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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意识觉醒时代的统治危机

   

   作者:刘晓波

   --------------------------------------------------------------------------------后极权时代的广大农民,其物资生活显然大大好过高度极权的毛时代。即便在腐败和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的今天,农民也不会被成千上百地活活饿死。然而,为什么饿死了几千万农民的毛时代,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底层反抗,而在基本饿不死人的毛时代晚期和邓、江、胡时代,却屡屡发生大规模的自发的民间反抗运动。

   在毛时代晚期,爆发了反文革、反四人帮、甚至反毛的“4.5”运动”。

   在上世纪70年代末,出现了呼吁“第五个现代化——民主化”、言论自由和基本人权的“西单民主墙运动”,以及自发政治参与的高校竞选运动。

   从1986年到1989年,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学生运动此起彼伏,最终爆发了震惊中外的89运动。

   “6.4”之后的15年中,虽然自发的民间反抗运动从来没有达到过89运动的动员规模和世界性影响,但分散的小规模民间维权,不仅从未间断过,而且已经越来越呈现出此起彼伏之势:“6.4”难属的坚忍不拔、持不同政见运动的公开化、法轮功维权的国际化知识界的反抗“文字狱”、特别是发自社会最低层的农运和工运,自90年代后期以来愈演愈烈,不仅规模越来越大,而且反抗方式也日益走向激进,个体的自焚不断出现,群体性的官民冲突也常常演变为局部暴力,上访运动也越来越具有组织性。今年10月份以来连续发生的大规模官民冲突,少则几千人,多则几万人,正在预示著民间大规模反抗运动时代的到来。

   独裁制度之所以能够稳定,根本原因不在于暴力镇压及其恐怖秩序,而在于民智未开的愚昧使之在民间还具有道义正当性。也正是这种愚昧赋予了独裁政权以合法性,只有被自发认同的合法性才能保证政权的稳定。而在历经独裁制度下的苦难和先知先觉者的启蒙之后,民间一旦摆脱了愚昧,权利意识便开始觉醒,未经民众自愿授权的政权也就越来越不再具有政治合法性。而缺少政治合法性的独裁政权,要维持住威权统治的稳定,必须同时满足5大条件:一是搞好经济,使民有恒产且生活水准不断提高;二是廉洁高效的政府;三是财富分配的相对公平;四是具有吸纳社会精英的制度化管道;五是为民间提供有限的言论空间来释放社会不满和政治异见(如新加坡)。否则的话,即便独裁政权把施舍小恩小惠作为主要的统治手段,也无以在道义上服众;即便进行血腥的镇压,也无法压制住民间的反抗。

   而在中国的制度下,明君清官仅仅是制度之外的偶然,昏君恶吏才是制度的必然。

   特别是处于后极权时代的中共政权,除了以巨大的综合代价维持住经济高增长之外,其他四项则一塌糊涂:腐败横行,两极分化加重,统治效力急遽下降,垄断媒体以压制不满和异见。手握独裁特权的权贵们,早已丧失了想做明君清官的政治理想,而变成了极端自私而功利的机会主义者。他们身处体制的核心地带,最了解体制性危机的严重程度,所以,他们大都怀有“搭末班车”的惶恐和贪婪,利用公权力来不择手段地追求个人和家族的暴富,然后把财富转移到境外的安全地带,已经成为他们为官的最大动力。他们极端贪婪,早就一夜暴富了仍然犹恐不及,怎么可能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救世情怀。

   89运动之于大陆民间的最大意义就在于:一方面动摇了中共体制的政治合法性,另一方面以惨烈的代价促成了普遍权利意识觉醒时代的到来。在此意义上,亡灵们的鲜血没有白流,而是在人权长期荒芜的土地上、播下了人权意识的种籽。

   在没有言论自由和司法独立的中国,正当权益严重受损的民众,不可能得不到体制性的舆论救济、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唯一具有救济意义的上访制度,本身就是畸形制度产出的怪胎,事实上早已名存实亡。所以,权利意识逐渐觉醒的民间所进行的自发式维权运动和政治动员,决不会以当权者及御用精英们的意志为转移,即不是想不想要底层动员或底层动员可不可能的问题,而是这样的底层动员在何时、以怎样的方式大爆发。因为,血腥屠杀后15年的事实是,权贵们的作恶多端和底层民众的持续受损,已经在事实上进行了多年的政治动员的准备,底层所积蓄的对官权的不信任及其怨恨和日益高涨的政治参与热情,已经为发动一场庞大的社会动员积累了过多的民意资源。当民间的公正饥渴一直得不到满足或缓解之时,当民众的权利诉求和政治参与热情一直处于被刚性压制的状态之时,压制越刚性,饥渴就越严重,可能爆发的参与态势就越激烈。这样的持续积累一旦因某格偶然事件而打开缺口——不管以怎样的方式打开——“6.4”后被强制压抑了10几年的公正饥渴和政治参与热情,很可能演化为狂热的参与爆炸。

   必须记住如下国情:即便不谈严重的两极分化和弱势群体的利益受损,仅凭“6.4”屠杀和镇压法轮功这两大罪恶所积累的伸张正义的要求,就足以发动全国性的政治动员,因为二者皆是欠下超额血债的罪恶。常识所说的“压迫越深重而反抗越激烈”,此之谓也。

   所以,如何通过为底层的政治动员提供有弹性的政治空间,把底层释放出的维权能量和政治参与热情导入一种非暴力的法治秩序;如何通过政治改革来遏制跛足改革的恶性发展,来保障民权和遏制官权,来逐渐建立起有效的人权救济制度,才是中共现行政权化解民间怨恨和化解社会危机全面爆发之正道。(2004年11月8日于北京家中)

   --转载自《民主论坛》网站

   11/12/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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