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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八九年“四·一八”静坐活动
记 八九年“四•一八”静坐活动
李进进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八日在人民大会堂前发生了第一次对后来学生运动具有重大影响的静坐活动。这是继胡耀邦在四月十五日去世后第一次有组织的抗议活动。这次活 动与“四、一九”和“四、二○”新华门事件有直接的关系，对后来的绝食活动亦有间接的影响。这个事件发生的比较早，也由於后来大规模绝食活动具有更大的影 响，故这次静坐活动虽有所报道，但在主要纪念文献中著述不多。“六四”屠杀后，海外第一本有影响的纪实文献“天安门一九八九”对此作了简单的记录：
“悼念活动方开始两日，中共对校园便采取了隔离封锁的对策，严厉管制进出，这使学生将活动空间转向天安门广场。十七日夜，北大学生情绪高昂，突然掀起一阵 砸瓶子(暗喻砸邓小平)的风潮，然后在一阵“游行去”的喊叫声中，上千名学生出发前往天安门。而后逐渐发展到十八日的人民大会堂静坐事件。事态进一步发 展，次日凌晨，又发生了让中共领导人寝食不安的首度冲击新华门事件，学生直捣中共领导阶层居住的中南海，强烈要求与领导人对话。”
这段描述基本是准确的。“四一八”静坐是“四一七“游行的继续和发展。但是，“四一七”游行前，北大的学生并没有砸瓶子，也就是说北大的学生当时并没有 “砸”邓小平的想法。当时北大的学生只是在自己的宿舍里敲打自己的饭碗，传递一种号召的信息，并互相鼓励。可以说，整个“八九”学运就是从北大学生宿舍楼 里敲碗声中开始的。
为什么这场运动是从这敲碗声中开始的？
八六年底全国各地学生陆续走上街头要求给予更多的自由和宽松的环境。北大学生也由此走上街头，聚集广场，最后和北京市委抗衡，并焚烧<<北京日报>>。事件虽被压下去，但学生们并不服气。
一九八八年春，在中共“两会”期间，一些北大学生抓住一个表达不满的机会，走上人民大会堂台阶给人民代表擦皮鞋。另外一件事是北大研究生会的 “公开信”。当时，笔者刚刚走马上任北大研究生会主席。十来位研究生提出“从教育改革入手”来表达政治参与的愿望。在第九届研究生会的参与下，我们在 “三角地”贴出了一封写给“两会”的”公开信”。这封公开信在当时轰动一时。虽然这件事不了了之，但从这件事上来看,学生们的政治诉求开始蓄发。
一九八八年六月，北大学生柴庆丰被校园附近的流氓用汽枪打死。此事在北大引起了又一次风波。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学生们又去了公安部和天安门。然而，这件事毕竟是一个刑事案件引发起来的，不好向政治诉求方向发展。
一九八八年秋，一种新的探讨政治改革热潮出现了。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子明和军涛当年在北京京丰宾馆举办的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的大型讨论会。 笔者参加了会议。会后，笔者还从与会者中请来了一批学者到北大，其中包括于浩成、包遵信等。我们研究生会以他们为主举办了一个“现代化理论讨论会”。这次会议在北大有很大 的影响。当然，北大当时还有许多别的活动，比如王丹组织的一系列活动。总之，八八年秋季那个学期，各种讲座，沙龙，和理论讨论会以及各种人物都涌进了北 大。一场政治运动已经蓄意待发，只等机会。
胡耀邦的去世提供了这种机会。胡因“八六”年学生运动而下台，中共元老们指责他助长了“资产阶级自由化”。胡的去世给学生们提供了表达积蓄了两年多的政治不满情绪的机会。
以下文字是关于笔者（我）如何参加到“八九”民运的过程。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下午三时一刻钟左右，我正在北大三角地邮局里。北大研究生会的一位副主席告诉我：耀邦去世了。他补充了一句话：“又要闹事 了”。我当时刚刚在香港做完我的博士研究课题，回到北京没有几天，头脑似乎有点麻木，不太相信会有什么大事发生。可当我从邮局出来后，在三角地的百货商店前，看到几个学生拿着标语急匆匆地走向三角地的报栏处，贴出来“耀邦永垂不朽”的大横幅。这幅悼念的大字横幅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耀邦去世的消息不超过 几分钟。学生们的反应如此之快，令人难以置信。在这大字横幅后的一分钟之内，我又看到了第二幅悼念胡的标语。我可以说这两幅标语是整个八九民运中最早的悼胡大字报。
在我一个多小时后再次返回三角地时，悼念耀邦的大字报和小字报已经贴满了三角地报栏。大字报的内容已经远远超过了悼念的范围，如“该走的不走，不 该走的却走了”。四月十五、十六、十七日，整个北大学生的注意力都在三角地附近。通过大字报和演讲，学生们的情绪已经接近沸点。我已隐隐感觉到“该是走上街头的时候了”。
四月十七日晚饭后，我与其他几位博士研究生在我房间里闲谈，突然听到一阵一阵吵杂声。什么声音？原来是来自学生宿舍的敲碗声。这声音把我们不由自主地吸引到北大二十八号楼前。强烈的敲碗声夹杂着“游行去”的喊叫声，让人感到震撼。这声音大约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是这原始般的声音将上千人聚集到北大三角地，热血沸腾，情绪激昂。在学生们还不知下一步该如何做的时候，突然从二十八楼楼上降下一个巨幅挽联：“中国魂--部分北大校友暨师生敬挽”。
几位学生将这幅挽联沿四边托起并引导学生们绕校园而行。北大的学生们托着挽联在各个学生楼前转，目的在号召更多的学生参加游行。越来越多的学生聚集在这挽联周围，跟随它，走出校园，走向大街，一直走向天安门。
