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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利益是个人自由的敌人

   谢选骏:国家利益是个人自由的敌人
   
   《方方日记:肺炎疫情下中国人的“国家利益”与个人自由》(BBC 2020年4月16日)报道:
   
   伴随武汉解封,中国的新冠肺炎疫情似乎正在告一段落,人们的生活逐渐恢复正常。但一本关于关于中国疫情的书籍却在网络上掀起轩然大波。武汉作家方方在疫情期间一直以日记形式记录她的见闻与感想。这些文章在疫情期间成为许多中国人了解“封城”时期武汉的窗口,引起公众的同情与反思,在网上收到大量关注与分享。


   
   在全球各国都面临这场空前公共卫生危机的当下,这些文字也在国际上引起极大兴趣。美国与德国两家知名出版社分别在上周公布,他们计划出版方方所写的《武汉日记》,预计在今年夏天发售。
   
   然而在中国,这给方方带来了空前的攻击与批评。一些人以“爱国”为理由,指责她违背国家利益,破坏中国形象。支持方方的人认为,作家表达与出版的自由不应该被绑架,这些日记带来的社会价值需要被看到。经过三个月“万众一心”的抗疫,中国人的“爱国主义”热情高涨,但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在同时被煽动,监督与反思的声音在后疫情时期的中国发声变得更加艰难。伴随中国确诊数字下降,其他国家疫情不断加重,中国人的爱国热情又一次高涨。
   
   过去几个月时间里,方方日记多次因为勇于发声而被外界关注。作为湖北省前作家协会主席,今年65岁的方方(本名汪芳)在日记中用每天生活中发生的事件与随想串联起武汉疫情形势的变化。她在李文亮去世后写道,“整个中国的人都在为他而哭”,也曾在疫情严重期间点出,“据说很多人此事才幡然醒悟:知道天天空喊厉害了我的国没有意义;知道天天光是政治学习讲空话而不会做具体做事的干部没半点用……尽管我们有过2003年,但是很快它被忘记;现在又追加一个2020年,我们还会忘吗?”
   
   在疫情严重时期,尽管她的社交媒体公号遭到封杀,但这些文章还是被其他平台广泛转发。中国官方媒体中国新闻社还曾在2月的报道中评价称,她的日记用“平实的语言、生动的叙事、真切的情感、敢言直言的风格感染着每一位读者”。“方方实时记录了这场全球卫生危机的开端,展示了在应对这场新冠病毒大流行病时多个国家是如何重复相似模式与错误的,”《武汉日记》的美国出版方哈珀柯林斯(HarperCollins)集团在介绍这本书时写道。“《武汉日记》是一个对我们时代的卓越记录,也是对一个威权国家紧闭生活的独特观察,”哈珀柯林斯网站上这样称。
   
   “家丑外扬”?——而在中国网络上,许多人对这些评价不以为然。一些人认为,将这些日记出版为外文是在“抹黑”中国,“给反华势力递刀”。中国媒体评论人陈季冰本人并没有表示对方方日记内容的支持。他观察到,批评方方的人中,许多人抱着“家丑不外扬”的心态,甚至以前可能支持过方方,但因为日记在国外出版才成为她的反对者。“他们大概认为,批评中国可以,但得是我们自己来批评,外人不应该、也没有资格对中国的事情指手画脚,”他对BBC中文解释道。
   
   过去三个月来,在中国人艰难应对肺炎疫情的同时,面对病毒中国锁起了国门,爱国甚至民族主义情绪在门后高涨,中国人的自卫心理也在加强。在针对《武汉日记》的巨大反对声浪中,中共党媒小报《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的评论得到近20万人点赞。他在个人微博上表示,在美国“猛烈攻击”中国抗疫的时候,这本书在美国出版使得性质变得不一样了。“它不会是一般的纪实文学交流,它一定会被国际政治捕捉到。很有可能的是,在未来的风浪中,中国人民,包括那些曾经支持了方方的人,将用我们多那么一分的利益损失来为方方在西方的成名埋单,”他写道。
   
   胡锡进的想法得到了武汉居民戴伟的认同。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做项目主管的他认为,方方写的日记起初“是件好事”,可以提醒政府和民众做该做的事情,但“后面政府已经做的很好了,她还是只写不好的,还在现在被世界舆论可以利用的时候助攻”。戴伟担心,这样会给中国的国际形象带来损害。“政权得不到世界的认可,国家也不会得到相应的尊重,”他向BBC中文表示。作为疫情最先爆发的中心,武汉人经历了长达近三个月的封城生活。
   
   “如果只剩赞扬声音”——在受到大量的恶意甚至人身攻击后,方方坚持为自己辩护。她在接受中国一家自媒体访问时称,她写日记以来已经经历过不少攻击,而这一波“是有人绑架国家利益”对她进行要挟。她认为,有些人故意曲解了她的日记内容,误导大众。“这些人如果看了我的日记,会明明白白地看到中国抗疫成功的经验,”她表示,自己的日记绝非一些人“曲意解读的所谓中国负面的事,卖惨的事”。“我跟国家之间没有张力,我的书只会给国家以帮助。”
   
   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对方方表示支持,他们认为,方方所做的是知识分子应尽的社会责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兵表示,方方日记和日记引发的舆情对之后中国的一些决策起到了“正向推动作用”。“武汉人民应当感谢她,全国人民也应当感谢她。在她的身上,我们看到传统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她让我们惭愧,并在惭愧中自新,”他在社交媒体上写道。这场争吵牵涉的并非只有方方一人。陈季冰表示,批评方方的人认为自己心目中的国家利益才是“唯一正确的”,这是一个“巨大错误”,但也反映出中国社会的一个长期缺陷。“这种动辄挥舞‘国家’、‘民族’大棒打压不同声音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反应出我们社会长期以来缺失一个开放包容的公共话语平台,让不同声音能够理性、自由、平等地交流和讨论,”他说。“一个好人是不会被七嘴八舌地‘说’坏的,一个好的社会也是;相反,不允许七嘴八舌,只准一个声音'说',肯定会让一个人和一个社会变坏。”
   
   身处风波之中的方方表示,她的日记更多的是个体命运的同情、熟人朋友去世的悲伤与追责的决心,但持续受到的网络攻击已让她再无精力去追责。“从这点上说,他们赢了,”她在微博上称。“如果连方方日记都容纳不下,那就只剩一种赞扬的声音,迟早有一天,你赞扬的不给力也会成为一种罪状,”在微博上,一位网友这样评论道。
   
   谢选骏指出:这个方方,退休以前是共产党的作协主席,专门负责打击个人自由;退休以后才有机会成为个人自由的捍卫者——由此可见,同样一个人,可以是国家利益的走狗,也可以是个人自由的飞鹰。因为人有原罪,他们的行为都是根据自己的处境设计出来的。国家利益既是个人自由的敌人,一个人就可以因为他与国家的关系,而分别成为走狗与飞鹰了。即使例如中共禽兽太祖毛泽东,也曾是个人自由的飞鹰,但最终沦为国家利益的走狗。而这个方方则是相反,先是国家利益的走狗,现为个人自由的飞鹰了。这就是所谓的“角色转换”、“面具人生”。至于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的区别,只是敌视个人自由、压制个人自由的方式不同,仅此而已。
(2020/04/18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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