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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运领袖怎能临阵脱逃

谢选骏:民运领袖怎能临阵脱逃
   
   营救“民运领袖”,其实只是抬高了营救者的地位;而使“民运”沦入“被外国势力操纵”的套路!自发的民运成为被豢养的民运,这种“摘桃行为”的直接结果,就是这些“自封为领袖们”在道德上破产了!真的领袖怎能临阵脱逃?扔下千百万死难者不管不顾,乔装打扮甚至改名整容,蒙混过关?有人说过,临阵脱逃的,当然就不是领袖了,而是比普通一兵还要不如的人渣了。可悲的是,这些人渣到了海外却冒充英雄了,各个人五人六登台表演、捞取名义,你想这样的海外民运还有可能的出息吗?二战败将希特勒都深知这个道理,所以他宁可选择自杀,用自己的狗命负起吹牛的责任,也不像他的手下那样作鸟兽散,逃避责任,想尽办法苟活下去。他们受审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敢说:“我的所作所为,是为了德国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上争取一席之地!现在我打败了,证明我无能,所以该死,请杀了我,放过德国!”那些日本战犯也是如此,他们的无能葬送了日本,现在后继者多是骗子,还想蠢蠢欲动却欲振乏力;因为他们失去了基本的信用。这种人格破产,注定运动无法成功。现在几十年混过去了,这些“领袖”不仅没有检讨自己的没有担当,没有对死难者家属做出应有的救助,只顾吹嘘展览自己的谋生能力如何如何,他们除了日益沉沦,还能干什么呢。
   
   

   网文《黄雀行动》在六四屠杀三十周年即将来临之际报道:
   
   黄雀行动(英语:Operation Siskin或Operation Yellow Bird)是1989年6月下旬至1997年为止,以司徒华为首香港人士为了秘密营救在六四事件中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通缉的持不同政见者前往香港之行动代号。其中在中国政府1989年6月13日发表《北京市公安局搜捕“高自联”在逃分子通缉令》后,香港人士便发起黄雀行动协助遭到通缉者偷渡离开中国大陆并且之后协助前往其他西方国家。当中包括人权倡导者、西方外交官、商人、走私份子和香港帮会等不同背景之人士超过400人也曾协助整起行动。对此“司徒华”曾经表示黄雀行动的细节极度敏感,也因此许多涉及的人物和细节在多年来一直没有曝光。整个黄雀行动共救出约800人(其中包括黄鸟行动救出约400人),其中在通缉令中遭到搜捕的23名学生领导人中有15人成功因而获得营救,而借此前往海外人士包括有吾尔开希、柴玲、封从德、苏晓康、陈一咨等人。过程中中国政府也曾逮捕3名在香港积极参与参与黄雀行动的成员,不过因此入狱的营救行动成员则在香港政府干预下陆续获得释放。
   名称:黄雀行动自1989年6月上旬展开后,参与人士大多将行动形容为“秘密通道”。不过1991年6月时,岑建勋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提到黄雀行动时引用中国成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借此形容参与人士抢在中国共产党大规模搜捕前救走民主运动人士。而这之后成为行动的主要名称,而该次访谈也成为坊间广为流传的命名说法。不过在2011年1月时,担任黄雀行动策划人之一的陈达镫在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主席司徒华病逝后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时提到“黄雀行动”实际上是由司徒华所命名,而在过去20年来社会上则误以为名称是出自于“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而据司徒华自传《大江东去》中也提到黄雀行动的名称并非出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而他的解释是出自曹植的诗作《野田黄雀行》中所提到诗黄雀遭到捕捉但是获得少年救援的故事,借此寓意朋友被捕而自己想尽快协助营救。邓光荣在接受访问时提到计划黄雀行动时则引用中国成语“黄雀北去,燕子南飞”,借此形容参与人士大规模派遣人员(黄雀)北上做情报工作,与照顾匿藏者(燕巢)取得联系,安排民主运动人士(燕子)南逃转移,(燕:北京一带古称);原因是当年在重重戒严下,电话、书信不能往来机密,电话、书信只能为传语人员作身份验证,但之后为了保护(黄雀)就没有再提及了,也隐藏了(燕巢)的存在。
   背景: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过后,中国政府在6月13日发表《北京市公安局搜捕“高自联”在逃分子通缉令》而开始通缉以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为首的学生运动领导人,同时也陆陆续续针对事件参与者展开搜捕行动。
   计划[编辑]
   组织行动[编辑]
   
