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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文集
·何清涟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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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
·“大历史观”对中国“新史学”的冲击——纪念黄仁宇先生
***2001年***
·文化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
·回到百年前的起点
***2002年***
·谁来斩“老鼠的尾巴”?——评《三种社会体制》
·中国改革的得与失
·何清涟、程晓农:已走到尽头的小农经济
·中国改革的得与失
·宪政中国与“老权党带入新社会”
·何清涟《中国现代化的陷井》日文版面世
***2003年***
·从“知识型劳力过剩”看当代中国就业前景
·读任不寐的《灾变论》
·第四代领导人不会改变既有的社会格局
·需要“救星”的人民只会得到灾难
·剔骨还父,唯大智者大勇者方能——悼李慎之先生
·制度化监控传媒业
·2003年中国“新闻媒体改革”改了什么?
·了解当代中国的小百科全书:何清涟的《中国现代化的陷阱》/胡平
·张清溪:现代中国侠女何清涟与她发现的中国陷阱
·爲了走出黑暗,必须控诉黑暗
·积重难返的出口退税制
***2004年***
·政府与官员共同分赃?——评反腐奇招“一二三工程”
·海外中文媒体大陆化(万人杰奖致辞)
·威权统治下的中国现状与前景
·焦国标与卢跃刚为了思想不再被奴役
·虚假命题的破产——谈外资进入将会促进中国的民主文明
·中国经济最薄弱环节——银行已达破产标准
·权贵制造仇富心理
·从贫民窟的清除看贫民的社会权利
·“审计风暴”为何刮不走贪污渎职现象
·中共将加强何种执政能力?──简评16届四中会会公报
·一个虚假命题的破产──谈外资大量进入中国将会促进中国政治民主化
·何清涟致樊百华:谁“中国改革的得与失”作者?
·从「万州事件」看中国的官本位文化
·中国政府如何控制媒体 “中国人权研究报告”(第一部分)
·中国政府如何控制媒体 (第二部分)
·民众生存权需为能源战略而牺牲?
·汉源事件——社会总危机的信号
·何清涟复多维新闻社11月4日来信
·一纸为贪官放行的“财产自由转移令”
·中共政府管理下的中国经济
·党务系统向左转,政务系统向右靠
***2005年***
·历史无情亦有情 ――为纪念赵紫阳逝世而作
·布什演说触动了中国政府哪根神经?
·解构虚假的历史——论国家罪错与政治责任
·从张恩照事件分析中国银行业海外上市
·“金盾工程”能够拯救中国的威权政治?
·人民币升值-经济压力还是政治压力?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难,政治信任缺失是关键
·从社会福利制度透视中国人的经济权利
·建立和谐社会――是口号还是行动?
·中共的寡头经济与政治垄断
·户口制度、工作机会与农民的生存困境
·经济发展的双刃剑:廉价的“中国制造 ”
·一个将中国政府钉在耻辱柱上的国际“奖”
·中产阶级能够改变中国吗?
***2006年***
·延安道路:一条政治上的死胡同
·拨开统计数字上笼罩的迷雾——分析群体性事件为何大幅“下降”
·权力与文学交配的产物——评政治宣传大片“我主沉浮”的创作思路
·透视中国权力授受过程中的官位买卖
·温家宝给中国言论自由贡献的“22条军规”
·救救年轻一代
·失败的教育体制对教育三大功能的严重破坏
·清洗“带血的GDP为”何如此难?
·中共政权为什么改变银行业引资战略?
·吞噬民财以自肥的中国教育部门
·抢救文革的历史记忆
·争取私权利的维权活动与要求公权力的民主化运动
·政府吞噬民财以自肥的“圈地运动”
·西方的人权理念遇上了中国的黑道
·反腐败旗号下的分利要求——透视中国的“土地执法风暴”
·只许欺瞒公众,不许糊弄上级政府
·中国性别选择生育背后的腐败
·《雾锁中国》:何清涟拨开中国媒体控制的迷雾
·构造统治基础的方向与和谐社会背道而驰
·“外资威胁论”忽视了什么?
·中国人为何失去了病有所医的权利?
·从陈光诚、高智晟事件看中国统治手段的非正当化
·“依法治国”的前提:立法要有政治廉耻
·上海新版历史教科书的改变意味着什么?
·限制外国通讯社的新法规并非出于经济目的
·网易文化调查触动了中国当局哪根神经?
·为权力斗争服务的反腐能够治理腐败吗?
·政治打击,意在加强中央集权
·暴力治国与建立和谐社会的悖论
·环境污染背后的责任缺失
·从一部纪录片看中国劳工权利
·中国外资政策正面临重大变化
·中国银行坏帐再惹关注
·被遗忘的数千冤魂――记1968年湖南邵阳县大屠杀
***2007年***
·新闻自由是实行宪政民主的先决条件
·改革神话的终结与重塑社会认同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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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程晓农:已走到尽头的小农经济)接上页博讯www.peacehall.com

     为这场对话做个总结,中国农村的问题或许可以归结为:最迫切的是乡村社会的重组,而稳定农村进而稳定社会的关键则是农民的就业问题,但这只是短期的反贫困策略,收功长远的反贫困战略则是改善教育。这三个问题的解决须仰赖“一定的社会政治条件”:首先要有一个理性、高效、廉洁的政府,能采用适当的政策对社会进行调控;其次,计划生育要成为农村人口自觉的行为,而不是政府现在的纸面控制(control on paper);第三则要加大教育投入,不断提高全体国人的教育水平,以提升人口素质,创造减少贫困的社会条件。

