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本世纪与中国国运息息相关的三大意识形态—民族主义、自由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都滥觞于五四。五四之后，中国的一切重大变动，冥冥之中都与它隐隐牵连；中国的各党各派，多以它的继承人自居；而五四的历史记忆，在中国的各个时期各种论述中，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貌。「各说各话，众声喧哗」。
   
    唯因如此，五四已成经典，紧紧黏附在中国历史上了。作为当时中国特殊情势下的产物，五四是中国文明的转折点。它的兴起有四个独特的条件：
   

    从社会控制来看，民国初建，中国陷入军阀割据的局面。一方面，老百姓遭受了局部战乱之苦；但另一方面，因为中央控制力的减弱，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当时的社会控制是本世纪最松弛的时期。
   
    从文化资源来看，当时的中国，国门大开，列强在中国各有租界，各类报刊杂志纷纷涌现，人员与资讯的交流活跃频繁，过去中国人闻所未闻的东西纷至沓来。
   
    从精神需求来看，当时处于断层。中国人失去了传统的安身立命之所，内忧外患，不知所从。
   
    从核心人物来看，一九零五年科举废除后，读书人断绝了传统的进入政权结构的读书作官道路，他们改受新式学校教育或出国留学。这批人，到五四时已经成长为新的一代，成为教员、作家、律师、记者等自由职业者，成为不受政权体系约束的「游魂」。他们既接受了国门开启后的新思想，又继承了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旧怀抱，办学办报办刊。而社会上还残存的传统中对读书人的尊敬，遂使他们一呼百应，广有影响。
   
    五四运动就是在这样一个特殊历史情势下兴起的。作为中国的启蒙运动，它是现代中国文化最为繁荣的狂飙突进时代。
   
    事实上，有两个「五四」，它们具有不同的内涵。
   
    一个是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五四」，它以【新青年】杂志为中心，是从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二三年掀起的一场文化启蒙运动。其基本的精神资源是自由主义，其基本口号是「民主与科学」。
   
    另一个是作为救国运动的「五四」，即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因巴黎和会外交失败而爆发的学生游行并火烧赵家楼的事件，直到六月三日上海的总罢市为止。其基本精神资源是民族主义，其基本口号是「外抗强权，内惩国贼」。
   
    可以看出，这两个「五四」虽然不是绝对冲突，但根本精神是不同的，存在着内在的紧张。
    五四新文化运动，第一个攻击目标是中国的文言文，提倡白话文，首功当推胡适。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心是激烈批判中国的传统文化，提倡「科学、民主」，追求个性解放，核心人物是陈独秀。
    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文学方面最杰出的代表是鲁迅，他的白话作品，深入骨髓，震撼人心。
    但「五四」的另一方面，即民族主义方面，实际上更深地影响了中国的现代进程。
    由于俄国列宁把马克思主义改写为非西方殖民地反抗西方宗主国的意识形态，它经过十月革命传入中国后，迷住了部分五四菁英。因为它既是西方传来的最新「科学」，又是本民族反对西方列强的武器，这一「反西方的西化」极投合受过五四洗礼人物的科学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潜在心理。于是，新文化运动中的自由主义逐步淡化，并造成了深远的历史后遗症。
   
    今天，五四运动已经八十年了。沉思五四遗产，我们与先驱有何异同？
    白话文的成就已很少争议，它已凝结在现代中国文明之树上。科学已有进展，但主要局限于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精神仍嫌稀薄。
    而民主在中国，至今尚付阙如。如果说有什么令五四先驱死不暝目的话，恐怕莫此为甚。而十年前的六四，作为五四的回响和自由主义复兴的先声，正是执行五四遗嘱的一次悲壮尝试。
   
    不过我们也应看到，今天与五四，其基本任务是有两点重大区别的。
    第一点应客观承认，五四对文化传统的解构，矫枉过正，导致了文化激进主义的狂澜。特别是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文化受到两方面的夹击。一方面，外来的马克思主义以国教的地位君临天下，中国文化中人本主义、中庸宽容、天人合一的层面被官方教义冲刷荡涤。另一方面，政治化儒家思想中的“纲常名教”的传统却潜在地进入统治阶级的行为模式之中，并为当代极权统治提供了政治文化土壤。特别在文革中，“反传统”和“极端传统”两极同时出现。在「反传统」侧面，中国文化残存的代表、知识分子和士绅受到残酷迫害，文化经典横遭扫荡。而在“极端传统”的侧面，则是帝制幽灵游荡，等级制度森严，愚民主义极致，冤狱遍于国中，痞子横行无忌。中国已成文化沙漠。因此，重新评估中国文化传统，应是当务之急。
   
    第二点还应注意到，五四时期来自外部危机导致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具有时代的合理性的，处民族存亡之秋，它有建立中国的民族认同的历史功能。因此，基本上，五四的重心是向外的。
   
    然而，今天的中国，并不存在深重的外部危机，中国处于历史上外部环境最为和平安宁的时代。因此，今天中国的问题主要是内在的，任何稍有理性的知识者都能判断，中国的危机在内部，解决中国问题的重心，也应是向内的。不注意到今天与五四的这一重大区别，仍然企图用狂热的民族主义或时髦的新左论述去主宰民众情绪，无疑将把国家命运导向危险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