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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国家为何反社会

   谢选骏:社会主义国家为何反社会
   
   《丹麦之殇:进步的乌托邦因何被指“强奸泛滥”》(BBC 2019年3月20日)报道:
   
   受害人有责任不被强奸?


   
   2017年的欧盟性别平等排行榜上,丹麦名列第二,仅次于邻居瑞典。"性别平等指数"显示,欧盟只有九个国家育儿指数达标,丹麦是其中之一;欧盟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议员两性比例接近50:50,丹麦是其中之一。男女分担家务之平等,丹麦在欧盟也是位居前茅。但是,就在不久前,国际特赦发布的报告批评丹麦存在"普遍的性暴力",处理强奸案件有"体制性问题"。
   
   丹麦司法部数字显示,每年大约有5100名妇女被强奸,或者被企图强奸。不过南丹麦大学说,2017年时,这一数字可能高达24000。丹麦总人口相对来说并不算多——580万,超过两万是一个可观的数字。但是官方数字显示,2017年只有890起案例报警,其中535例嫌犯被控罪,这其中只有94人被判罪。
   
   国际特赦说,性暴力如此“普遍”、“有罪不罚”和丹麦在许多领域性别平等位居前茅构成“鲜明对比”;在应对性暴力方面,丹麦当局必须采取更多行动,才能让丹麦成为“名副其实”的榜样。
   
   性暴力受害者告诉国际特赦,报案过程和报案后的经历给她们带来“巨大的创伤感”。原因是,没有人相信她们;她们受到警察的盘问;其中有一例案子,报案人指责警方没有妥善收集对后来审案至关重要的证据。丹麦全国警察局(National Danish Police)告诉BBC,他们在尽最大努力改善强奸报案者的接待,他们遵循的是2016年制定的新条例。
   
   那么,丹麦,这样一个在性别平等、国民幸福排行榜上常年位居前茅的国家,为什么被指是针对女性暴力最为严重的欧洲国家之一呢?在多数人眼里,丹麦是社会进步的乌托邦,但有人认为,这样的美誉实际上反倒成了负担。丹麦妇女协会的副主席汉森女士(Helena Gleesborg Hansen)告诉BBC,“人们总以为丹麦已经实现了男女平等了,奋斗已经结束了,没什么需要再争取的了。依我看,这其实是性别平等的最大障碍。”
   
   丹麦是最早签署《伊斯坦布尔公约》的国家之一。《伊斯坦布尔公约》是为打击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和家庭暴力专门制定的国际公约,它对预防、保护、检控和服务等定下了最低标准。尽管丹麦起步很早,但是,跟踪监督签约国是否有效执行《伊斯坦布尔公约》的组织Grevio警告说,直到2017年,丹麦仍然存在不足和缺陷。该组织说,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丹麦法律中对“强奸”的定义。
   
   丹麦最近的一次示威活动中,抗议者呼吁修改法律,以“是否同意”作为定性强奸的基点——这一点值得特别注意:丹麦法律规定,强奸指的是暴力强迫、或者暴力威胁后发生的性行为,而不是在没有征得对方同意的前提下。
   
   有鉴于此,“丹麦全国警察条例”规定,受理案件的警官有必要询问报案者“抵抗犯案者”的细节,也就是说,被施暴的人有没有反抗施暴的人。但是,Grevio的报告说,《伊斯坦布尔公约》对性暴力的定义中,(是否)“同意”是核心。汉森女士认为,丹麦现有法律把责任归到受害者头上——她们有责任阻止自己被强奸,后果是,指责受害者的态度很普遍。她说,“围绕强奸存在许多误解、迷思。在不少人的想象中,强奸是有‘野兽’跳出树丛、拖倒孤身的女人。但事实上,许多强奸犯是受害人的丈夫、男友、好朋友,或者是她们在派对中邂逅的人。在这些案例中,只是因为她们认识对方,就要承担部分责任。我真是很难理解。
   
   强奸、性侵,从来不是受害者的错,永远不是!”——汉森女士还说,把办案的注意力集中在案发过程中女人有没有反抗,说明对受害者的处境和遭遇缺乏理解。她说,很多遭遇强奸犯的人立刻会被惊呆,根本无法支配自己的身体和大脑;或者,她们是在熟睡当中、醉酒之后,或者因服药麻痹。“根据现有法律,除非你说“不”、而且拒力反抗,那么,你的身体别人可以随便碰;我们希望看到的是,除非你说‘行’,否则,你的身体别人就不能碰。”
   
