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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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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昂的头颅!-------为理学辨诬之六

高昂的头颅!-------为理学辨诬之六

   

    儒学尤其是宋明理学饱受恶评由来久矣,理学家几乎成了学术骗子和专制帮凶的同义词,黎鸣老更是对之深恶痛绝,一棍子打死。他认为,汉代以后,凡号称大儒者,尽皆帮凶伪君子,一无可取,并希望我随时看他在新浪、搜狐、博客中国等网上连载的批儒文章,不要做了儒学的伪君子。

    殊不知历史上绝大多数理学大师,都是极富忧患意识、责任意识、使命意识及尊严意识的人物,如果认真翻读他们的奏疏诗文各种著述,了解他们的行芷出处人生历程,观言察行之后,你会发现,他们大都热衷于思考、著述、讲学而淡于仕宦,即使出仕为官,也比较廉洁清正,敢怒敢言敢于犯颜直谏。而且他们普遍有一种以道自任的帝王师心态,道德自信、思想自是、学术自尊往往发展到自负自大的地步,绝非后人想象中那种萎缩猥琐、卑下怯懦、虚假伪善的形象。

   

   朱熹的大人格

   朱熹被视为理学集大成者和继孔子之后儒家最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也被视为最大的伪君子。其实此君细处小节或有不谨,大人格则颇可观,生平可敬之处甚多,大要有三。

   一是勤于讲学著述并以此为乐。他从14岁定居武夷山到71岁去世,立于朝和仕于外的时间不足7年半,就是这7年半的仕宦,他也是"辞"个不休。他一生所乐在于创办私学,讲学传道,大量培养后进,并广注儒家典籍,著述达40余部。"知南康军"时,在庐山建白鹿洞书院进行讲学;任职湖南时,主持修复了岳麓书院,解职回乡后,在武夷山修建"武夷精舍",广召门徒,传播理学。书院在南宋和后世盛行,与朱熹的提倡分不开。朱熹晚年,其学说被斥为"伪学",朝廷订立了《伪学逆党籍》,把他列为"反动组织"的头领,以致一些门人故交都不敢再与朱熹交往,但他仍坚持在民间讲学写作不辍。

   二是为官廉正奉公、勤政爱民、体察民情、不畏强权。做地方官时,为了防止地主豪绅在灾荒时用高利贷剥削农民,在福建、浙东实行社仓法;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在漳州推行经界法,因损害大地主利益遭到强烈反对,"经界"未能推行,他辞职离去以示抗议。"知南康军"时,到任之初"考按图经,询究民间疾苦",上任不久发生灾荒,他上疏要求减免租税。同时一方面解决石堤失修问题,一方面雇用饥民,解决他们缺食问题,饥民称善。"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时,"深入民间,整肃吏治,凡有病民之政,悉加革除。一是地方肃然"。他微服下访,调查时弊和贪官劣迹,弹劾了一批贪官以及大户豪右,他不徇私情,连带得罪了推荐人宰相王淮,以致被解职加乡(见《宋史》本传:知台州唐仲友与王淮同里为姻家,吏部尚书郑丙、侍御史张大经交荐之,迁江西提刑,未行。熹行部至台,讼仲友者纷然,按得其实,章三上,淮匿不以闻。熹论愈力,仲友亦自辩,淮乃以熹章进呈,上令宰属看详,都司陈庸等乞令浙西提刑委清强官究实,仍令熹速往旱伤州郡相视。熹时留台未行,既奉诏,益上章论,前后六上,淮不得已,夺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辞不拜,遂归,且乞奉祠)。

   三是刚正不阿勇于直言不怕触犯逆鳞。他非言官和监察官,却对一生历经的四代皇帝都上书进行过劝谏和批评,力陈时弊。如上奏孝宗三札:建议皇帝讲求格物致知之学,博访真儒,讲明《大学》之道;要求罢黜和议,"君父之仇不与共戴天。今日所当为者,非战无以复仇,非守无以制胜";批评皇帝近小人远君子。"谏诤之涂尚壅,幸之势方张,爵赏易致而威罚不行,民力已殚而国用末节"。他还切责当时的皇帝赵扩独断:"今者陛下即位,末能旬月,而进退宰执,移易台谏,甚者方骤进而忽退之,皆出于陛下之独断,而大臣不与谋,给舍不及议。正使实出于陛下之独断,而其事悉当于理,亦非为治之体,以启将来之弊;况中外传闻,无不疑惑,皆谓左右或窃其柄,而其所行,又未尽丸于公议乎!"朱熹明确要赵扩遵守"治体",近习不得干预朝政,大臣不得专任己私,君主不得独断!

