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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运动与民主运动的区别 ——兼论“六四”后大陆为何只有维权没有民运

    维权运动与民主运动的区别
    ——兼论“六四”后大陆为何只有维权没有民运
   
   
   


   
    什么民主运动?广义的民主运动,就是以宪政民主体制为目标的运动,即要求法律的制定、政策的出台、乃至政府的产生和运作,符合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的精神,民主运动包含人权运动,因此它可以带有维权的性质,但却高于维权运动。
    比如马丁.路德金领导的公民运动,就带有黑人维权的性质,但又超越了黑人维权的境界,因为运动的诉求是所有种族的平等,并未局限于只为黑人争取平权,这就上升了人权运动的层面。
   
    什么是维权运动?就是特定的群体或个人自我维护权益的运动,这种运动不具有要求改变体制的诉求,常常只是讨要个人或特定群体的利益。如大陆此起彼伏的拆迁户维权上访、下岗工人维权抗争、教师讨薪维权、老兵维权等等。
    由于没有体制性的诉求,只维护特定群体和个人的权益(人权运动特征,是维护所有社会成员的权利),因此,维权运动低于人权运动,因此也算不上广义的民主运动。
   
   
    两相比较可知:
    以“反送中修例”为发端的此次港民街头运动,属于民主运动,因为反对侵害香港司法独立的恶法出台,已经具有体制诉求的性质,其诉求的影响并非特定的群体,而是所有的香港居民,这与大陆多如牛毛的维权运动截然有别,徐水良硬说“反送中”是维权,这是把维权运动与民主运动混为一谈;
    现阶段已上升为“争普选”的港民抗争,更成为典型的民主运动。
   
    而今年六月爆发的、与香港“反送中”一度同期的武汉阳逻反垃圾焚烧项目的街头运动,就是典型的维权运动,而不是民主运动。因为该运动没有任何自由、民主、人权、法治诉求,该运动维护的,只是部分群体(武汉阳逻区居民)的环境利益。
   
    一度声势浩大的法轮功反迫害运动,看似与人权息息相关,其实也是一场维权运动。因为法轮功的诉求,从来只是(要中共)停止对法轮功信徒的迫害,并不要求中共停止对法轮功之外的群体迫害,更不要求改变中国的专制体制。
   
   
   
    1992年之后,三十年来的中国大陆,基本上只有维权运动,没有民主运动(唯一算得上民主运动的1998年国内民主党组党运动,并未形成街头运动),这是中国大陆与香港,与前东欧、前苏联和前蒙古的巨大区别。
    可以说,“苏东波”近三十年来,中国大陆人权和政治环境不进反退,而且变本加厉地大幅倒退,原因之一,就是1992年之后,大陆民众整体不愿追求自由、民主,而只愿维权。
   
    这是由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的特点和不同的客观效果决定的:
    由于维权运动的诉求,只局限于维护个人或特定群体的利益,因此很难引发广泛的社会共鸣,比如,你解放军老兵争待遇与我何干?我为什么要声援你?说不定你还是当年开枪屠杀六四学生市民的匪兵之一呢!
   
    六月武汉阳逻区的街头维权运动,甚至连武汉其他城区的人都打动不了,为什么?因为阳逻人争取的只是不在自己的区建垃圾焚烧项目,这与我何干?且你不让在你们阳逻建,莫非要把垃圾焚烧项目赶到我们的区建?我声援你不是神经病吗?
   
    因此,维权运动天然带有散沙性质,它难以引发社会广泛共鸣,且很容易被当局以“个案解决”为诱饵,收买和分化瓦解。这在今天社会道德沦丧的中国大陆,尤其如此,试问:大陆访民中为了自己“个案解决”而充当线人,监控其他访民的败类,难道还少吗?
   
    试想,如果今天香港青年打出的旗号不是“不送中”、争普选,而是象大陆维权民众那样,窝窝囊囊地打着特首大头像,恭请林郑月娥为民做主,解决青年人就业难、住房难问题、、.则还会引发两百万人的规模吗?面对这种民众,港奸林郑月娥强推“送中修例”还会有顾虑吗?还能不象习近平那样趾高气扬吗?
   
   
   
    为什么大陆人只愿维权,不愿民运?徐水良强调:中共高压,在大陆提民主诉求非常危险!
    事实上,今天中国大陆的反对派,并没有晚清时抓住就砍头、凌迟的血淋林风险,且中共对维权民众的镇压,也并不比民运异议人士轻多少。三十年来大陆民众普遍只愿维权,决不愿为自由民主而抗争,主要不是中共高压的结果,而是大陆民众整体道德败坏、政治冷漠的结果:“六四”之后,特别是1992年后,中国大陆人普遍丧失了社会正义感,他们不会为社会公义而出头,虽然为了自己的利益,敢于拼命的“勇者”并不罕见。今天的中国大陆民众,已经与八十年代的大陆民众迥然不同了——八十年代的大陆民众,倒是有点今天香港人的风采。
    当然,今天大陆民众的整体道德败坏和政治冷漠,是中共精心造成的。在现行中共严酷阻断信息和利益腐蚀的局面下,严重缺乏资源的中国反对派人士,不可能对大陆民众施以启蒙,或唤醒其良知,中国大陆民众的素质要获得改善,需要在中共垮台之后。
   
   
    因此中共的垮台,主要在外因引发的中共内部坍塌,而不能指望大陆民众起来反抗。香港的抗争和台湾的拒统,就成为引发中国变天的强有力契机。
   
    徐水良强调:大陆民众自愿维权,是因为时机未到,时机一到,大陆维权民众就会“全民起义”。
    中国历史维权运动转变为革命的例子,只有一个,就是1911年四川的保路运动,上升为辛亥革命,并在武昌起义后掀起了大规模镇压满清官僚、扫灭清军的“同志军”光复四川战争,令四川成为满清势力遭到最为彻底铲除的一个省。
    但是保路运动之所以能上升为革命,在于渗入保路运动的孙文同盟会组织,鼓动维权民众突破了立宪派(立宪派是运动初期领导派别),划定的“只求争路,不反官府,不打教堂,更不得聚众暴动”的维权界限。可以说,如果没有孙文的同盟会,保路运动就不可能自动上升为革命,顶多在满清的镇压下演变为无序的暴乱泄愤。
   
    同理,即便时机到来,如果没有民运人士或民运组织的介入,大陆的维权运动也不会自动上升为民运。而因为三十年来,中共通过败坏中国社会的道德,令严重缺乏资源的中国民运力量,在国内基本失去了市场。因此,象四川保路运动升级为革命的现象,很难在大陆重演。
    中国的变天,在于以港台为首的外因,以及中共自己的内斗。
   
   
   
   
   
   
   
   
   曾节明 2019.8.18雨后闷热晚
(2019/08/18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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