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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菅人命”的生动注解

谢选骏:“草菅人命”的生动注解
   
   《齊家貞:我在澳洲經歷的八九六四——紀念天安門民主運動30週年》(博讯2019年5月31日首发)报道:
   
    一

   
    一年一度的八九六四又到了,今年30週年。
   
    89年6月4日上午九點半,北京長安街,軍人荷槍實彈崗哨林立,坦克車隊集結待命,兩側諸多小路的路口擠滿了人群。眾目睽睽之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人民坦克兵在隆隆的坦克聲中,朝跪在他面前祖孫三人的身體碾過去;停頓一下,坦克倒退,再從祖孫三人的身上第二次碾過去;回到出發點,隆隆聲中,坦克再次前行,在祖孫三人的身上第三次碾過去;最後,坦克退回原地,第四次從祖孫三人的身上碾過去(註:過去我誤寫坦克往返四次,應為兩次,在祖孫身上來回碾壓四次)。祖孫三人壓成的肉泥嵌進了瀝青路裡,鏟子也鏟不乾淨。
   
    8年半後,1998年1月,目擊者王強告訴我上面這個令人髮指的罪行,當時我們在離洛杉磯40多公里的Long Beach縣華人旅館裡。王強說,他回到重慶無線電廠向黨支部書記蔣為匯報了這一幕,書記指示,此事就停止在你我之間,不得擴散。那年秋,我請重慶朋友去無線電廠找蔣書記,得知該廠已垮,該人已壽終正寢。
   
    如果,偉大社會主義中國的最高領導人沒有下“要準備流點血”、“堅決鎮壓反革命暴亂”的命令;如果,這一個坦克兵與那一個坦克兵(拒絕壓人的那位),長著相同的肉心——而非狼心狗肺;如果,這個人為製造的災難壓根沒有生長的土壤:一黨專制,無論“暴徒”們如何“胡作非為”,如何沒有“見好就收”,“為人民服務”的勤務員們手上就斷無殺人的武器,比如機關槍坦克車裝甲車達姆子彈等。那麼,今天,30年過去,那個與婆婆手牽手當時約7歲的小男孩現在已經37,他將穿著夏裝與妻子在6月4日明媚的陽光下,牽著大約也是7歲的兒子或者女兒,歡天喜地走在北京長安街上;那麼,今天,30年過去,他當時大約五歲的妹妹現在35,多數已是五歲孩子的媽媽,也應該與丈夫一起,一家人興高采烈享受人生在世所可能有的幸福時光了;那麼,今天,也許他倆的婆婆,此時此刻已不在人間,她也該與蔣為書記一樣,壽終正寢。
   
    而不是死於非命!
   
    我們的人民共和國、人民解放軍、人民子弟兵、人民政府、人民法院、為人民謀幸福······,無時不有無處不在的“人民”二字,它的實際含義原來是“敵人”,甚至連敵人也不如,是可以隨意虐殺的牲口!
   
    “牲口”社會,領導人及其跟班,難道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牲口?!
   
    二
   
    1989天安門民主運動期間,我在澳已一年半多,還處在自我禁閉之中:一,不懂英文,兩年內不看電視,不聽收音機;二,五年內不買中文報紙,浪費時間,影響我學習英語。
   
    朋友告知,尋人啟事在找齊家貞。我這才破例買了份中文報,這才非同尋常地發現,在澳中國人對天安門民主運動有如此強烈的反響,對8964中共天安門屠殺有如此沖天的憤怒。
   
    一頁一頁翻過去,整版整版全是墨爾本和維省邊遠地區在澳中國人登的廣告,尺寸巨大,顏色醒目,標題刺眼,有的是個人獨登,有的是數人聯名,都是護照上的真名實姓,不像平時交往了好一陣,你只知道他(她)的姓或者英文名字。現在,中共在天安門犯下的殺人罪行,他們個個義憤填膺,人人無情譴責,喊出了打倒希特勒政權、中共十惡不赦罪該萬死之類的口號,也有人嚴正聲明退出法西斯共產黨和共青團等。
    勞改隊裡,我聽神經失常的王大芹罵過法西斯之類的瘋話,正常人誰敢!現在,這些“瘋話”全部出自正常人之口,心裡好解氣。
   
