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24日讯】人是有理性的存在物，这样一个判断是人人可以顺口说出的，却未必是人人理解的。首先，这个判断说的是“有理性”，而非“是理性”，二者有明显的区别，却为日常理性所忽略：它是在“是”的后边多一个“有”字，这就是说人与理性不是同一个事实，人不是直接的“是”理性。这就有了人与理性的关系：即——人是什么？属之哪一世界？这一世界所服从的力量又是什么？

   理性是什么？理性属之哪一世界？理性世界的原则是什么？

   人是自然一物种，自然家族的全部成员都只服从自然必然性，不服从别的，人岂能例外？

   人是客观事实，是完全被动的，它的性质是由大自然不容商量地赋予的，它自己不能有丝毫奈何，不能不生，不能不死，不能不成长不衰老，它不能不表现自然授之的品性。

   而理性只是人的物质机能，它依附在人的肉身之上，只是物质的性质，只做为现象看它也是客观的。——只要该物质存在了，就非派生出理性不可，这又是无可奈何，不能避免的。只在理性的功用上（这是特定的范围内的），它才是能动的，自觉的。并不因为人有了能动能力，人就不属于客观世界，其存在就不是被动的了。以上两点（人与理性）可以洞悉——

   人是种有主观能动能力的客观存在物。客观存在物才是人的终极本质。

   能动能力（理性）只是附属于客观存在物上的性质。

   所以——人并不=理性。而是：人拥有理性。

   这个判断告诉我们：若抽去了理性，人并不丧失存在，人还是物质的、客观的人。但是若取消了物质性，理性当然也消失。

   可见：合法性也就是因为理性的形成。第一，人是客体，始终服从必然性，这是什么情况下都动摇不了的；第二，人有了理性，从它自己的方面来看要服从理性——能动的，自主的，选择的。

   这里就看到了人的两种服从：一是人的客观性服；二是主观性服从。这就有一个怎么样（以什么标准，原则）来服从的问题。因为人是物种——是一个类，有许多并列的个体，又同存于一个环境，同处一个物质条件，任何一个体的选择都同时影响类，影响环境。独立性就必须是不损及类，不损及共同环境为条件——秩序。这就造成了法。

   法——用以强制国民行为的原则。

   但是，在世界上存在的是人，不是法、也不是制度，是因为人的首先存在，客观存在，才需要法来提供安全，维持秩序。——法是用之于主观的，它保证的却是客观存在。可见，法、制度，本质上是服从人，服务于人。它对人的存在具有价值，但它自身不是存在，没有需要，不必给予满足。

   因此，法，制度必须首先合法。

   法，制度的首先合法是人的行为的合法的前提。

   法，制度合什么？——答：它们用于什么，服务于什么，就合于什么。秩序不是为了去限制人，而是为了去保护，去服务人。——保护，服务人的生存。因而法、制度、价值观必须出自人的客观性，通过限制人的主观性，要主观能力按照客观性质去选择。——客观性是不可抗拒地授于天命，它既是不可抗拒的，肯定就不会是与存在相排斥的。它既来自不可抗，也就不能设想加以限制的。它就是主观能动性如何运用的标准，理性的标准。以使理性的运用保持在秩序限度之内。

   指出人是什么？服从什么？这是“是什么的学问”——是认识论的。至于人是什么，却与人对它的认识无关的，属于创造它的力量，因而这里所探求的是道理上的真——合法性。

   给人立法、为社会制定制度，理念，这是要人怎么想事，怎么来干事，是理性能力所可奈何的，是在奈何，包含了利与害，解决的是实际问题，所求的并不是真理，因而是——有效性。

   所以我们马上就要研究已开列出的：二、做为学说或理论的“共产主义”是用于“干什么”的，还是为回答“那是什么？”的。若属于前者，它就不是为了认识，凡不是为了认识的就不可能是真理。

