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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就是自负盈亏、自生自灭、与神同在

谢选骏:自由就是自负盈亏、自生自灭、与神同在
   
   《面对疫情,专制比民主更有优势?》(纽约时报 2020年4月3日)报道:
   
   匈牙利国会赋予其民族主义领袖奥班广泛权力,以应对冠状病毒疫情。中国和它的一些信徒认为,北京成功应对冠状病毒大流行,是对威权主义统治的有力证明。该论点认为,尽管起步不佳,中国有能力实施大规模的遏制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将疾病控制在其境内。世界卫生组织称其为“可能是历史上最具挑战、最敏捷和最积极的疾控行动”,中国当局很快将其转化为对领导人习近平主席的歌颂。中国外交部长说:“只有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才得以有效管控住这场突如其来而且传播速度相当快的疫情。”是这样吗?民主制度是否因固有的低效率和政治分歧受到阻碍?或者它们的开放性和多样性是否能更有效地帮助动员全体人民,及其所有私人和公共机构?

   
   其他亚洲国家对冠状病毒采取了相对有效的防御措施,最明显的是韩国和台湾,这些都是活跃的民主国家,它们在限制出行、积极组织检测和实施严格隔离方面行动透明。他们的反应无疑是吸取了相对较为近期的流行病的教训,尤其是2002-2003年SARS暴发。但这并不需要铁腕措施。而同样的“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也是令冠状病毒开始传播的关键原因。政府否认了最初的证据,并让传递坏消息的人噤声,其中最悲惨的是武汉的眼科医师李文亮。等到北京做出回应时,冠状病毒已经向世界范围进发。
   
   那些赞美民主优势的人往往会引用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的名言:“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一场饥荒是发生在正常运转的民主国家的。”森认为,这是因为民主政府必须面对选民。他们有防止灾难发生的强烈意愿。然而,他的论点与这样一个事实背道而驰:当今许多专制政权的领导人——如奥班·维克多(Viktor Orban)、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和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来说——都是通过民主程序上台的,而且似乎得到了广泛的公众支持。然而,他们的行动准则更像是“每一次饥荒都要好好利用起来”。
   
   匈牙利总理奥班已经不断积累了越来越大的权力,他很快看到,在整个欧洲实施的严厉措施是实现真正独裁政权的完美掩护。匈牙利议会通过了由他的青民盟(Fidesz)控制的立法,实际上等于让他可以开始进行法令统治,取消选举,并惩罚散布“虚假”信息的人。直到永远。
   
   没有哪个领导人有如此放肆的夺权之举,但有的也已在疫情中找到了政治优势。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执政多年后似乎不可避免要面临着耻辱的终结,但危机让他得到了喘息。他命令大多数法院关闭,推迟自己的腐败审判,并设法操纵在三次无说服力的竞选中挑战他的本尼·甘茨(Benny Gantz)加入紧急“团结”政府,该政府迅速摧毁了甘茨的联合执政。但是以色列不是独裁国家:内塔尼亚胡的举动在媒体和社会中产生了激烈的辩论,尽管此刻国家正在为了应对冠状病毒武装自己。其他政府也已利用这次危机采取了一些本应遭到强烈抵制的行动。印度封锁后,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的印度民族主义政府颁布法律,方便印度人成为穆斯林占多数的查谟和克什米尔地区的永久居民。
   
   环顾世界各地,可以看到许多国家的政府在防疫过程中存在权力过度扩张。在菲律宾,平时冷酷无情的铁腕领导人罗德里戈·杜特地(Rodrigo Duterte)攫取了更大的力量来对抗这种病毒,包括威胁监禁传播冠状病毒假新闻的人——这一措施可以用来对政府的批评者实施刑事惩罚。土库曼斯坦可以说是中亚最专制的国家,对信息控制采取可能最为严厉的措施,甚至逮捕了在公开场合讨论疫情的人。在泰国,2014年靠军事政变上台的总理巴育·占奥差(Prayuth Chan-ocha)宣布,他正在行驶紧急权力,包括“如有必要,可审查或关闭媒体”。
   
   无论专制制度制定的疫情应对措施能够提供的优势有多大,当铁腕领导人选择拒绝威胁存在或提供不一样的叙事时,专制的真正危险就显现出来了。掌握巨大权力的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Aleksandr Lukashenko)已允许该国的足球超级联赛如期进行,并且辩称“恐慌比病毒本身对我们的伤害更大”——这与特朗普总统的“对策不应该比问题更糟”相呼应。几乎每个政府都在敦促人们待在家里,卢卡申科却不这样做,反而建议白俄罗斯人每天喝伏特加,定期去桑拿房,以及下地辛苦劳作一番。
   
   在邻国俄罗斯,普京总统加强了对疫情的防御,我们可以看到专制政权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可疑的统计数据。截至周四,俄罗斯感染人数超过3500人,但数周以来,官方报告的数字低得出奇。实际数字可能要高得多。俄罗斯也一如既往地加入了中国和伊朗的行列,在社交媒体上散布关于这种冠状病毒起源的虚假消息——包括来自北京的一种论点:这是一种美国疾病,可能是由访华的美国军人带来的。
   
