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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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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质外交游戏何时了?
·老外看不懂中共官僚
·被戏谑的钦定荣辱观
·马英九的民主牌
·一点突破 满盘皆活——以争取言论自由为突破口的民间维权
·盘点冰点事件——大记者VS小官僚
·反道德的钦定“荣辱观”
·樱花的中国劫难
·连战出任中共政协副主席指日可待
·喉舌思想的始作俑者——孙中山
·胡布会——制度对立支配利益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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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自由的论证
·我的人身自由在十几分钟内被剥夺——写在劳改基金会主办“苏联的古拉格和中国的劳改”国际研讨会即将召开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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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对待权贵私有化的“制度性原罪”
·独裁崛起对世界民主化的负面效应
·制度性的“为富不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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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理论的悲悯——狱中读《法兰克福学派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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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夜 天安门广场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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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禁令封口到恶法禁言——再评《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
·中国权贵的暴发户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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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人的乌托邦和野心家的工具————狱中读《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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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面对利益党的自我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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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泾浜加奴才相的十博士生呼吁
·2006年回顾:亲民秀 人权秀 恶搞秀
·毕加索亵渎斯大林亡灵
·我与《开放》结缘十九年
·新闻改革秀的客观效应
·在大国崛起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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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国家在二十世纪的四大失误(之一)

作者题记:十九世纪,马克思把宗教称为“人民的精神鸦片”,煽动起东西方的无神论狂热;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及其共产主义理想变成了指导东方革命的“马克思教”。它作为人类思想史的最大乌托邦,不但变成了人民的“精神鸦片”,且变成了知识分子的“精神鸦片”;它掀起了世界历史上最疯狂的群体革命,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共同缔造的东方极权主义,为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
