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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加速了香港的灭亡

谢选骏:美国加速了香港的灭亡
   
   《邓小平与李嘉诚的对话被翻出 网上疯传》(2020-05-24 网络)报道:
   
   1984年12月19日,邓小平在北京与当时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会面,1984年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标志着香港的未来。2020年,中共拟推行“港版国安法”引发国际强烈谴责,批评中共此举公开撕毁“一国两制”的承诺。与此同时,早年中共领导人邓小平与香港富豪李嘉诚关于香港的对话,被网民翻出,再度引发网民热议。

   
   5月22日,中共全国人大推动“港版国安法”,消息一出,香港民间团体及民主派立法会议员纷纷表示抗议,有388名民主派议员也加入反对行列,他们发起连署,要求全国人大立即撤回法案。声明指,港府去年强推修订《逃犯条例》,造成当下社会撕裂、官民对立的困局。但当权者不但不反省自身责任,反而指责为追求自由奋身抗命的香港人破坏社会安宁,制造舆论配合中共绕过本地立法程序,直接将“港版国安法“列入《基本法》附件三,使“一国两制”沦为空谈,香港的自由亦将化为乌有。声明严厉批评,中共当局推行“港版国安法”可以说是“赤裸裸地撕毁契约,相信国际社会断不会坐视不顾”。十八区民主派联络会议将继续发挥地区力量,联结广大香港人一同反抗。水炮车、锐武装甲车也出动。
   
   香港民众已在5月24日下午举行游行表示抗议。有逾万群众游走在港岛的铜锣湾Sogo百货至湾仔修顿球场之间。民众手持“天灭中共”标语,高喊“光复香港,时代革命”“香港独立,唯一出路”等口号。大批防暴警察驱逐民众离开,现场警方发多枚催泪弹镇压。有网友在推特上发出当年邓小平与李嘉诚对话的影片,并附上贴文称:“当初承诺香港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五十年后更不会变,到今年为止二十三年还不到就变了?”
   
   邓小平与李嘉诚对话的影片引发不少网友热议,纷纷留言称:“共产党人的话,连个标点符号都不能信!!!”“李嘉诚知道承诺能兑现一半就不错了,所以20年就开始走了。”“终于把自己多年假意积攒的那点国际诚信信誉一笔勾销了。”“邓小平说,五十年不变。习近平说,反正我没说。”“相信共产党,跑步进入火葬场。”“以时间换空间是窑匪的强项,再多协议和承诺都是白扯。”“中国全国人大推出‘港版国安法草案’,这又一违背承诺事件引发海内外的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台立法院朝野立委认为,中共人大此举刻意绕过香港立法会,无疑是打击‘一国两制’,另也有损两岸关系。”台总统府并表态,“这也证明‘一国两制’与民主自由的必然扞格,更让我们坚定守护台湾自由民主与主权的决心。”“国将不国,心好痛,出尔反尔,政策一天一个样,让我觉得没有奋斗的欲望,只是充满了绝望。”“它们说的时候都信誓旦旦,但它们本能从头到脚都是谎言。不是它们不想兑现,而是它们本能使然。”
   
   自去年香港爆发反送中运动以来,香港的局势已清楚地向世界表明,中共的承诺是不可信的。中共人大会议若通过“港版国安法”,等于是对香港实行“一国一制”,香港将从此失去民主自由和法制。国际社会也对“港版国安法”表示强烈谴责,美国、英国和欧盟官方也先后发布了有关香港局势的声明。美国总统川普警告中共,若此事当真,美国将做出“强烈回应”。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敦促中共收回这个“灾难性”提议,并谴责国安法是香港“高度自治”的“丧钟”。蓬佩奥说,任何侵犯香港的自治和自由的决定,都将不可避免地影响美国对“一国两制”的评估。白宫经济顾问凯文·哈塞特(Kevin Hassett)5月22日表示,北京对香港强制引入“港版国安法”,将会损害中国经济,而这一切都是中共自己的可怕行为所造成。他表示,美国在密切研究对中共的经济惩罚,不会让中共过关。美国国安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Robert O’Brien)在接受福克斯新闻(Fox News)采访时表示,如果中共通过“港版国安法”,美国或将取消香港自贸区地位。他也认同香港当下正被迫向“一国一制”的方向发展。奥布莱恩说:“中共在1997年向英国承诺,香港回归后(一国两制)50年不变,香港人将继续享有资本主义体系和生活方式,享有法治及言论自由、宗教自由、游行示威自由,以及民主带来的一切好处。不幸的是,距承诺的50年还有27年,中共就认为香港拥有太多自由,他们决定剥夺港人的生活方式及资本主义制度。”他重申,“如果中共利用新的《国安法》对港人实施强硬行动,美国将会给予回应。”
   
   另外,有来自23个国家的198名政要联署警告说,中共对香港推行的新安全法是对香港的权利和自由的“全面攻击”,“是不能容忍的” 。
   
   谢选骏指出:上面提到的这些呆鸟,都知道“共产党食言”,却不懂“美国加速了香港的灭亡”——当初共产党承诺“香港五十年不变”,是估摸着榨干香港的油水需要五十年时间!结果没想到,六四屠杀后不过十二年,美国就让共产党中国钻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从此中国大陆的经济就“崛起”了。血汗工厂的遍地开花,让香港日益边缘化,结果短短二十年,香港就干瘪了,成为人老珠黄的鸡。这种下不了蛋的母鸡,还一天到晚地咯咯乱叫,解放军能不挥舞屠刀吗?大家想想,谢选骏的思想多么深刻啊,一下就看穿了事物的本质!
   