     【注释】[1]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1:The Challenge of Development,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p.2**-5.[2]《学习时报》编辑部,“落日的辉煌──十七、十八世纪全球变局中的‘康乾盛世’”,《学习时报》,2000年6月19日。[3]《中华工商时报》,1998年4月23日,第4版。[4]《湘声报.观察周刊》,2001年4月13日第2版。[5]《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11月18日第3版,“算算种地的赔钱账”。[6]程晓农,“繁荣从何而来?中国经济现状和趋势的分析”,载《当代中国研究》(美国)1996年第3期;该文经修改补充后刊于《开放时代》(广州)2000年9月号。[7]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9月。[8]张木生(《中国税务》杂志社社长),“中国公共财政的困境”,《战略与管理》(北京),2001年第2期。[9]转引自张木生文,出处同上。[10]“农民购买力提高的障碍”,《中国经济时报》,1998年11月20日,第5版。[11]出处同注[7],第355页。[12]《中国经济时报》,1999年3月9日,第3版。[13]新华社广州2000年1月18日电。[14]“农民负担为何难以减轻”,《中国经济时报》,1998年8月10日,第1版。[15]《报刊文摘》,1998年11月23日。[16]《半月谈》1998年第23期专稿,转摘自《报刊文摘》,1998年12月21日。[17]“都市里的村庄”,《天涯》杂志,2001年第1期。[18]《半月谈》,2000年第2期。[19]“一本奇书的奇遇──农民负担到底有多重”,《南方周末》2000年10月12日第1版;“中央政策汇编竟成禁书”,《南方都市报》2000年11月14日。[20]“上百村民逃进深山”,《新闻人物报》,1998年5月22日,第1版。[21]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宋洪远、赵长保,“收入增长、就业转移、城镇化推进──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及政策选择思路”,《管理世界》,1999年第1期。[22]国家统计局农调队的报告名为“提高农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任务依然艰巨”。该报告称,14.72%的农户家庭人均收入在0-999元之间,37.63%在1000-1999元之间,26.02%在2000-2999元,11.21%在3000-3999元,4.72%在4000-4999元,还有5.71%在5000元及以上。转引自《中华工商时报》2000年7月25日第7版“农村:不可忽视的支撑点”一文。[23]《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9月19日第1版。[24]《中国市场经济报》,1999年12月4日第2版。[25]出处同注[7]。[26]“财政收入过万亿,政府调控能力增”,《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9月25日第2版。[27]温铁军,“世纪末农业政策要转弯”,《改革内参》,1999年第7期。[28]“农村,不可忽视的支撑点”,《中华工商时报》2000年7月25日。[29]“农村人口就业和劳动力市场课题组”,“当前农村劳动力三元就业态势”,《中国市场经济报》,1998年10月28日第6版。[30]“农民收入增长,功夫在农外”,《中国市场经济报》,1999年12月4日第2版。[31]“浙江农村劳力纷纷告别土地”,《中华工商时报》,1999年7月12日第2版。[32]“农业和农村经济面临新问题”,《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3月30日第8版。[33]“农业和农村经济面临新问题”,《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3月30日第8版。[34]《中国统计年鉴2000》,330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9月。[35]《中国统计年鉴2000》,313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9月。[36]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课题组,“提高农民购买力,开拓农村市场”,《中国经济时报》,1999年3月9日第3版。[37]《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3月30日第8版。[38]《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10月9日第1版。[39]温铁军,“‘三农问题’”相关讨论中的似是而非”,《中经网》“50人论坛”(北京),2001年5月16日。[40]朱总理、温家宝副总理在粮食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农业政策面临重大改革,粮价不仅是定价问题”,见sohu.com,工商财经专栏,2000年9月3日。[41]黄季昆、马恒运,“中国主要农产品生产成本的国际比较和差别”,《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6期。[42]林富士:“略论台湾汉人社群的厉鬼信仰”,载《仪式、庙会与社区》,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出版。[43]何清涟,“中国农村经济破产和人口压力的关系”,《中国农史》,1986年第4期。[44]《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7月25日第1版。[45]《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6月6日第1版。[46]作者陈锋,载《岭南文化时报》1998年11月20日。[47]出处同注[7],第510页。[48]“槐底村之路”,《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2月25日。[49]“四川人口“黑洞”触目惊心”,《深圳商报》2000年7月14日A9版。[50]原载《半月谈.内部版》1998年12月,转摘自《报刊文摘》1998年12月10日第1版。[51]《中国青年报》,2000年3月11日第4版。[52]“春峰村非正常死亡档案”,《南方周末》1999年6月4日。[53]“国土生态:一个沉重的话题”,《中华工商时报》1999年3月14日第3版。[54]赵诚,“走出人口的误区──回应何清涟李辉的对话”,《世纪中国》网站“公共平台”栏目,2001年4月18日。

   何清涟(美国芝加哥大学访问学者)程晓农(本刊主编) --原载【当代中国研究】

(何清涟、程晓农:已走到尽头的小农经济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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