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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宾雁真是一个缺德鬼

   谢选骏:刘宾雁真是一个缺德鬼
   
   《晚年戈扬在纽约的生活》(香港《苹果日报》2012-4-1 严家祺)报道:
   
    戈扬活了九十三岁,她的一生如此起伏多变,从重庆到北京,从北大荒到纽约,从参加台儿庄战役、随新四军转战南北,到住进星云大师的西来寺。但不变的是,她在当右派和流亡美国两次人生低潮中,始终是那么不屈不饶、那么自信自尊、那么自强不息、那么坚毅刚强。


    戈扬和邓颖超相识将近半个世纪。早在1940年抗日战争初期的重庆,戈扬和邓颖超在宋庆龄的“新生活妇女指导委员会”中工作。皖南事变後,邓颖超介绍戈扬去了新四军。戈扬作为女记者,在共产党内赫赫有名,1949年,她与杨刚、浦熙修、彭子冈一起被称为“中共新闻界四大花旦”。
   
    戈扬当上右派後,与邓颖超有二十多年没有联系。周恩来去世後,邓颖超与戈扬又见面了,两人都成了老太太。邓颖超在大连棒槌岛避暑时,戈扬又去看她,两人谈得来。邓颖超当时是全国政协主席,戈扬又担任起“反右”前的《新观察》杂志主编。邓颖超住在中南海,希望戈扬每星期都去看她,与她聊聊天。1989年胡耀邦的去世,改变了戈扬的人生。正是戈扬和张伟国主办了一次“纪念胡耀邦座谈会”,当这个座谈会的发言刊登在上海《世界经济导报》上时,江泽民要求《世界经济导报》停刊整顿。“六四”後,陈希同点名戈扬参与“制造动乱”。
   
    1989年4月22日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完胡耀邦追悼会后,戈扬应邀赴美参加一次研讨会。“六四”後,戈扬从美国打电话到北京中南海,邓颖超的秘书赵炜对戈扬说,“不要轻信谣言”。戈扬从她二十一年“右派”经历中,知道“六四屠杀”不是“谣言”,决定留在美国,从此艰难地在美国度过了她最後的二十年。
   
    “六四”後,通过陆铿的联系,戈扬住到洛杉矶的西来寺。1989年8月,我在西来寺见到戈扬,看到她谈论中国政治,充满自信、意气风发,我没有想到她已73岁,也没有想到73岁一人流亡美国会有什么问题。1991年,我从法国到纽约,乘了一小时地铁,又步行了近二十分钟,才找到了戈扬家。它在布鲁克林“日落公园”附近,但与布鲁克林最大的公墓更近,只隔一条街,街另一面只有一间房子宽,后面就是连绵不断的公墓群。1991年时,戈扬家附近十分冷落。路上看不到多少行人。听戈扬谈话,感到她刚强坚毅。
   
    离开西来寺来到纽约,首先要解决吃饭问题。“六四事件”後,普林斯顿大学余英时倡导、筹款组建了“中国学社”,帮助解决流亡海外的知识分子生存之忧,以便他们继续研究中国问题并由他们自己管理。戈扬想到普林斯顿,刘宾雁却以“我们是学术机构,不是养老院”为由将她拒之门外。戈扬对高皋说:“再请我也不去!我要用自己的腿走我的流亡之路!”谈到这些,戈扬还说,刘宾雁以类似的理由也拒绝了王若望。
   
    为了生活自立,戈扬一到纽约就开始在一家慈善机构资助的开放式英语学校,向一位老师一对一地学习口语。老师被戈扬悲怆跌宕的经历和她自强不息的精神深深感动,鼓励她写出自己的人生。这样,戈扬在这位老师帮助下开始用英文写自传。戈扬孜孜不倦地学习英语,她将单词写在纸条上,贴在家里的墙壁上,与烹饪有关的,就挂在厨房;还经常驻足街道,辨认每一个她记得的单词;而每写完一段个人经历,她都请老师批改润色,回家后还会仔细推敲琢磨。凭借超人的意志力,戈扬把自己沉浸在英语世界里,她给香港刊物写信说:“高皋是学了就忘,我是忘了再学!”因此,听说读写都有长足进步,老师也变成了朋友,以致老师因心脏病不能再辅导时,还特别叮嘱儿子继续帮助戈扬。
   
