时代语话的书，能在大陆出版上市，已是奇迹了，最近又巧借中共准备从纪念胡耀邦那里找回合法性之东风，竟撕裂了维系近30年的意识形态围堵，悄然走上报端。曾一度被视为民主墙时期颇具代表性语话：“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贵是高贵者的墓志铭”，再次见诸报端，冲击了中国主流媒体，其意义非同小可。更为耐人寻味的是，作为民主墙时期《今天》民刊的见证者和参与者的徐晓及其《半生为人》一书，竟被中国南方最有影响力的大报《南方周末》记者夏榆相中，特刊发表了“《半生为人》：一个失去时代的精神肖像”长篇评述的文章，其中潜在的含义已不言而喻。记者试图在该文中引导这样的思考：“2006年，是文革30年祭，也是知青30年祭。作为文革后一代中的一员，那段历史留给徐晓什么样的烙印？”。对此，徐晓曾做出了这样的回答：“毫无疑问，如果每个中国人不能像德国人记忆奥斯威辛的苦难和耻辱一样，以及文革和与之一脉相承的灾难，我们的民族之魂将长久地徘徊。”
如果事件仅仅发生到这里还不过是一种例外的语话，那么就在外界吵嚷着中共会怎样纪念胡耀邦诞辰90周年前几天，中共团派大报——《中国青年》，竟作为“阅读特稿”，原文转载了这片充满了“民主墙时期”语话的记者评述。我作为那个时代的参与者与见证者，不由得便悟出了其中的“门道”。这种由南到北的“民主墙时期”语话，突然横扫中国主流媒体的事实，就是伴随着纪念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事件一路走来的闪亮脚印。也许这并不符合操控当今中国主流媒体“大盘”的党腕们的意志，但我坚信：他们可以用来托盘的意识形态资源，已经赔的快要见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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