    那段時間,關於天安門民主運動的新聞我一律來自週末打工洗碗的餐館裡,哪怕別人已是二手舊聞,對我全是剛出爐的新新聞。這輩子,1949年10月共產建政毛澤杔宣布“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中國人從此跪著當奴隸,包括8歲的我。現在成千上萬的學生市民揚眉吐氣膽大包天,在中國的心臟地區北京天安門遊行示威,舉標語呼口號,懲治貪污、反對官倒、開放民主,已經好幾週了。
   
    儘管我人在澳大利亞,仍為中國人有望站起來做人而心花怒放。
    我打電話與在美國旅館當經理七十七歲的父親談六四。父親比我更激動,他天天看《世界日報》,天天大受鼓舞。
   
    “家貞啊,準備捲起鋪蓋回中國慶祝吧!我們快要熬出頭了。我到處打電話,問地址,給那些民運組織捐錢,他們寄來一些有我名字地址郵票般的小東西表示感謝,很有趣。天安門民主運動需要我們每個人的支持,我手上的錢都寄走了。”
   
    那,這個月給弟弟的生活費怎麼辦?
   
    沒關係,我已經通知他們,下個月我寄雙份。
   
    這樣吧,這個月我來。
   
    不要,不要,我有辦法,馬上就會有的。家貞,你千萬別寄!
   
    父親逝世後,遺物裡有一疊六四以來匯給民運組織的匯款單,總數接近一萬——這位在二手貨店花一兩塊美金買衣褲,垃圾桶裡撿麵包吃80歲左右的老人,23年牢獄之災不能改變他正直善良誠實的天性,是名副其實的英雄,悲劇英雄。
   
    三
   
    餐館裡,我跟老闆Tony爭論起來。
   
    “不好啦,他們肯定要開槍鎮壓了。”老闆說。
   
    “不會的,北京這麼多機關這麼多人都參加進來了,它眾怒難犯。”我答。
   
    “你看,他們的標語從‘小平,你好’到‘小平,你好糊塗’到要‘小平下台’,那還不開槍鎮壓?”
   
    “要鄧小平下台,因為他太老了,又不是要打倒共產黨。”
   
    “要鄧小平下台,就是要共產黨下台,是一樣的。”
   
    “五八年武漢有人領導九個工人罷工就給槍斃了,罷工的人全部判刑。現在,罷工罷學罷市,上街人數最多的時候兩百萬,它能判刑槍斃兩百萬人嗎?”我認為,時代不同了,民意不可侮,政府不得不讓步。
   
    “不說這麼多,肯定是要開槍鎮壓地啦。”
   
    “肯定不敢鎮壓地啦。”我學老闆的廣東腔回答。
   
    “好,好,你不相信,我們打個賭,看你對還是我對,看他們到底敢不敢開槍?”
   
    那天半夜,我從餐館下班回家,大家都關燈入睡了。摸黑中,剛來不久的小夏從房間裡傳出哭聲:“齊家貞,他們真的開槍殺人了!”
   
    啊?
   
    那個只在大陸生活了七年,七歲就逃到香港,後來又從香港逃到澳洲的資本家Tony,擊敗了坐過十年共產監獄的無產階級赤貧者齊家貞,資本家賭贏了。
   
    涉及到政權命脈之時,老百姓的血只是水,鄧小平“殺二十萬,換二十年穩定”,世界上沒有第二個獨裁狂人敢說這樣的“豪言壯語”!
   
