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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而非相反

谢选骏: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而非相反
   
   《当前中国营商环境中最大的不确定性是政治风险》(博讯 2019年12月22日)报道:
   
   (本文不作道德和价值判断,只从一般政治博弈的逻辑和事实做出最基本的判断)

   
   今年10月24日世界银行发表的《2020年度世界营商环境报告》,比较了全球190个经济体的营商环境各项指标并排名,中国位列第31,比2018年的第46位的排名大幅提高了15位,是190个国家和经济体中进步最快的,引起国内官媒的一片欢呼。
   
   客观地说,中国营商环境近几年确实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从上到下齐抓共管,国务院召开数次会议讨论改善营商环境问题,还专门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中国近几年的快速进步就是在世行评估营商环境使用的具体技术性指标领域进行针对性很强的改革所致。世行的营商环境报告重点评估的具体指标是开办企业的时间、办理施工许可证、接通电力、不动产登记、获得信贷的难易程度、保护小股东权益、跨境贸易手续及费用、纳税、履行合同状况、办理破产法律程序及时间等等。尽管如此,就是在这些技术性指标领域,中国并不是每一项指标都很强,比如在“获得信贷”这个指标,中国排名在第80名,反映了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现状;在“纳税”指标上,排名排名第105名,反映了企业税赋总体上还相当沉重。有分析指中国企业的总体税收占到利润比重大约在60%以上,全球排名第三。在跨境贸易和企业破产法律处理等指标排名上中国处在50多位,反映了进出口手续和法律处理企业破产执行上还有很多问题,诸如手续还不够简化,时间还比较长;在案件执行上“执行难”的问题还比较突出等等。
   
   但是,必须指出,目前中国的营商环境的最大风险还不在于世行报告中评价的这些技术性指标,而是在于中国营商环境中蕴含的巨大的政治风险的不确定性。再加上宏观经济环境的恶化,这才是内外资却步于投资办企业的最重要的顾虑。据中国商务部官网的数据,2019年前10个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1107亿美元,同比增长2.9%,在中国新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33407家,同比下降32.6%。内资新增投资也同样大幅下降,有分析师指出,从2015年开始,中国外企和民企利润的资产转化率持续走低,2018年民企当年合计创造了1.71万亿人民币的利润,但当年民企的净资产却净减少了1.704万亿,这说明当年民企几乎很少将利润用于扩大再生产。外企在过去的9年创造了13.7万亿人民币的利润,同期他们的净资产增加了4.978万亿,两者的差额为8.72万亿,约等于1.1万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是2015年后抽离的。正好自2015年后中国外汇储备显著减少了约万亿美元。实际上,中国的营商环境无论是对内资还是对外资来说,比起发达国家经济体来说确实仍存在较大的差距,并不完全像世行营商环境排行榜所表现的那样。究其原因,正如世行在其营商环境报告中也开宗明义指出,仅靠营商环境报告的数据不足以评估一个经济体的整体竞争力和外资投资前景。《营商环境报告》没有评估市场规模,金融市场的稳健性和深度、宏观经济状况、外国投资、安全和政治稳定性、腐败状况以及劳动力素质等因素。世行报告指出,营商环境报告所列出的这些技术指标的改善并不足以评估内外资投资的投资前景和意愿。众所周知,企业在做出投资决策前需要评估很多风险因素比如政治风险、市场风险、经营风险和法律风险等等。营商环境反映的风险重点只是部分地体现在经营和法律风险中。营商环境的具体指标一般只占企业投资决策综合考虑因素的40%左右,而诸如政治风险、宏观经济环境及市场和法律风险的考虑可以占到企业投资决策考量因素的60%。从世行的报告看,前50名的国家大部分是民主政体和市场经济的体制,这是其具体营商环境的基础性因素。在这个基础上再评估营商环境的具体技术性指标,就能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该国或地区整体的营商环境优劣。而中国并非民主政体,也不是标准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故考察中国的营商环境同时也必须考虑其政治体制和国家统制下的混合经济体这些基础性因素,才能全面准确地判断其投资前景。
   
   就目前中国的情况来看,我们可以说影响内外资投资信心和前景的最重要问题是政治风险。中国营商及投资环境中的政治风险分为内生风险和外部风险两大方面。内生风险的根源来自近年来意识形态整体向左转,而外部风险来国内的意识形态左转与外部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产生的尖锐的矛盾和对抗,并由此产生的一系列政治和经济的冲突,比如中美贸易战和“一带一路”在西方世界产生的对抗状态。这些冲突和矛盾给中外企业投资和经营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先从国内来看。我们常说,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同1978年改革开放40多年相比,近年来国内意识形态明显向左转,最明显的标志性事件就是纪念马克思诞生200周年和纪念《共产党宣言》,重新强调无产阶级革命,共产主义和斗争哲学,要求牢记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谁都知道,150年前马克思撰写的《共产党宣言》根本宗旨就是消灭私有制,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实现共产主义。这些思想和理论在40多年的改革开放时期一直被低调搁置起来,用邓小平的说法就是“不争论”,取而代之的是多做事。邓曾多次说,有些事情争论起来,一万年也不会有结果。邓还批评凡事要先分姓资还是姓社的说法,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先不要分颜色,“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而文革时期恰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鼎盛时代。
   