   最后,关于专制国家和民主国家抗疫能力的比较,很难得出一个确定结论:大流行还远远没有结束,除了治理风格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因素。一个国家的财富和资源显然在应对突发危机的能力中发挥重要作用,以往有疾病流行历史的国家,在应对新出现的流行病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然而,民主国家似乎仍拥有明显的优势。当中国在不到两周的时间里就能建起一座新医院,而纽约市的医院床位正迅速耗尽时,这一点似乎并不明显。但在美国,信息的流动和公众的互让,可能有助于不断调整对抗这种疾病的策略;错误的信息,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都可以很快被揭露。台湾一位官员指出,透明度是其政府应对成功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对1960年以来所有流行病数据的分析发现,“在任何特定的收入水平条件下,民主国家的流行病死亡率似乎都低于非民主国家。”文章说,一个原因是专制政权“不适合处理需要信息自由流动,以及公民与统治者之间需要公开对话的事务”。如果白俄罗斯拥有独立的新闻媒体,卢卡申科就不太可能坚持自己的鲁莽立场。
   
   在这场辩论乃至美国政治图景中的其他许多辩论中,特朗普政府扮演着什么角色,取决于人们在激烈的政治分歧中站在哪一边。美国民主的多样性——地方政府、多样的医疗服务、强势的新闻媒体和诸多宗教团体——可以预防中国式专制统治的形成。但是独裁者利用危机的倾向绝不应被忽视。
   
   谢选骏指出:“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与“不自由毋宁死。”——前者消极,后者积极,但都可以阻碍独裁者横行霸道。
   
   《这场疫情,如果西方输了怎么办?》(纽约时报中文网 2020年4月14日)报道:
   
   3月,北京一家购物中心的大屏幕在播放中央电视台对习近平主席视察武汉的报道。对于这场新冠疫情,中国社交媒体上曾有一个形象说法,说它好比一场球赛,中国打上半场,欧美打下半场,但从目前表现看,欧美似乎不如中国打得好。
   
   鉴于疫情尚在进一步扩散,随着武汉解封以及中国复工的推进,有可能出现第二波疫情,而最近,不少人对中国新冠病毒的感染数提出质疑,包括美国中情局(CIA)。因此,最后谁的表现好,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不过,很多人也都在思考这个假设性命题——如果西方在这次抗疫中输给中共,怎么办?
   
   应对此类全球性流行病,原来很多人相信,强调公开透明的自由民主体制天然强于系统性瞒报的威权体制,在这次疫情暴发初期,的确如此。然而,事情的发展似乎颠覆了人们的认知,当疫情在欧洲和美国大范围传播后,他们的政府也一团糟,乃至3月前还是疫情重灾区的中国,反倒成了安全岛,包括欧洲在内的许多国家求助于中国的帮助——不仅是医疗物资,还有抗疫经验——中共反而摇身一变,成为国际抗疫的模范生。虽然我们无法否认疫情最先暴发于中国的事实,但也不要美化中国政府的抗疫举措。但现在中西疫情的反转至少让很多人审视乃至怀疑,面对新冠病毒,西方的自由民主体制能否交出合格答卷,如何使它不输给中共的专制体制?我初步答案是,这很难。
   
   这里所指的西方是一个整体概念,而不是某个或某些国家。有人以韩国、台湾、香港的案例来反驳。其实,韩国的做法除了透明性外,也没有采取严厉封城,但是韩国和中国一样,追踪每个个案的密切接触者,全力排查所有新天地教徒,以阻截病毒扩散;台湾、香港等同样是早发现早隔离,政府重视。另外,上述国家和地区同属东亚文化圈,多少带有一点东亚文化元素,如偏好大政府(香港例外),集体主义观念,能够平衡自由和秩序以及公民服从,在这些方面,它们和中国相似,而与西方有差异。
   
   西方重自由甚于秩序,政府的号令在民众中权威性不足。比如欧美政府呼吁民众不要出现在公共场所,但在很多国家,至少到最近,部分酒吧、公园、商场、大街、健身场所、广场、海滩、旅游景点等还是人群聚集;再如戴口罩,很多欧美国家既不提倡,民众更不主动,直到最近几天,迫于疫情形势严峻,奥地利、法国、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也开始要求在公开场合戴口罩了。
   
   美国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特朗普政府所致。在中国疫情暴发后,美国政府虽然很快对中国采取了断航等旅行限制措施,本来为应对疫情在美国的传播赢得了时间,然而,特朗普个人出于选举考量低估疫情,置情报机构和疾控中心的再三警告于不顾,未能采取积极的预防措施,包括准备疫情一旦暴发所需的医疗资源,也导致公众掉以轻心、不当回事。因此,有人会说,特朗普政府对疫情的轻率态度不是民主体制的错,不能把账算在自由民主体制上。但这需要看从哪个角度去理解。特朗普当选本身及其执政三年来的表现,已让许多美国人忧虑美国民主出了什么问题。这几年美国党派政治的极化、特朗普对反对党和媒体的肆意攻击等,都表明美式民主在运转中出了很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政府对疫情的漠视并不使人觉得奇怪。
   
   另外,特朗普上台后大幅削减了美国疾控开支,政府削减了CDC(疾控中心),NSC(国家安全委员会)等政府部门在抗击全球疾病方面的预算,授权时任国安顾问博尔顿取消了NSC的全球健康安全部门,并降级了其中的流行病专家。因为计划的资金开始耗尽,CDC被迫将其预防全球疾病暴发的工作能力削减了80%,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缩减了工作规模。
   
   再看中国政府,尽管前期存在习惯性瞒报,然一旦发现疫情已严峻,且由此引发的社会不满冲击中共统治时,它悍然采取封城这种人类抗疫史上从未有过的极端举措,全面动员,全面防控,将疫情当作一场“人民战争”来打,从而在两个多月里,将疫情控制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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