到达天安门时已是凌晨四时左右。巨幅“中国魂”挽联在上千人的注视下，由几名学生挂在了人民纪念碑上。随后学生们便开始讨论下一步该怎么办。经过讨论，大家拟出了七条意见，并决定早上将意见交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早上六时三十左右，学生代表要求同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对话，并递交书面的七条意见。这位学生代表就是王丹。他来回传递着与人大办公厅交涉的情况。交涉看来不顺利。学生们由於缺乏经验和具体的目标，於是大部分渐渐离去，只剩下约二百人坚守在人民大会堂正东边的空地上。我站在他们周围，心里着急，为这场游行的结果而担心。
我没有参加以前几次的学潮。但我知道每次学生们走上街头后，缺乏组织，没有坚定的目标。游行抗议活动仅仅是一种政治宣泄。我认为，如果学生能有组织、有计划以及有目标地表达政治意愿，那么学潮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我跃跃欲试，想开一次先河。可是迈出那一步是如此的艰难。我当时刚从北大研究生会主席的位置上卸任。北大第十届研究生会是在我离开北京去香港做研究期间提前召开的。当时北大党委已经对我失去了信任。原因是我做了几件“无组织无纪律”的事情。一是在上任不久便组织张贴了致“两会”的公开信。二是在八八年底组织了一 次大型的“现代化理论讨论会”。我们请来了于浩成，包遵信，温元凯，等等。这些人几乎都是“自由化”分子。第三件事是我擅自与台湾大学研究生协会发展关 系，并在一九八九年二月在香港与台大研究生协会主席程千方和秘书长王俊彦会面。我们还签订了姊妹协会的协定。这触怒了保守的国家教委。所以北大党委趁我不在北京时提前换选。
风风雨雨的一九八八年耽误了我许多做学术研究的时间。从香港返回北京后，我曾想安心坐下来做研究，完成我的博士学位。如果我迈出这一步去组织非官方的学生运动，我清楚地知道，不仅我的博士学位可能拿不到，我也没有铁饭碗可吃。我内心犹豫，举棋不定，但又不忍离去。思前想后，突然一个观念出现在我的脑海：我无非是去做一个个体户好了。结论就是这么简单。当时根本没有料到后来发展的结果：坐班房并面临杀头的危险。
当脑子里确定了去做个体户的底线后，我就毅然决然地走到了学生的面前，帮助他们进行一次有组织的抗议活动。我拍了几下手，以引起学生们的注意。然后我作了自我介绍。接着我发表了我的看法。我说“人大代表应当同学生们见面。我们也有权利向人民代表递交请愿书。这是我们的宪法权利。我是宪法学博士研究生，我意愿代表大家去递交请愿书。但是有一个条件，即如果人大代表接受了我们的请愿书，那么，我们今天的任务就完成了。我们就应当离开。我们应当学会斗争的方式，做 到有理、有利、有节”。
我当时关心两个问题。一是，如果运动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学生们就会一哄而起，随后又一哄而散，不能形成有力量和有影响的学生运动。二是，如果学生们的请愿被接受了，那么学生们很可能提出进一步的要求。在没有长远目标的情况下，任何进一步的纠缠都是非理性的行为。所以我反复强调，学生要信守承诺。我问同学们，如果大家同意我的主张，我就代表大家去人民大会堂，如果不同意，我就离开。结果大家都同意了我的主张。於是，我就走向了人民大会堂。
我将我的北大研究生证出示给大会堂的警卫看并申明我是代表学生同有关方面谈判的。警卫让我进去了。我进入了人民大会堂里的一个会议室，那里已坐满了人。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谁。有人让我坐下后，我对他们说，我是学宪法，并向他们列举了宪法条款，指出人民代表有义务倾听人民群众包括学生的意见。我说：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应当接受学生的请愿。他们说，人大现在休会，代表不在北京。我们可以回到海淀区向海淀区的人大代表提意见。我回答道，北京市有许多全国人大代表。最后的焦点是：如果全国人大代表接受了请愿，学生会不会纠缠不清。我反复强调，学生已经承诺，递交请愿书后即回学校。他们不相信学生。双方相持不下。有人说要去研究一下。其实他们也在拖延时间，想进一步的了解我们这些人的背景。我非常生气，离开了会议室，并告诉他们我在大厅走廊里等他们的答复。
我在大厅里等着。我从来没有那么安静过，没有一点烦躁不安。两个小时就那么过去了。我深知，他们不会给我任何答案。他们所说的“研究一下”只不过是一个托辞而已。我胸有成竹：你们不是要研究吗，那好吧，我们会等你们的研究结果。我们会等一天，两天，三天，几天几夜，等它一年，哪怕就是我一个人，我也会等， 直到有结果为止。我要和学生一起等，即静坐。
我走出大会堂。我非常感谢那些可爱的年轻学生。他们还是那么执着及坚定地坐在那里等我回来。我把谈判的结果告诉了大家。我告诉他们，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的人员要研究，我们要在这儿等待结果。
稍会，我清理了一下思路并考虑了下一步的行动方案。如果我们在那儿等，我们就得有准备，很可能我们要等几天几夜，甚至更长。於是我就站起来向大家做简短的动员。我告诉了大家，我们可能不会在短时间得到任何答案。我们要等，可能要等很长的时间。我虽没有直接用“静坐”两个字，但已经告诉学生们我们在用一种静坐的方式请愿。同时，我将我们的静坐向外界披露。我要几个同学向全国通报，并向北大求援，要他们准备好棉大衣过夜。然后，我让人将挂在纪念碑上的 “中国魂”挽联移到我们静坐的地方，大家围绕着挽联坐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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