   其次,总体指导思想的全面左转就必然体现在一系列具体的工作中,其最典型的表现是“政治挂帅”再次大行其道。各项工作要先高举使命的红旗,忠于党和忠于领袖,甚至有部级官员说“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其实他只是描绘了当代政治领域的一个流行的生态。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大树特树”,“无限忠诚”的政治文化急剧回潮。做工作先分忠不忠,红不红,然后说具体业务。“空头政治”之风盛行,因为“红”是加官进爵的先决条件。为了避免犯错误,遇事政治表态压倒一切,而具体工作不作为少作为是最安全的为官之道。到处是会议,事事是文件,讲排场盛行,官僚主义当道。
   
   第三,党的领导贯穿一切,以党领政全面实行。“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全社会各种组织党的领导都要一竿子插到底,不留死角。国有企业要强化党的领导,重要的民营企业也必须建立党的组织机构,连在华经营的外企凡是可能也要有党的组织。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提倡的“党政分开”,“政企分开”都被一风吹掉。这样做的主要理由是强化党的执政基础。
   
   第四,全面加强思想文化领域的控制,对大学中学和小学的教学和文化的控制仅次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大学、中学和小学都是党的教育基地,从学校管理体制、教师队伍、教学安排和教材图书都必须是为政治服务,为巩固红色江山为基本宗旨,所有大学已基本被改造成非标准的党校。对文化艺术也必须忠诚于党的意识形态,在这个前提下再体现艺术多样性,如果违反了这一点,必须坚决封杀,毫不留情。对媒体,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都必须工具化,为党的思想、路线和政策鼓与呼,官方还有各类大量“水军”,控制网上舆论,使网上各类“舆情”真假不分。党的宣传部实际上就是就是各类媒体的总编辑。
   
   第五,对社会的控制就要绝对地控制,全方位监控,用铁的手腕扼杀一切不详的苗头。“人民民主专政的铁拳打碎一切对抗的活动和人士。高科技的手段如监控摄像头遍布城市的大街小巷,构成了一张天罗地网,让任何人都无处逃遁;重点地段还要附加上人脸识别技术。预警系统和网格化管理成了社会控制系统的标配,它们的政治控制的功能是第一位的,然后才是社会管理功能诸如交通事故和侦破犯罪案件等等。
   当然,所有这些现象,除了高科技之外,都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现过,其实并不新鲜。比起文革来,现在的做法只能说是“小巫见大巫”。不过,和文革时期显著不同的是,文革搞“政治挂帅”只是靠国家暴力机器和“毛泽东思想”这个精神原子弹“,而现在党掌握的资源除了国家暴力机器外,还有庞大的财政资源及多样性的利益武器。暴力机器,庞大的宣传机器加金钱,党相信这新三大新时代的利器对维护“红色江山”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也难怪很多知识分子和商界人士都把私下都把今天称为“小文革”时期。
   
   然而,中国是世界大国,它的一举一动不但是国内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一个是中国系统之内的运转,一个是国内的系统与外部世界系统的互动,两个系统不可能截然分开,而必然是相互影响,不是向好的方向影响,就是向坏的方向影响。纯粹的内外“互不干涉“既不现实,也无可能。在今天的条件下,主观地奉行这个的”互不干涉政策“只能是无效的政策。这样的实例太多,不一一列举。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年邓小平曾说,新中国成立后每当我们和美国的关系搞不好时,我们就受穷,而搞得好时我们就富裕。
   
   目前,国内深度左转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与外部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产生了尖锐的系统性冲突,已经有很多国际国内专家和学者在讨论这两大体系之间的“新冷战“问题。这种系统性冲突对两个体系内部和相互之间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文化等方面正在产生着越来越大而无法回避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多方面影响,本文只聚焦其中的经济和企业投资行为领域。概括起来说,这方面的主要影响有:
   
   首先,在改革开放40年形成的庞大的民营企业(目前占中国企业总数的80%以上,GDP的60多和雇佣人数的80%多)产生了重要的约束性影响。众所周知,前两年取缔民营企业的舆论甚嚣尘上,特别是政府对若干重大的私营企业案件的处理,对民营企业主有明显的寒蝉效应。他们对扩大再生产不敢过于热心,而向海外转移资产近年来却风行一时,因为他们认为在诸多政治上的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他们感受到其生命和财产安全的现实威胁。说你有罪,你就有罪;法律的随意性太大。针对这种情况,尽管领导人曾多次喊话,民营企业家还是我们的“朋友”,但效果有限。正如有经济学家近期在一次内部讲演中公开说的那样,很多民营企业家认为,“需要我们(指民营企业家)是无奈的选择”,“消灭我们才是崇高的理想”。在这样的背景下,披着各种外衣的“国进民退”,“公私合营”成了经常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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