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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瓦解社会结构

谢选骏:瘟疫瓦解社会结构
   
   《请停止对于武汉返乡人员的信息泄露!》(Huster漂流书会 2020-01-25)报道:
   
   冠状病毒爆发以来,本着配合相关调查,团结一致对抗病毒。很多从武汉返乡的工作者、大学生都收到了当地社区的电话或者填写了一些与个人信息有关的调查表。但是谁能想到,这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电话号码等相关的个人隐私却堂而皇之地在朋友圈、微信群当中泄露。

   
   武汉作为九省通衢的城市,流动人口数量庞大。作为武汉返乡人员,我们非常能够理解当地的担心,我们非常愿意配合当地进行的所有调查,若要进行任何的消毒、体检、甚至隔离我们都完全能够接受。对于前期的信息收集,绝大部分的武汉返乡人员都进行了配合。
   
   病毒的扩散,请记住,我们是受害者,而不是加害人。我们非常愿意我们的信息在官方进行收集和调研,而绝不愿意我们的信息进行这种民间的堂而皇之的传播。
   
   首先,这种民间的传播除了可以被不法分子所利用之外,起不到任何有效的效果。难道传播这种返乡人员的个人隐私之后,你走在大街上就知道谁是从武汉回来的?退一万步说,如果只是泄露我们的姓名、地区,没有涉及到具体的身份证号,家庭住址,我们也不会这么愤怒。就算想隔绝所有的武汉返乡人员,你收集他人的身份证号、家庭住址和电话号码有什么作用?
   
   其次,恶意传播病毒是一种违法行为,恶意传播他人隐私也是一种违法行为。最后的最后,面对疫情,我们注意保护自我的同时,也请一定不要传播谣言,造成恐慌。请大家多多相信人民日报、央视新闻等官方渠道发布的信息,或者多看一些丁香医生、果壳网、腾讯新闻等公信力较强的媒体,看到信息的时候多多查证,而不要盲目相信一些自媒体。特殊时期,信息已经爆炸,让我们一起成为正义和真相的守护者,而不是成为恐慌和愚昧的代名词。
   
   谢选骏指出:瘟疫横行,扫除人际关系、瓦解社会结构。
   
   《武汉人怒了:你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政府》(自由亚洲 2020-01-26)报道:
   
   中国"武汉肺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延烧,中国各省几乎全部沦陷,究竟武汉人自己真实的看法是什么?一名逃离武汉结果因为湖北省全线封锁而陷困的网友发文,愤怒戳穿中国政府自疫情发生以来的错误及谎言,感叹"我们只想拼命活下去,而政府却在千方百计地掐断我们的生路。"
   
   1. 隐匿疫情,欺上瞒下——"封城这个作法我不去评论,但从疫情开始,整个政府就欠人民一声对不起。"网友指出,去年12月初疫情就开始了,但被政府强行压下,1月初,华南海鲜城爆发59人感染,政府又出面"辟谣"强调不是SARS,之后中国官媒记者还到照常营业的海鲜城采访,试图安抚民心。甚至到了1月20日还在宣称武汉肺炎在控制范围内不会人传人,无数人照常往来武汉,这才使得情况严重到之后要封城。
   
   2. 仓促封城,自生自灭——网友表示,封城前政府应该规划好免费口罩、社区消毒、食物补给、交通接驳等,结果什么都没有,只有冰冷的公文,交通中断后家里没车的人怎么就医?医护人员怎么上班?网友表示他看到的情况是医师必须把一次性防护服反复地穿,大规模消毒时负责消毒的人员连口罩都没带,中老年人一次性口罩多次使用,大家在春节期间持续走访亲友聚餐,"政府对疫情的宣传引导工作,可以说毫不到位。"
   