    戈扬用她那敏锐的目光和犀利的笔触继续写作,虽然各种报刊杂志争相邀约她写文撰稿,也只能赚取微薄的稿酬,要维持在纽约的生计,犹如杯水车薪。戈扬决定申请社会福利金。她自立而不求人,独自一人到社会安全局。接待人员希望她请个英文好的人陪她一起来,并说下次来就不用再排队等候了。戈扬一听,睁大眼睛,叫了起来:“不!就是我自己,就要今天办!”戈扬说:“看来是怕年纪大出意外,接待员立即上来扶着我,要我放松,并说,现在就办,现在就办。”问到有没有收入时,戈扬说,有时写点文章,接待人员表示,福利金是要扣除部分收入的。当时,戈扬正在以写信的方式为《开放》杂志撰写回忆录,她迅速反应过来说,不是文章,是写信。就此得到了全额养老福利金。
   
    1994年6月後我家也搬到布鲁克林。从我家到戈扬家,要步行近二十分钟。我与高皋常去看望戈扬,戈扬有时也来我家吃饭。有一次,我在华人区的街道上走着,突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脸容,背微驮,无精打采,慢慢地迎面走来,正是戈扬。我猛然意识到,这是一个年近八十的老人,孤苦伶仃流亡异国他乡,在到处是陌生人的街道上,我看到了一个完全无助的戈扬。而平时人们见到的神采飞扬的戈扬,她的精神完全是靠意志打起来的。
   
    司马璐是戈扬的同乡,小时候就互相熟悉。司马璐也住在布鲁克林,常去看望戈扬。司马璐比戈扬小三岁,希望与戈扬结婚,戈扬一直没答应,加之住在女儿家的一些不愉快,司马璐得了抑郁症,住进了医院。戈扬经常去医院陪伴司马璐。得知司马璐拒绝吃饭,她又带饭到医院,看着司马璐进食。有一天,戈扬特地做了一大碗虾,司马璐喜形于色一扫而光。
   
    戈扬住的房子租金低廉,房东多次暗示要提高租金,说是只需稍稍改装一下,房租就可以提高很多。由于戈扬时常在文字方面帮助住在楼下的房东,所以没有说得很明白。一天,戈扬外出,忘了关煤气,结果炉子上的东西烧糊冒烟了,房东冲上楼,关了煤气,没有造成其他损失。其实,戈扬一直非常小心,大门上贴着“关煤气”几个大字提醒自己。这次可能走的太匆忙,才酿成事故。有了由头,房东正式逼戈扬搬家。
    病情好转的司马璐不愿意回女儿家,戈扬也必须另觅住处。为了节省开支,互相照顾,他们决定搬到一起居住,并在“参议院街”找到了一室一厅的住房。後来,他们搬到远离布鲁克林的法拉盛,我和戈扬的来往就减少了。
   
    2000年,84岁的戈扬动了心脏搭桥术。住院期间,我去看望她时,发现司马璐坐病床边,几乎整日陪伴着等待康复的戈扬。戈扬对司马璐说,只要度过了这一难关,就与司马璐结婚,二年後,两人结为连理。
    戈扬、司马璐搬到法拉盛後,在一位老华侨保延昭的帮助下,戈扬的两个女儿、女婿和儿子等都来到了美国,这是戈扬晚年最高兴的时候。然而,除了一个女儿和女婿外,戈扬其余儿女还是回了中国。就在戈扬最高兴的时候,我与北京来的朋友去看望戈扬,发现戈扬谈话有些文不对题。没有多久,戈扬被确认患有“老年痴呆症”就进了“安养院”。
   
    2009年1月18日,戈扬去世,三天後在纽约举行了数十人参加了戈扬的追悼会,其中有八人参加了出殡仪式,有戈扬的女儿、女婿、戈扬儿子的一位同学、《新观察》的一位工作人员、曾慧燕、王书君和我。
   
   谢选骏指出:如果上文说的是真的,那么刘宾雁就真的是个缺德鬼了——刘宾雁以“我们(中国学社)是学术机构,不是养老院”为由将戈扬拒之门外,刘宾雁还以类似的理由也拒绝了王若望!但是,刘宾雁自己也不是什么学者啊,他不过是个新闻记者罢了。再说了,中国学社也不是什么学术机构,而是一个流亡者的接待站。由刘宾雁这样的缺德鬼来主持这样的接待站,可能说明出资人的为人刻薄和用心险恶——他们用几个来路不明的臭钱把麇集在普林斯顿大学里的流亡乞丐们的人格踩到了污泥之中。
(2019/05/12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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