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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检察院就是黑帮窝点

   谢选骏:最高检察院就是黑帮窝点
   
   《扫黑除恶失控 黑社会太多 最高检察院急了》(2019年7月29日 转载新京报)报道:
   
   7月18日,最高检发布《检察机关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典型案例选编(第三辑)》,最高检要求各地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依法规范办案,既不降格处理,也不人为拔高,确保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始终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经得起历史和法律检验。


   
   可见从最高检层面已经意识到有些地方在扫黑除恶斗争中出现了偏差,就像今年两会期间,最高检答记者问时最高检副检察长孙谦就对记者表示,“在逮捕和起诉的时候不是黑社会的就不能按黑社会批捕,不是这个犯罪的就不能按这个罪名起诉”,并对有些地方存在扫黑除恶下指标的问题明确指出“这是不可以的”!
   
   此后不久,在今年的4月9日,两高两部又联合发布“关于办理扫黑除恶案件四个意见”,在一定程度上对扫黑除恶案件办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作出了更有操作性的规定,以防止司法实践中出现各类“跑偏”现象。
   
   近期各地扫黑除恶新花样手法:
   
   一、将几年前十几年前甚至二十年前的事,哪怕是连轻微伤都不构成的治安案件,包括已经调解结案的全部重新以寻衅滋事起诉;
   
   二、将之前已经定罪定罪量刑的案件追加被告人再次起诉;
   
   三、将之前判无罪的撤销再次起诉;
   
   四、将一个事情分成多个罪名起诉(如到人家家里讨债,第一次去是一次犯罪,第二次去是两次犯罪,第三次去就按照寻衅滋事判十年);
   
   五、追诉时效、一事不再理、上诉不加刑、再审有利被告原则、牵连犯理论、甚至追诉年龄等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定全可以突破;
   
   六、罪名可以随时变换,可以随时增加,财产可以想当然查封扣押冻结使用,甚至直接接管公司管理和财务;
   
   七、罪名可以凑数,如不够轻伤定寻衅滋事,够轻伤就定故意伤害,有两个轻伤再就换成聚众斗殴,有了聚众斗殴就改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民事纠纷就定合同诈骗,有了个合同诈骗就定敲诈勒索,有了敲诈勒索就定强迫交易,有了强迫交易就定非法侵入住宅,更狠的是将谈判行为定为强迫交易,将交易行为定为诈骗,将交易后发生纠纷的解决行为定为敲诈勒索……
   
   八、将认识的朋友定为组织成员,将年龄大的人被称之为哥哥的定为组织领导者的大哥,也有极个别更搞笑的,如当年贵州黎氏家族案,将儿子定为大哥将父亲定为小弟;
   
   九、将八竿子打不着的公司甚至在外地的公司定为黑社会的经济利益;
   
   十、将所有事都想办法定个罪,如别人堵你矿山的路你寻衅滋事,别人割你的水管你寻衅滋事,你堵别人的路你寻衅滋事,你找人家讨说法你寻衅滋事,你打别人寻衅滋事,别人打你你寻衅滋事……
   
   刑法罪名四百多个,运用当慎之又慎,不然,作为民营企业的老板都在劫难逃;
   
   孙谦检察长在政协会议中还强调对民营企业家犯罪:“不能只抓人、封财产,一涉案就送进看守所”。
   
   谢选骏指出:扫黑除恶,为何最高检察院急了?因为再追查下去,最高检察院就是黑帮窝点了。文革的时候,毛泽东鼓励红卫兵造反,中央组织部遭到冲击,以便查出中共高干的黑历史。谁知道一查下来,红卫兵竟然发掘出了毛泽东的黑材料,不仅知道毛泽东年轻的时候黄赌毒俱全,而且毛泽东还是个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这把红卫兵吓得不轻,而且怀疑整个文革就是一场惊人的骗局,是一场“坏人打坏人”的闹剧,而毛泽东就是最大的黑帮分子……这件事传到了毛泽东耳里。毛黑帮立即下令逮捕当事人,马上终止文革——这件事发生在1967年。第二年开始,毛泽东就开始发动“清理阶级队伍”的反文革运动,并把知识青年下放农村,其实就是“封口运动”,把“知情人”及其相关阶层一网打尽。后来,进一步发动“一打三反”、“深挖五一六分子”等一系列反文革运动,恢复了共产党的统治。“知青”的罪过,就在于“知情”了毛泽东的黑历史。现在,按照这个路线发展下去,最高检察院也不得不把扫黑除恶运动收网了,以此避免自己沦为黑帮的窝点。
(2019/07/31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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