   3. 物资充足?公然说谎——"你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政府",网友指出,政府宣称会动用各级力量来增加隔离留观场所和病床,对所有疑似患者一律无条件收治隔离,然而现实是医院在封城就爆满了,检测试剂数量不够、床位短缺,许多患者无法确诊,只能返家自行隔离或多跑几家医院碰运气,这些人穿梭在人群中寻找求生的机会,无意间又传染给更多的人。其他的像是口罩断货,导致价格飞涨,无良商人甚至在藉机用没有防护作用的棉口罩来欺骗不懂情况的中老年人;原本就住在被封城城市的民众还好,有些外地人还要面临住宿的问题,"政府虽然把你关起来,吃喝拉撒是没义务替你考虑的,统统自费,没有优惠,不涨价就不错了,当然,在监管不到的地方,涨价依然进行着。"
   
   4. 免费医治?根本笑话—— 网友指出,由于所谓的医药费免费,只适用于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的患者,然而并非所有医院都有资格进行确诊,像武汉市只有汉口医院、金银潭医院和武汉肺科医院有资格,但这些医院又不负责进行确诊、而是负责收容确诊的患者,所以患者在其他医院无法确诊,有权确诊的医院又只负责收治,搞得民众连想要确诊都有困难,最后的结局是"没有确诊,怎么免费?"网友指出,武汉是个大城市,其他周边小城镇的情况恐怕更惨,可怕的是许多人民至今仍然相信政府,甚至对政府本来就理所当然要做的事情感恩戴德,他忧心武汉市把病患、医护、健康的人一起拘禁在一座缺乏医资、护具、病床、交通工具等的城里,彷佛是在养蛊,"我已做好最坏打算" 。
   
   谢选骏指出:瘟疫瓦解社会结构,自以为不朽的四百年汉朝,就是在瘟疫横行和太平道黄巾军的双重打击下分崩离析的!
   
   网文《明末大鼠疫》报道:
   
   明末鼠疫,又称明末华北鼠疫、京师大瘟疫、明末大鼠疫、疙瘩瘟,是指明朝崇祯帝在位期间中国北方出现的大鼠疫。明代中期以后中国进入了一个空前少雨的年代,出现全国性的大旱灾。万历、崇祯年间,旱灾变得越来越频繁,大旱之年的比率也在增加。波及华北数省的大鼠疫首先在山西爆发。
   
   明末大鼠疫开始于崇祯六年(1633年),地点是山西。崇祯十四年传到河北,并随着李自成和清朝的军队传到更多的地区。崇祯十四年(1641年),鼠疫传到北京,造成北京人口的大批死亡。
   
   明末鼠疫这场大鼠疫,“街坊间小儿为之绝影,有棺、无棺,九门计数已二十余万。”北京在1643年的8月到12月间,保守估计死亡人数已高达全城的五分之一。所以当次年的4月,李自成攻进大明帝国的都城北京时,他面对的是一座“人鬼错杂,日暮人不敢行”的死城。
   
   上海交通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曹树基根据华北地区明朝末年地方志以及一些明代人的记录,在其论文《鼠疫流行与华北地区社会的变迁》中,首次提出了明末席卷华北地区的瘟疫实际就是鼠疫。近十年之后,他与李玉尚合著《鼠疫:战争与和平》,对前期的研究做进一步的完善,提出了“老鼠亡明”的观点。
   
   异常寒冷的气候频繁引发水灾、旱灾、蝗灾、鼠疫等,成为波及全国范围的大瘟疫,形成“水旱灾——饥荒——瘟疫”的恶性循环,成为明王朝崩溃的根本原因。
   
   《明朝末年那场鼠疫毁了大明也坑了李自成,为何唯独没传染给清兵》(原创|发布 2018-11-02)报道:
   
   史学界普遍认为,明朝末年那场席卷华北地区的鼠疫,是压倒明朝的最后一根稻草,尤其是上海交通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曹树基与李宇尚提出“老鼠亡明”的观点后,这一观点更加深入人心,为更多的人所接受。
   
   据史料记载,明朝末年旱灾频发,仅万历期间就发生过三次大旱灾,每一次都引发过鼠疫,崇祯十四年的那场大旱,更是历时四年之久。旱灾造成的直接结果是出现大量逃荒的难民,人没吃的,老鼠也没吃的,也要逃荒保命,随着难民到处迁徙,寄生在老鼠身上的鼠疫杆菌,就这样传给了难民,传播到了更广阔的区域。
   