   然而,西方自由国家与东方极权主义的较量中,西方人起码犯过四大错误,四大错误的性质毫无区别——对极权者们的绥靖和迷恋。第一次是迷恋暴君斯大林,第二次是对暴君希特勒的绥靖,第三次对暴君斯大林的妥协,第四次是对暴君毛泽东的迷恋。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力的提升和大国外交的展开,中共政权越来越陶醉于“大国外交”,外交政策的日趋强硬(对台的反分裂法和对日本的强硬),民族主义骄狂正在飙升,中国资本在美国进行石油公司的收购……“中国崛起论”风行世界,美国和西方的一些大媒体开始不约而同地聚焦中国,从各个方面评价中国之崛起以及西方的应对,更有西方舆论干脆就以“中国热”来谈论西方对中国的反应。
   国际上的“中国崛起论”和“中国威胁论”,从正反两个方面强化着中国人即将再次称霸天下的幻觉,中国的民族主义开始进入虚构神话的阶段:庆典般的话语狂欢集中于对美、对日、对台的仇恨宣泄,而统一台湾、制服日本和超越美国就成为复兴中华帝国的幻觉。中共少将朱成虎甚至威胁说:一旦中美开展,中国“准备让西安以东的所有城市被摧毁。当然,美国人将必须准备好数以百计,或两百个,甚至更多的城市被中国人夷为平地。”

   事实上,中国民族主义由防御性诉苦转向进攻型叫骂,中共外交由“韬光养晦转”向“有所作为”,从江泽民提出“大国外交”以来就日益明显,中共军费连年飙升,从政权到愤青也日益表现出独裁大国的狂妄。御用经济学家声称:“中国将在20年内赶超美国”;军事专家危言:“中美之间必有一战”;外交专家声言:“是放弃‘韬光养晦’的时候了。” 胡锦涛上台不到三年,授权战争的“反分裂法”高调出笼,喊杀喊打的声音变成了爱国主义的最强音,“和平崛起”的许诺正在变成“战争崛起”。
   在如何应对中国崛起的问题上,美国政府基本上采取交往与遏制并行的政策,而欧洲的法、德两大国却为了经贸利益而竞相对中共政权献媚,特别是法国总统希拉克成为引领西方各国向独裁中共献媚的领袖人物。希拉克在冷战后的世界上高举“戴高乐主义”的旗子,宁可与独裁中共眉来眼去,也不愿与英美同盟站在一起。他热衷于在国际上建立反美联盟,特别是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一面在欧洲与另外两大国德国、俄国联盟,一面在亚洲拉紧独裁中国,形成了法德俄中的反美联盟。
   为了经贸利益,希拉克用出卖政治支持来换取中共的大额订单,在涉及到中共的重大政治问题上,他几乎无条件地支持中共——从人权问题到对华军售再到台湾问题。中共前党魁江泽民访法时,希拉克在私人城堡设宴款待;中共现党魁胡锦涛访法时,希拉克把欢迎的红地毯从飞机场、总统府、私人城堡一直铺到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和埃菲尔铁塔,再从铁塔的底座一直铺到塔顶,最后以浑身红彤彤的铁塔为背景合影留念。
   另一股向中共献媚的主要力量是西方的大资本,进入中国的美国大网络公司——从雅虎、思科到微软——大都为了商业利益而屈从于中共的压力,成为中共现政权管制网络的帮凶。结果是,美国商人提供的技术帮助正在强化中国以反美为标志的狂热民族主义。因为这些美国大公司对中共的技术帮助,既提升了中共的封网水平,也加强意识形态灌输的效力,而中国现在越来越畸形的民族主义思潮,显然与民众的知情权严重受阻和官方的强制灌输高度相关。
   最典型的献媚当属美国商人罗伯特·劳伦斯·库恩,这位拥有亿万家财的金融家,也在大把赚钱的闲暇里客串一把传记作家,一出手就不同凡响,为中共第三代独裁者江泽民作传,还起了个很煽情的书名:《他改变了中国》,尽显这位洋人的高超的献媚技巧。此书一出版就在中国变成畅销书。这让我想起当年的埃德加.斯诺写的《西行漫记》。只不过,主人公由暴君毛泽东变成了独裁戏子,背景由陕北的穷山沟变成了繁华的大上海。
   该书遵循着“为权势者讳”的伪饰逻辑,而且,洋人的署名及其写作技巧使伪饰显得更精妙。在一脸民族傲气而骨子里依然崇洋媚外的当下中国,由西方人写的此类传记似乎比出自大陆作者之手的更客观、更真实、也就更可信。所以,曾经参与了大量早期筹备工作的大陆著名传记作家叶永烈,才被“江传”写作组玩了一把。无论他在国内外多么有名,也无论他曾为“江传”作出多大贡献,但他都无法与洋人争夺署名权。官方从请他参与的那天起,就已经给他派定了角色,只能充当库恩先生的匿名抢手,干出力拿钱却不署名的幕后活计。叶永烈咽不下这口窝囊气,于是,他向海外媒体曝光了“江传”的写作内幕。
   今年上半年,几家最有影响的西方大媒体纷纷聚焦中国的崛起。美国最有影响的时政杂志《时代》周刊出了一期中国专刊,主题是“中国的新革命”(CHINA'S NEW REVOLUTION),相关文章超过二十多个版面,从各个方面向世人介绍正在崛起的中国。英国大媒体BBC 深入中国内地进行“中国周”的直播报道,有史以来第一次对中国作多层次、全方位的集中报道。
   一些西方评论家谈起中国的崛起,他们的思路和口气,既有资本家们那种惟利是图的劲头,也有类似中共跛足改革的逻辑,他们可以不顾事实、不要理性和摒弃良知,而只要经济指标和中美贸易的数量。比如,今年的5月9日,美国的《新闻周刊》发表国际问题专家法里德·扎卡里亚长文《未来属于中国吗?》,该文在谈到中国的崛起时,口气很象中国的御用智囊们,通篇只谈中国的经济成就,而对中国的政治及其内在危机不置一词;只对中共领导人发出赞誉之词,而闭口不谈六四大屠杀和法轮功大灾难;只谈中国的崛起不同于当年的德国和日本,而对西方流行的“中国威胁论”轻蔑地一笑;似乎中国正在以历史上任何大国从未没有的“完美方式”崛起,如同该周刊封面上靓丽的中国女影星章子怡一样。