   
   曾经参与行动策划的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主席司徒华。
   六四事件发生后,由香港民主派元老司徒华等人创立的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在数个小时内开始策划营救行动;并且由牧师朱耀明、艺人岑建勋等人负责策划以及支援,其中朱耀明跟“支联会”也达成共识,在过去没有执行过类似行动的情况下一旦出事便由其负责,同时众人也有心理准备可能随时遭到逮捕。之后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一方面和西方国家的领事馆商讨庇护程序,另一方面也开始招募一众爱国“蛇头”参与偷运与偷渡活动。
   由于第一支首先参与救援的“蛇头”团队索价价太高,在招募第二支“蛇头”团队的过程中,岑建勋透过邓光荣介绍的高世昌认识陈达钲。 司徒华、李柱铭、朱耀明、岑建勋、邓光荣、高世昌、陈达钲等人在尖沙咀海运大厦的酒店中会面数个小时进行讨论,最后决定交由陈达钲担任前线指挥工作,原因是陈达钲经营“蛇头”偷渡业务和走私生意多年而手中能雇佣多艘千匹马力的走私快艇(俗称大飞)。在许多新闻报导中将陈达钲视为黄雀行动前线总指挥,司徒华则批评陈达钲仅担任船舰调度的工作并且索价甚高,并且提到因为其兄弟于1990年遭到中国官员逮捕后便泄漏行动的逃脱路线而带来严重影响,之后司徒华也愤怒地不再将其列为工作成员之一。邓光荣于是找当时东联社(老东)的坐馆老东就帮忙,老东活跃于中港走私,在中国内地有很多门路。然后他们再联合几个控制港岛从西环至柴湾的码头的联字头帮会,包括义堂和联乐堂(单耳)等,参与行动。据黄雀行动成员透露,加上邓光荣的江湖大佬刘荣驹是赌王何鸿燊的爱将,在澳门极有势力,人脉远及珠海、湛江,对黄雀行动有很大的帮助。司徒华在回忆录上表示当时整个行动只有6名成员知悉而呈现高度保密状态,而整个救援行动则分成多个步骤进行。但是相对于其评论邓光荣时表示:“邓光荣在澳门带来很多影响,甚至为了节省时间而亲自执行行动,但是他依然低调而从不要求他那份应得的荣耀。”
   香港组织:根据司徒华逝世后出版的回忆录,黄雀行动的资金和物资主要来源于当时香港同情民主运动的商人和名人,以及香港殖民地政府广泛的援助。其中包括商人罗海星和著名女歌手梅艳芳等人在六四事件发生后也很快知悉黄雀行动的进行,并且亦捐钱支持这次营救行动。《新闻周刊》 的报导指出在行动一开始,黄雀行动策划者便从企业界募集到260,000美元作为任务资金。
   在偷渡行动中,主要由香港三合会组织新义安、十四K、联公乐、联乐堂(单耳)、义堂和东联社等负责提供接应的人员、陆路偷运和海路偷运,其中黄雀成员会与救援目标进行直接接触并且透过各种途径将其送至香港。另外这项行动也被香港政府视为最高机密,但此举动主要是为了保障英国实施主权。其中行政局对于黄雀行动并不会过问,而香港总督仅作为执行者并且不会公开提到此事。香港总督卫奕信便曾经派出副政治顾问柏圣文直接与黄雀行动高层联络,借此确认民主运动人士的动态,而过去曾经协助黄雀行动的数百香港民众也会获得香港政府的安全保障。
   其他协助:另外一方面,黄雀行动的成员也和中国大陆边防部队、各地警察乃至于雷达操作员也有所联系,其中分别驻防在珠海市和深圳市的武警广东省边防总队第七支队与武警广东省边防总队第六支队也曾经提供过支援。在行动中有时甚至警察会放弃缉捕学生或者是在集合点引导流亡者,其中学生领导人李录在抵达秘密集合点后便发现自己与一名警察搭乘同辆车,而工作成员则告诉他如果遭到查问的话该名警员便能够回答正在监视李录作为因应。