   有人曾目睹过这样一幅骇人的景象:崇祯十四年夏天,在内陆地区突然出现大群大群的老鼠,它们互相咬着对方的尾巴,视死如归地渡过大江大河,进入安徽河南河北等地。大旱加上寒冷(随着万历四十六年广东的一场大雪,明朝遭遇了一个“小冰河期”),粮食减产非常严重,饿得难受的灾民先是挖老鼠洞穴中的粮食来吃,接着又吃老鼠的尸体,终于导致鼠疫大暴发。
   
   恐怖的景象首先是从山西开始的——“万历八年,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传染在接踵而亡,数口之家,一染此疫,阖门不起”。大同首当其冲之后,疫情很快扩散至山西全境,接着向周边省份传播,崇祯十年传到了陕西米脂,也就是李自成的家乡。
   
   鼠疫给米脂带来的惨景,并不亚于大同,病者先是腋下和大腿间生一个硬包,然后吐血而死,服药无效,亲友们即使有活着的,也不敢问吊,有人一家死绝,无人收葬。据《明史》记载,崇祯十四年,鼠疫传到北京大名府。
   
   那年春天开始,大名府就没下过一滴雨,地里的麦苗被蝗虫吃光,加上鼠疫大行,饿死人无数。督催漕运的户部给事中左懋第心急如焚,在途中给朝廷上疏说,他从静海抵山东临清,见人民饿死者三成,因瘟疫而死者三成,剩下的四成只好为盗,米价疯长,一石米竟然要二十四两银子,人死后马上就成了活人的食物。当年七月,北京在劫难逃。
   
   在北京,鼠疫引起的病症叫“疙瘩病”,人身上一旦出现一块隆起的肉就没救了,活不过一个时辰,北京人因此而死的达十分之四五。这是夏秋两季的情景,到了春天情况更为严重,发病症状是呕血,一呕就死,有的一家数口全部死绝。没多久,瘟疫又传到了天津,很多人早上染病晚上就死了,“排门逐户,无一保全”。
   
   崇祯十六年,疫情进一步加剧,北京及周边地区同时大爆发,“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北京城中每天死亡人数超过万人,运送棺材出城的队伍把城门都堵了,通州和昌平等郊区的疫情也大同小异——“见则死,至有灭门者”。北京城死者当中不但有大批的小贩、雇工,还有大批士兵,甚至连叫花子都死得一个不剩。
   
   朝廷不但未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还变本加厉地增加赋税,各地民变便不可避免地爆发了,其中最著名的一支起义队伍,其领袖就是地球人都知道的李自成。虽然早在崇祯二年,李自成就因其他原因参加了农民军,但他后来能够轻而易举地占领北京,不能不说那场鼠疫帮了他的大忙。
   
   李自成的五十万大军,是于崇祯十七年四月十六开到北京城外的,那时的北京城,已经被鼠疫折磨了一年多,迎接他的,是早已元气大伤的一座“空”城。
   
   守卫京师的虽然有三大营的军队,但士兵因鼠疫死亡过多,已彻底失去野战能力,原有的近三万匹战马,还能骑乘的竟然不到一千匹,据守内外城墙十五万多个垛口的,是区区五万羸弱的士兵,平均一个士兵要守三个垛口。
   
   这些士兵,都是大疫之下侥幸活下来的,“衣装狼狈,等于乞儿”,而且像是十天半月没吃饭的乞儿,虚弱得只能坐在地上,以至于用鞭子抽都抽不起来。
   
   实际上,李自成的农民军虽然声势浩大,人数众多,但战斗力却不怎么样,多次被官军打得满世界乱跑,尤其是不久前的那场宁武关大战,李自成虽然最终赢了,却被守军周遇吉的区区数千人干掉七万多人,以至于李自成想打退堂鼓,“宁武虽破,死伤过多,自此达京师,大同、宣府、居庸关重兵数十万尽如宁武,吾辈岂有孑遗哉,不如还陕图后举”,若不是攻下宁武关后大同总兵姜瓖主动投降,恐怕他真的退回陕西老巢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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