    那是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我白天去工廠做工,銷售經理Collin來到我面前:“Helen,天安門殺人了。你需要幫助嗎?我們將盡力。”
   
    Collin再次下樓,她遞給我一封信,大意是:本廠將樂意僱傭齊興國和齊大同先生——我的兩個弟弟。
   
    四
   
    我開始關心時事,具體說是關心天安門事件了。
   
    每次走在路上,我眼睛就四處張望,只要商店的電視機正在News Update(最新消息插播),我就趕緊鑽進去,希圖補看機不可失時不再來中國人在天安門廣場空前的壯舉。
   
    我對自己開了禁,大大方方花二十元錢買了個二手電視機。當時的電視機碩大笨重,我費盡氣力搬回家,發現它接收不到澳洲國家民族電視台SBS,這個台主要播放國際新聞。我又嘿咗嘿咗搬回店,加五元錢換了台可以收看SBS的。
   
    之後,我花十六元澳幣“巨資”(我每週伙食費10元)買了本天安門民主運動的畫冊。太差勁,比起波瀾壯闊、氣吞山河的這場運動,沒有一本書、沒有一冊畫不是淡而無味,不是九牛一毛。
   
    我天天打開電視看SBS,我天天失望地關掉,中國老百姓新聞開放三天站著活了三天人,又回到蒙住眼睛縫住嘴巴塞住耳朵的老套子裡去,天安門屠殺之後,中國倒退萬馬齊喑,中國人又開始跪著做人,世界各國的新聞工作者很難再獲得八九六四的後繼新聞了。
   
    自我禁閉,讓我失去驚嘆禮讚活了四十九歲才一遇的使血液沸騰,使靈魂得救,使生命根基徹底翻轉,使人生之旅重新起航的史詩巨畫:四九年共產專制以來兩百萬中國人嚮往民主的大能量、大行動、大爆炸場面;我也沒看到使自己終生心驚肉跳,終生惡鬼纏身,終生盤問“怎麼能向手無寸鐵的老百姓開槍”,錯過與那些肝腦塗地血濺四方日夜遊走在天安門前的亡靈們相聚,並且心貼心活在一起的機會了。
   
    事實上,我這個天不怕地不怕只怕共產黨的傢伙,儘管出了國,依然沒有享受到“Freedom From Fear”免於恐懼的自由——四個弟弟和他們的家屬都是人質,我恐懼因為自己言行不慎,把他們再次逼進苦難的深淵,我哪怕自殺十次,也無可挽救無濟於事了。
   
    我依然不敢不沉默。
   
    五
   
    原來是餐館老闆Tony找我,當時我太累,辭了工。
   
    Tony在電話裡焦急地問,齊家貞,你有沒有登報聲明譴責中共開槍屠殺天安門的學生居民?
   
    沒有,我想都沒這樣想,我不敢。
   
    那,我就放心了,千萬別登報,萬一在澳洲留不下回去,他們報復,首先就收拾你。
   
    Tony約我在唐人街見面,一起去諮詢他的律師。
   
    走進律師辦公室,我掃見桌上放了些填好的表格和一疊照片——最上面是個中國男人把李鵬的大畫像踩在腳下,猜想,加上他們登報譴責中共的聲明等,可以證明回中國就會像天安門的學生百姓那樣大難臨頭死路一條了。
   
    律師用嘴嘟了嘟桌上的東西,他說,這些並非本來存在而是事後人為製造的證據,很難相信有足夠的說服力從移民局手上拿到定居。老闆向他提了一下我的情況,表示他想幫我辦居留。律師認為,我的過去與天安門事件毫不相關,他們既然放我出國,我回去就是安全的。他強調,這類案子,證據不足,申請起來非常棘手。
   
    連律師自己都沒有信心,Tony幫我忙的好意胎死腹中。
   
    這次關鍵時刻我一反常態,完成了從大愚若智到大智若愚的轉換,自己不聲不響去拿了一份強烈人道理由申請定居的表格(Strong Humanitarianism Status),我請人幫忙填好,交給澳洲移民局。
   
    為了保住專制政權,中共不擇手段無所不用其極,對和平請願的學生平民們使用機關槍掃射,開動坦克裝甲車碾壓,火光沖天血流成河,它使西方世界看到中共喪盡天良赤裸裸的殘酷野蠻,深深攪擾驚駭觸怒了他們善良的心,澳洲移民局伸出援手,免去慣例約談,很快就批准了我的定居,不久,女兒也移民來澳。後來了解到,在我之前,澳洲政府主動從大陸救援了好些身處險境的民主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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