   《邓小平访美参加国宴时为何事突严肃说道:他撒谎》(2020-05-14 丑人多读书)报道:
   
   在从北京飞行17个小时后,包括在阿拉斯加加油,我们就到了华盛顿。然后就直抵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博士的家里。在他家里的自助晚餐上,有二十多人出席。房间较小,椅子也很少,我就一直站在邓小平身后。我比较高,而邓比较矮,所以平日游览时,我就尽量使身体放低些,好使邓听到我的话。可当邓坐着,我站着时,我就得把整个腰都弯下去,这样邓才能听清我的话,我也才能听清邓和美国客人的对话,这确实让我感到很吃力。我又有一天半没睡觉了,更感疲劳。晚宴以后,我的两腿就像木头一样不听使唤了。
   
   在国宾馆(BlairHouse)住是很舒服的,这个宾馆比我以前随周总理出访时住的宾馆更为华丽,像宫殿一样。食物也很精美,特别是对我这个吃惯了美国饭的人来说。我因为爱吃冰激凌,所以觉得没有冰激凌的西餐都美中不足。在BlairHouse吃的第一顿饭很美味,但上的甜食是没有奶油的、加水的冰激凌,所谓“减肥冰激凌”,我就大为失望。吃完饭后,我就用中文跟我的同事说,我真失望,没吃到真正的冰激凌。
   
   可是不知怎么回事,第二天午饭、晚饭时,每个人桌上都有一大盘各式各样的美味冰激凌,而且以后在整个美国之旅中吃饭都有冰激凌。我们不禁赞叹美国特工人员窃听技术的高超。到华盛顿两三天后,我因为缺少睡觉和极度疲劳又病倒了,每分钟心跳150下。幸亏白宫的医生给我吃了很好的药,休息一天后,我又能继续工作了。
   
   在整个访美期间,美方对邓小平的接待都是极为热情的。《时代》周刊把邓小平作为封面人物,隔一段时间后又再次把邓小平的照片放在封面。这是《时代》杂志绝无仅有地在一年之内两次把同一个人选为封面人物。很多报纸也都发表社论称赞邓小平。《纽约时报》甚至还发表了一篇关于我的文章,说我是“离不开的冀先生”,他们主要不是夸奖我的翻译技巧,而是说美国缺少像我这样效率高的译员,只好依靠我沟通双方。
   
   虽然美国很快就致力于培养它自己的中文翻译,但直至20年后的今天,当克林顿总统访华时,美方的译员还是一再受到批评,说翻译得不好,技巧不高等等。说句公道话,我的情况跟所有译员都不同,我虽然是百分之百的中国人,但我是在美国长大,在美国接受的教育,但而后又常年在中国工作,我不仅能用两种语言听、说,还能用两种语言思考。换过来,就很难找到一个在中国长大、在中国受教育的美国人。
   
   在访美期间,邓小平的风格是友好而坚持原则,从不在原则问题上让步,但永远准备寻求双方的共同点。他和周恩来总理一样,工作都非常严谨。在和美国国会议员见面时,有些议员如杰西·汉姆斯参议员,就提出一些挑衅性的问题,如台湾问题。邓小平对这些问题都态度庄重而坚定地予以答复,强调台湾一直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们的政策是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我们永远不放弃使用武力。因为没有一个中国的政府能放弃台湾,宣布说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总的来说,包括电视采访和其他美国记者对邓小平的采访,气氛都是友好而不失礼貌的。
   
   邓小平到达的第二天,由卡特总统主持为他举行了国宴。国宴实际上是对待国家首脑的规格,被邀请的人都是卡特的内阁成员、国会议员和其他知名人士。国宴上还有一个乐队演奏传统音乐。宴会进行到一半时,乐队就走到第一桌的邓小平和夫人面前,演奏小夜曲。卡特就站起来,致欢迎辞并祝酒,邓小平也回礼。我为他们两人翻译,我被安排在第一桌,坐在邓小平旁边。当我不停地翻译时,也想办法吃了些东西。这比我第一天在美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博士家中翻译时舒服多了。
   
   在第一桌就坐的还有美国著名的思想进步的女演员雪莉·麦克兰,对中国很友好。她和邓小平谈得很热烈,谈了好多问题。她提到几年前曾访问过中国的一个农村,有件事使她很感动。她遇到一位正在田里种西红柿的教授,她问教授,是否觉得在偏远的乡下干这种体力活儿是种损失,因为这样完全脱离了他在大学里的科研工作。那位教授说,正相反,他非常高兴和贫下中农在一起,从贫下中农那里他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本来邓小平和麦克兰边说边笑,谈得很高兴,但邓小平听完麦克兰的话后,马上脸上变得很严肃地说:“那位教授在撒谎。”这使麦克兰大吃一惊。卡特当时也正在听着邓和麦克兰的谈话,他马上理解了邓小平话的意思,就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在“文革”中甚至在“文革”前,数以百万计的知识分子下放到农村,有时一去几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实际上是对人才资源的极大的浪费,给人们造成了很大的痛苦。摧残了人们的健康,甚至生命。而我由于周总理的关怀,成为少数幸运人之一,没有受到太大的迫害,但即使这样我也下放农村劳动达三年。邓小平是党内少数试图制止这种极左做法的领导人之一,为此他十年之内两次被打倒。他十分清楚那位教授的话只能是撒谎,是掩盖他的真实感情和想法。而麦克兰像那个时代的不少善意的外国人一样,被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宣传所迷惑。“文化大革命”正式结束在1976年秋季,但直至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推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改革开放的政策后,“文革”的极左路线和恶劣做法才受到了彻底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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