   宋孝宗淳熙十五年,王淮罢相。另一宰相周必大遂奏举荐朱熹为江西提刑官,朱熹入朝奏事。有人劝他:"正心诚意之论,上所厌闻,慎勿复言。"朱熹道:"吾平生所学,唯此四字,岂可隐默以欺吾君乎?"可谓个性卓然,风骨凛凛!

   著述与讲学

   理学家们颇为高贵的头颅并非悬空而来。因为情有所系,魂有所托,心有所乐,故真正的理学家大多心态淡泊,无意仕进,却特别热衷于思考研究、格物致知和著述立说,历史上理学著作之多,蔚为壮观,理学体系亦发展得十分丰富复杂庞大,门派众多,同中各异,异彩纷呈;他们还热衷于讲学传道创办书院。北宋以来的私学书院以及书堂、精舍等,大多为理学人物创办并任讲授。

   如游酢、杨时、陈瓘、罗从彦、胡安国、朱震、廖刚、胡宪、刘勉之、李侗、黄中、胡寅、刘 子翚、胡宏、胡宁、何镐、蔡元定、詹体仁、范念德、刘爚、 方士繇 、黄幹、陈淳、廖德 明、李方子、蔡渊、蔡沈、叶味道、真德秀、蔡杭、魏了翁、徐几、詹琦、熊禾、赵复、许 衡、杜本、吴澄、王守仁、陈省、李材、曹端、宋濂、吴与弼、薛瑄、李光地、孙奇逢、童能灵、陆世仪等等,都是历史上著名的理学人物,各有著述行世并擅讲学。

   据介绍,书院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近千年。唐宋以私人创办、私人讲学为主,元明时官方加强了控制,到了清代完全官学化。书院盛于宋初,其发达同理学的盛行有密切关系,一般是由理学家隐居读书发展为置田建屋,聚书收徒,从事讲学活动,成为研究和传播理学的重要基地。元朝的书院,据称"几遍天下"。王守仁、湛若水和他们的弟子对明朝书院发展有重要的影响。东林书院是明末影响最大、特点最为突出的书院。其特点是积极参与当时的政治活动,致力于讽议朝政,裁量人物。为此名声大振…总之,自宋至清,儒家尤其是理学人物在全国各地创办的私学(书院,书堂),在大多数朝代都十分兴盛。

   以道自任,以道自尊

   理学家们往往以传道卫道者和"真理的拥有者解释者"自居,十分重视道统道权,甚至认为道统应在政统之上。他们注重道德,以道自任,刚正廉洁,铁骨铮铮,忧国忧民,敢于直言,如后人赞宋大臣廖刚言,"忠直抗言,奸邪沮气,完名全节,仪刑百世"。宋朝吏治颇好,其官僚集团在历史上最为廉洁,与理学的传播关系甚大,宋以后历朝历代的清官名臣,大多也是理学人物。如众所周知海瑞是个大清官,但多忽略了他还是个理学人物;杰出学者、与海瑞被称"海南双壁"的丘浚,也是明代中叶的理学名臣;曾国藩是所谓中兴名臣,也是当时的理学领袖…等等。

   理学家们高昂的头颅有着深厚的文化背景和坚硬的思想支撑,所谓"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他们的尊严感也特别强烈。

   理学奠基者之一、世称横渠先生的张载曰:"为生民立命,为天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就是著名的横渠四句,充分体现了儒家修齐治平的思想要旨、当仁不让的奉献精神和天人合一的终极关怀,已成北宋以来为广大儒家人物广泛认同的道德标准和人生理想。横渠四句体现出来的社会关怀、历史责任、道德勇气都是无与伦比的。

   秦桧当政时,程颢、程颐、张载等人被斥为"狂言怪语,淫说鄙论"。儒臣陈公辅上书要求禁止"程学"曰:今世取程颐之说,谓之伊川之学,相率从之,倡为大言:谓尧舜文武之道,传之仲尼,仲尼传之孟轲,孟轲传之(程)颐,颐死遂无传焉。狂言怪语,淫说鄙论,曰此伊川之文也。幅巾大袖,高视阔步,曰此伊川之行也。师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则为贤士大夫,舍此皆非也。乞禁止之。