   欧洲:其他国家怎样说?——将强奸定义为字面意义上的“暴力强行”奸污而受到批评,丹麦并不是唯一的欧洲国家。根据“国际特赦”去年11月发布的另外一份报告,在他们调查的欧洲31个国家当中,只有8个国家以“同意”为基点定义强奸。这八个国家中,德国在2016年才修改法律、以“同意”为基点。之前,受害者需要证实自己曾经抵抗,这一要求同年也被废除。丹麦的邻国瑞典,欧洲性别平等排行榜的冠军,去年7月才推出以“同意”为基点的法律。西班牙目前仍在修改法律的过程中。现有法律规定,受害人需要证实遭受暴力、恐吓,才能算是被“强奸”。去年,西班牙上诉法庭判决“群狼”轮奸罪名不成立。因为受害人没有受到暴力攻击、恐吓。
   
   “群狼”案曾震惊西班牙,并引发大规模争议和抗议。后来西班牙法律专家提议修改法律,以“同意”作为定性强奸的出发点。——一年一度的奔牛节,是西班牙规模最大的节日之一。2016年7月的奔牛节,北部城镇潘普洛纳(Pamplona)街头人山人海,一名来自马德里的18岁的女郎也来参加狂欢。她与朋友走失,五名男子前来搭讪。后来他们把她带入一间地下室。这五名年龄在25-30之间的男子先后与她发生没有保护措施的性关系。一名男子用手机拍摄,并将视频分享到WhatsApp他们自己的聊天群,这个群名叫“狼群”。警方调查报告说,录像显示,女郎自始至终闭着眼睛、保持“被动或者中性”的态度。这成为后来被告律师的关键辩护之一。但是抗议者质疑,“难道为了证明自己是被强暴,就要不顾安全去反抗,让他们在自己身上留下伤疤?”“一个女孩子面对五个身强力壮的男人,不敢反抗难道不正常吗?”
   
   体制:小众人群的不信任——在某种意义上,丹麦对性暴力受害人的呵护走在其他欧洲国家的前列。比如,在丹麦、挪威、瑞典和芬兰,受害者都可以获得免费法律资助。但是也有活动人士说,一些少数群体获得帮助有困难。“变性行动”TransAktion组织的福莱博格(Nico Miskow Friborg)告诉BBC,通常情况下,变性群体对体制缺乏信任,因为体制内普遍存在变性人恐惧症。他们(变性人)或许受到过警察的骚扰,或许在医疗保健领域受到过歧视。福莱博格还说,帮助受害者的人的那些部门——比如强奸诊所、心理咨询诊所等,许多都或明说、或暗示是帮助顺性女性的,这可能会疏远变性人群体。
   
   国际特赦也指出,丹麦警方不记录强奸报案人是顺性、变性、还是非二元性别,只记录报案人是男还是女。这就意味着,像福莱博格这样的活动人士无法跟踪统计有多少变性人被强奸,有多少变性人正是因为变性才受到攻击。
   
   丹麦“黑人的命也是命”活动组织创始人索兰森(Bwalya Sorensen)还说,移民的配偶更弱势,因为攻击他们的人会说,如果双方认识,警方就不会当作强奸来调查。丹麦直到2013年才将配偶之间的强奸定为刑事犯罪。索兰森还说,丹麦移民规定非常严,这就意味着,配偶是移民的作案人“很清楚,女人逃不掉”,而且,“警察不会听女人的,只会听他的。”
   
   新规定:性必须是自愿的?——丹麦全国警察署表示,他们将继续认真听取和考虑各方意见以及国际特赦提出的批评。一名发言人向BBC表示,丹麦警方将以“尊重”和“敏感”的方式接待性暴力受害者。他说,2016年起丹麦警方和其他政府部门展开广泛合作,争取大幅度改进强奸案件的办理工作,其中包括改善受害人报案时的接待和处理方式。他还说,对警方不满意的比例从此前的30%下降到15%(2018年),说明新规定和新措施已经收到一定成效,但是还有必要继续努力,争取降低到零。丹麦司法部长普尔森(Soren Pape Poulsen)告诉丹麦媒体,“有必要制定新法律,明确规定:性必须是自愿的。”
   
   谢选骏指出:丹麦这样的进步国家因何“强奸泛滥”?这就和社会主义国家为何“反社会”一样——进步国家的“强奸泛滥”和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反社会”一样,都是由于人类的罪性决定的!和动物相比,人性有善有恶,但和神或神造的人相比,后来的人则是堕落的了,充满罪恶的天性了。这种堕落的、充满罪恶的人类,可以把好的东西变成坏的东西,所以圣经上说了,“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所以圣经又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因此,这样的人性可以把进步变成强奸,把社会主义变成反社会,把共产党变成腐败档。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者都不懂得这一点。人民民主和大众民主因此只能把人类引入灭顶之灾。
(2019/12/07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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