   而《新闻周刊》在报导中表示在美国和英国情报人员协助下,黄雀行动的营救团队得以多次进入中国大陆执行任务。其中司徒华便提到3名参与六四事件的上海市学生获得英国秘密情报局的协助而得以出境,并且对于其收集情报的表现表示称赞。而前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则表示美国参与这次行动“几乎游走在在法律边线”,并且和其他外国驻华大使馆针对庇护要求者有所合作,另外美国中央情报局还提供先进设备、逃生管道、解释内容以及武器等援助。
   行动:黄雀行动从1989年6月下旬开始进行,并且一直持续至1997年香港回归前才宣告结束。在营救行动进行前参与成员先是参考国际特赦组织所提出约有近800人的名单,其中包括有工人运动领导人韩东方、知识分子包遵信等人。之后成员还参考了三份人物名单以安排计划内容,分别是包括王丹、吾尔开希和柴玲在内的21名遭到通缉之学生领导人、包括方励之、万润南在内的被点名知识分子以及六四事件发生后禁止入境的49名持不同政见者。在黄雀行动中至少有100次派遣行动小组进入中国大陆,在中国政府正在搜捕的情况下寻找并且安排营救重要的持不同政见者。这些小组携带有干扰装置、夜视镜以及红外线讯号接收器等,甚至安排化妆师以及准备假证件前来帮助逃犯进行掩饰工作。而小组执行任务的地点包括厦门市、广州市、深圳市、兰州市、上海市、北京市等地。
   其中在获得民主运动人士的消息后行动小组便会派遣认识其的人前往与之会面,之后则由另一组团队安排偷渡至香港。黄雀行动主要偷渡方式包括汽车、火车、飞机、走私快艇等将持不同政见者行经沿海城市进入香港,之后则是将其安顿并且协助他们前往其他西方国家。当时民主运动人士主要经由5条路线偷渡前往香港,包括从蛇口客运码头前往屯门踏石角的青山发电厂附近、从深圳市沙头角前往上水、从深圳市南澳镇前往西贡市、从惠东县港口镇前往柴湾和筲箕湾地区以及从汕尾市前往黄竹坑,所需的时间从30分钟到7小时至8小时都有。而有关营救所需的金额基于政治风险和不同尝试次数而介于80,000港元至80,000美元之间。不过司徒华也透露当时营救吾尔开希时,在其3次尝试逃脱过程中便花费超过600,000元港币。
   不过在过程中也曾经与公安机关发生枪战,其中在偷渡苏晓康和孔捷生时黄雀行动的快艇便在虎门镇外海遇上两艘边防巡逻艇,随即遭到对方发射照明弹并且以冲锋枪进行扫射。随后双方爆发枪战而造成有人肩膀受伤,最后船只则于屯门踏石角处成功上岸。在营救行动中已知的丧生案例包括有4名成员完成任务驾驶渔船返航时,因为遇上浓雾而撞上水泥船丧命;另外还有2人在遭到公安机关的巡逻艇追捕已经开枪后,因为加速推进的结果造成引擎着火而逝世,对此陈达钲则付了每个人50万元港币的安家费给死者家属。而在1989年10月时,2名成员黎沛成和李龙庆在湛江市执行救援王军涛和陈子明行动时遭到中国人员逮捕以及判刑。这使得陈达钲在1990年前往北京市与中国公安机关高层进行谈判,并且尝试说服后者其行为仍然是基于爱国行为。最后在多方营救以及香港政府施压下两人获得释放,但是陈达钲后来也因而退出黄雀行动(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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