   这个程颐程伊川,就是让他学生"程门立雪"的那位,确是很有些狂气的。他的一些行为,尽管有些狂傲和不近人情,却也充分体现了理学家的尊严感。 程颐为人严肃苛刻,平生不喝茶不观画,也极少做诗,甚至自己生日也致斋恭肃,不事宴饮。程颐一直没有做官,大臣屡荐屡辞,其兄程颢亡故后,他在司马光等人的推荐下,才以布衣身份任崇政殿说书之职,为宋哲宗讲课。"正叔以师道自居,侍上讲,色甚庄以讽谏,上畏之",人问程颐为何如此,他以为"吾以布衣为上师傅,其敢不自重?"(《二程集》),一付帝王师的样子。他还要求准许坐着给皇帝授课,以培养皇帝尊儒重道之心。宋哲宗下课后折了一条柳枝,程颐板起脸孔告诫:春天万物生荣,不可无故摧折。

   王阳明,这个文治武功兼得大成受到蒋介石终生崇仰的心学派创始人,也曾自命为狂并盛赞狂者。"我今才做得个'狂者'的胸次,使天下之人者说我'行不掩言'也罢。"(《传习录》。)在他看来,所谓狂者,行为虽有病处,然心事光明超脱。鉴于理学发展到后来,流于虚伪做作和陈式格套,王阳明另起"心学"炉灶,强调不依圣贤榜样和道理格式行事,一切全凭真心自得,光明磊落。其临终遗言就是"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以王艮为代表的泰州学派,则以狂放雄豪的侠义精神为主要特征。颜山农以布衣讲学,何心隐终身不仕,李贽的精神风采更是特出,派中人普遍具有那种为帝王师、为天下万世师和在野行道的精神,如罗汝芳所言:"夫所谓立身者,立天下之大本也。首柱天焉,足镇地焉,以立人极于宇宙之间。所谓行道者,传天下之达道也。负荷纲常,发挥事业,出则治化天下,处则教化万世,必如孔子大学,方为全人而无忝所生。"(《孝经宗旨》)。

   何心隐以"出身以主大道"自负,不屑入仕为官,"若在樊笼恋恋,纵得以展高才,不过一效忠、立功、耿介之官而已,于大道何补?直须出身以主大道,如孔孟复生于世,则大道有正宗,善人有归宿,身虽不与朝政,自无有不正矣。"(《何心隐集》)李贽在《何心隐论》中描写他:"凡世之人靡不自厚其生,公独不肯治生。公家史饶财者也,公独弃置不事,而直欲与一世圣贤共生于天地之间。是公之所以厚其生者与世异也。"(《焚书》)

   何心隐一生极为精彩,有三件大事值得隆重拈出。一是带头抗赋外之征。黄宗羲记曰:"会邑令有赋外之征,心隐贻书诮之。令怒,诬之当道,下狱中。" 二是参与扳倒严嵩。关于此事,黄宗羲《明儒学案》,陈士业《答张谪宿书》,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均有记载,以黄氏所记最详:"心隐在京师,辟各门会馆,招来四方之士,方技杂流,无不从之。是时政由严氏,忠臣坐死者相望,卒莫能动。有蓝道行者,以乩术幸上,心隐授以密计,侦知嵩有揭帖,乩神降语,今日当有一奸臣言事,上方迟之,而嵩揭至,上由是疑嵩。御史邹应龙因论嵩败之。然上犹不忘嵩,寻死道行于狱。心隐踉跄,南过金陵,谒何司寇。司寇者,故为江抚,脱心隐于狱者也。然而严党遂为严氏仇心隐,心隐逸去,从此踪迹不常,所游半天下。"三是抗争张居正,以致被害。邹元标《梁夫山传》说:"比江陵(张居正)柄国,即首斥讲学,毁天下名贤书院,大索公,凡讲学受祸者以千计。"(《何心隐集》附录)当万历时张居正禁止讲学,何心隐便要"上《原学原讲》一册以自鸣生平所讲所学事于朝廷于天下",并且扬言"张居正专政,当入都颂言逐之。"(《明史纪事本末》)最终被杖而横死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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