   最近,出自英国华裔女作家张戎女士与她丈夫之手的《毛:鲜为人知的故事》,却在向西方人揭示一个害死“七千多万中国人”的暴君。在英国《每日电讯报》对该书的评论中,有一段话令人深思:“二十世纪我们犯的最大的错误中,西方的左派、政客等对毛泽东的热情是最愚蠢的。毛泽东害死了七千多万人,是因为这些人在西方没有什么朋友,所以外界对这么多人的死亡竟然没有感受。但张戎是个中国人,她在写她的人民所忍受的灾难。为了替那些毛的牺牲者发出些声音,她的感情和愤怒在这本书里的每一页都闪烁着。”所以,该评论又说:“没有几本书是注定可以改变历史的,但是这一本书将改变历史。”
   其实,在二十世纪,西方自由国家的大错误,何止于对“害死了七千多万人”的“毛泽东的热情”!翻检西方国家与极权体制的关系,令人不齿的错误比比皆是,大而言之,起码犯过四大错误,四大错误的性质毫无区别——对极权者们的绥靖和迷恋。第一次是迷恋暴君斯大林,第二次是对暴君希特勒的绥靖,第三次对暴君斯大林的妥协,第四次是对暴君毛泽东的迷恋。
   第一个大错误:三十年代迷失于“斯大林热”
   库恩的《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会让人想起法国作家巴比塞写下的斯大林赞歌《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翻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西方左派们“对斯大林的热情”,对于帮助今日世界看清西方曾经流行的“毛热”和现在流行的“中国热”,大概还能有所补益。
   上世纪30年代,正值前苏联的大饥荒和大清洗的高潮,几百万人被饿死,几百万人被清洗,数十万失去父母的儿童无家可归、四处流浪……
   集体化导致饿郛遍野的大饥荒,在饥荒最严重地区居然是欧洲大粮仓乌克兰,某些村庄连一粒种子都没有,人们饿得普遍浮肿,整村整村的人全死光了,人吃人的事时有发生,官方派出专门的部队封锁这些村庄,阻止饥民出外逃荒,以防外人进来了解真相。
   西方媒体把苏俄的大饥荒称为“有组织的饿肚皮”。
   被饥饿驱赶的人们不得不进行消极反抗,偷盗集体农庄的粮食变成饥民的存活之道,沿街乞讨和四处扒窃成了流浪儿的谋生之道。为了遏制民间的偷盗之风和控制流浪者的四处流动,在斯大林的主持下,苏共中央不但恢复了在列宁时代已经废除的沙俄时代的身份证制度,而且制定了两项世界文明史上史无前例的恶法:
   第一项恶法由斯大林亲自起草,于1932年8月颁布,主要的法条是:“侵犯公共财产的人应当作为人民公敌被枪毙。”该法令被民间称为“五穗法”,饥民们可能仅仅因为偷了集体农庄的几棵麦穗就被枪毙,最轻也要判十年徒刑。到1933年1月1日,该法令刚刚被执行了不到四个月,就有高达55000人根据新法令被判罪,其中2000人被枪决。
   第二项恶法于1935年4月7日颁布,主要是针对流浪儿童。法令规定,12岁以上的儿童若犯了扒窃之类的罪行,与成人同样论处,甚至可以判处死刑。
   更残忍的屠杀是在两项法律颁布之前,斯大林曾下了一道密令:凡是在抢劫食品仓库和扒窃列车时被当场抓捕的人,以及染上花柳病的人,无论成人和未成人,统统秘密枪毙。这项针对流浪者的秘密“行政措施”,一直执行到1935年4月7日,才被正式颁布的恶法所取代。
   死于大饥荒人数,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呈报给斯大林的统计数字是330万至350万,西方媒体认为(包括那些经常称颂斯大林制度的外国记者)在500万至700万之间,还有人统计出1,100万人。
   与大饥荒相伴而行的是“大清洗”,从1930年持续到1939年,几乎涉及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党的高官、军队精英、知识精英、宗教人士、青年团骨干、农村的富农、流浪儿童,甚至包括参与清洗的秘密警察……无一幸免。在大清洗高潮期的1937-1938年,莫斯科市曾在一天内就处决上千人,在内务部的路比扬卡监狱,平均每天登记的执行枪决的数字就有二百多起。斯大林时期的恐怖暴政所杀害的人数,据1956年克格勃在回答政治局的秘密质询时的通报:从1935年到1940年这段时间,有大约一千九百万人被捕,其中至少有七百万人被枪决或在劳改营中死去,实际受害人数远远超出克格勃的统计。
   据索尔仁尼琴说法:死于大清洗和集中营的人数高达六千万人。即便根据最保守的历史学家们估计,至少也有二千万人。由此可见,斯大林的恐怖政治及其大规模屠杀,创造了西方历史上和平时期的史无前例的罪恶记录。
   农村在荒芜,农民在饿死,孩子在乞讨。
   全国在审判,无数人被屠杀、监禁、流放。
   然而,苏联的所有媒体都在为集体化大唱赞歌,红场上不断举行盛大的游行和集会,被斯大林优待的国内外知识名流们,也纷纷加入到对斯大林及集体化、甚至大清洗的礼赞之列。被斯大林利诱回国的大作家高尔基,一方面,他是赞美斯大林的领唱人,组织了120名著名知识分子集体完成了赞美斯大林的特写集,首开苏联知识分子对极权者进行集体礼赞的先河,另一方面,他又是大清洗的首席鼓吹者,他充分肯定劳改和审判富农分子,并告诫人们要时刻提高警惕,不要被狡猾的富农们利用饥荒来攻击政权的伎俩所迷惑。在大清洗的关键时刻,高尔基主动为斯大林站台,写下了讨伐敌人的范文《如果敌人不投降,就消灭他!》。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对高尔基的这篇檄文大都耳详能熟,太多的大批判文章都是对此文的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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