   且不问“共产主义”做为社会制度的理想，其形成有多早，由哪些人，只问马克思是拿它来干什么的？我们马上就可以肯定：共产主义不是关于真理的而是关于应用的学问，证据是——它的目的不在于认识对象，而在于达到掌权。因而他的学说建在它的意志之后，是它的意志的方法论。

   所以说，它是——工程，不是科学。

   虽然马克思也考察十九世纪社会的一般面貌，研究经济运行的最一般规律，（这两个学问都是科学立场的）特别是他还发现了——价值一般。但这些只是用作他的目的的环节，是服从于他的目的的。

   马克思是在设计秩序，用他的方法——共产主义来造成这一秩序。因而即便在共产主义学说内部包含了科学，甚至占的比重很大，仍然不能说共产主义是科学，这是由它的总目的先于它做为学说规定了的。

   当然我们不能不承认共产主义是学问，是学说——有体系性，或许它的内部也不含矛盾，其说能够自圆——如我们敬仰的郭师（郭罗基）说的那样。但我们也请郭师考虑，你的立论是在共产主义内部，并不是把共产主义当作对象来考察。你的智慧是活动在共产主义框架里，是它来引导著你；它引导你，它就障蔽了你对它探寻的企图，立场上就不是你对著它，而是顺著它。

   请对比，从内部不能发现托勒密体系（希帕克的）的矛盾，它的本轮、均轮有效解释天体运行千余载。而且，文艺复兴前基督教内部也不是没有杰出思想家，这些人也不是没有超越常人的智慧，问题的要害是他们都活动在宗教、神学内部。他们的智慧就只能去证明神的存在，证明三位一体，是神学原理牵著这些思想家的智慧走，智慧怎么能弄清有神无神呢？即使一学问内部各系统全对，它要用之的方向是错的，那它还是错的。

   所以，我们首先得弄清的是：

   共产主义是“用于干的”？还是“用于识的”？

   在出发立场上它就不是为了识，不是为识怎么能得出真理？

   共产主义不是为学问而学问的东西，是为利害而学问的，它在始原上就没有合法性，它求的是有效性。

   很显然，马克思用理性才能设计他的秩序，因而他的秧序就是理性的产物。就得问：它用之于何处，用之于何物？它要用之的对象又是哪一世界？

   这是分属两个世界的东西——就有共产主义与自然事实的人，谁个是客观？是不可抗拒事实？孰个是主观的，是选择的？那么只能是那个主观的来服从那个客观的，那个选择的来服从不可抗拒的。

   因此，我们就要理直气壮地发问：共产主义合法吗？！

   我们却不可能问：人合法吗？！

   这一追问才是中国摆脱危机的出路，密钥。

   追问一事物是否合法，这追问的本身就是双命题：其一是共产主义是用什么造出来的？其二是共产主义这个名称所内涵的原理是不可抗性的吗？是出自不可抗性吗？

   第一个问题用于解决只有在人类（理性）世界以内的东西——（人的造物）才存在个合法不合法，才必须合法。因为它并不必然，不是不可抗，那它就应符合必然必然。

   凡非人类世界的事物（不是通过理性的，或不是理性所创造）就不存在合法性问题——它原本就是不可抗拒的事实，它合什么？

   共产主义（所有的主义），既是主义那它就是意识之后才造出来的，它就是人类理性劳动的创造，它就并不必然合法。它就必须首先去合法。

   是什么去合？去合什么？

   共产原则去合。去合人性自然性。

   但是，中国宪法的四原则却是颠倒了世界与理性的关系，它的错误是让不可抗性服从可抗性，让先天服从后天。中国宪法超越了天然，颠倒了自然。它蔑视了不可抗性。这样中国宪法自身就陷自身于非法，陷自身于危机。

   中国的危机是宪法危机。中国走出危机的道路——就是否定（摆脱）它的宪法！

   只要在方向上符合否定宪法，就天然合法！是对否定的否定——肯定。否定中国宪法就是回到真正的法——人性不可抗性这个法。

大纪元(http://www.dajiyuan.com)5/24/2003 1:56:16 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