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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乾盛世不是中国盛世而是野狗创纪录霸占紫禁城

谢选骏:康乾盛世不是中国盛世而是野狗创纪录霸占紫禁城
   
   网文《 “康乾盛世”:闭目塞听二百年》(仲伟民,东方历史评论)报道:
   
   中英战争爆发后,中国遇到了前所未见的强敌,当时很多人感叹他们遇到了“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的“强夷”。这些强夷不仅有强大的武力,而且还有高度的文明,此乃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真实含义。这当然是站在我们自己立场上,即站在传统中华文明立场上所发的感慨。

   
   此时全世界正在大变——实际上,全球化早在15、16世纪大航海时代就开始了;而全球化的浪潮席卷中国,则要到19世纪。也就是说,世界早在发生巨大变化,是我们自己依然故我,没有变化。尤其在世界历史突飞猛进的17-18世纪,满族统治下的中国依然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直到鸦片战争前,我们在被动而真正接触西方时才被惊到了。
   
   其实就在离我们不远的南亚及东南亚地区,15世纪末、16世纪初,西班牙、葡萄牙以及荷兰已经开始大肆扩张,并经常波及到我国东南沿海。1557年,葡萄牙人在澳门建立小货栈,1602年、1639年西班牙人两次在南亚屠杀华人(总计被杀华人在4万以上),但除郑成功1660年驱逐在台湾的荷兰人之外,明清两个王朝几乎对家门口的列强没有任何知觉。所以唐德刚先生感慨说:“我大陆上明清两朝自郑和七航(1405-1433)收帆之后,便龟缩神州,睡其呼呼之大觉。对大门之外的西洋海盗,毫无所知,亦未加闻问。如西班牙所操纵,以华裔海员为基础,独占亚美两洲的太平洋直达航运250年之‘马尼拉邮船’(Manila Galleon,1565-1815),我国官书竟无片纸纪律,酣睡之沉,亦可惊矣!我国明清两代朝野,黄粱一梦400年(1433-1839),迨鸦片成患,西来毒贩欺人,一觉醒来,已景物全非矣!”
   
   
   
   在清代所有的皇帝中,人们普遍认为最值得尊敬的是康熙,因为只有他对外来文化还能持某种自信和开放的心态,能够接受外来文化,并善待西人。康熙的这种做法给很多人极深的印象,以至于有人认为:17世纪西学的东传,既有自明末以来的惯性,更有康熙皇帝的助推,势头非常好;甚至提出如果这种风气继续下去,西方科技发明很可能在中国生根发芽。但这种看法实在经不起推敲,更经不起历史事实的验证。因为康熙所接触的西学仅仅是科学的一点皮毛,比如他学习数学和测量,主要目的是为了确证中西历法的优劣;制造红衣大炮是为了镇压三藩之乱。除此而外他对西学再无兴趣,更没有推广的愿望。所以康熙之后,传教士在中国越来越难立足,西学东渐趋于式微。
   
   就在康熙驾崩的第二年,也就是雍正即位的第一年(1723),这位新皇帝就立即颁布了禁教令。禁教令宣布:所有的西洋人,除了少数在在京效力的人员以外,一律遣送澳门,各地天主堂一律改为公廨、祠庙或义学。
   
   关于雍正禁教,一般的说法是认为起源于福建的一起教案。雍正刚刚即位,福建省福安县的一个生员教徒就声称弃教,并向官府告状,告洋教士借修建教堂之机,大肆敛财;更关键的是,这个生员还状告教堂里男女混杂,严重败坏社会风气,有违传统礼教。雍正闻此大为恼怒,遂下驱逐令。
   
   但根据研究,雍正禁止天主教在中国传播有两个最直接的原因,一因罗马教皇于1715年(康熙五十四年)发布禁令,严禁中国教徒尊孔祭天,引起康熙震怒,在此后的礼仪之争中,已经有不少教徒被驱逐或被惩罚。雍正作为康熙的继承人,更为严厉地执行了对抗罗马教廷的政策;二因在康熙晚年,宫廷内部曾发生一场皇位争夺战,部分传教士卷入这场争斗,有的传教士站在了雍正的竞争对手一边,这可能是雍正即位伊始就大肆驱逐传教士的一个直接原因。
   
   乾隆继承了父皇的衣钵,对西洋传教士的管制变本加厉,不仅限制增多,甚至干脆禁止西洋人来华,执行了一种坚决的排外政策。乾隆有一首诗暴露了他的这种极端排外倾向:“间年外域有人来,宁可求全关不开。人事天时诚极盛,盈虚默念俱增哉。” 乾隆年间,甚至有外国教士被处死。
   
   澳门教案是乾隆时期影响最大的教案之一。澳门在16-18世纪的中西交流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因为澳门不仅是中西贸易的港口,更是天主教在东亚地区的传教中心,当年利玛窦等传教士就是从澳门进入内地。礼仪之争发生后,澳门对于天主教来说,地位更加重要。因为此后清廷颁布了一系列禁教法令,禁止传教士在中国内地传教。在近百年的时间里,天主教只能通过澳门潜入内地。1784年(乾隆四十九年),四名意大利传教士由澳门悄悄进入广州,为了不被清朝官府发现,试图由内地各省教民以接力的方式再进入内地各省。然而,这几名传教士在行至湖北襄阳时被清军抓获。湖广总督特成额立即上奏朝廷,乾隆闻奏大怒,下令严厉惩处,教案遂由此而发,参与护送的教徒纷纷被捕。除直接涉事的广东、湖广等地,山东、山西、陕西、福建、江西、四川各省也查出多名教徒,前后有数百名中国教民和18名外国传教士被捕入狱。随后,乾隆对各地禁教不力的官员进行惩处。尽管次年8月乾隆释放了外国传教士,但在这一年多的羁押时间里,至少已有6名传教士惨死狱中。此次事件不仅对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打击很大,而且对澳门也产生了极大影响。此后,清朝政府对澳门的管控更加严格,并大大限制了澳门与内地的贸易往来。
   
   到嘉庆道光两朝(1796-1850),内地的传教士人数以及非常之少,在清廷任职的西洋人越来越少,最后连钦天监内也没有他们的位置了。也就是说,自1723年雍正皇帝即位开始,就基本断绝了与西洋的各种往来,即使算到1840年,也有了117年的时间;算上乾隆在位的60余年,将近200年。在这漫长的时间中,清王朝基本闭关锁国,甚至到了闭目塞听的程度。终至于在鸦片战争期间,大清很多朝野人士不知西洋为何物。
   
   五口通商之前,中西交流的主要途径由传教士完成,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单向的交流,有人可能会说,当时中西交流还有贸易的途径。的确如此,但这个问题更为复杂。实际情况是,1840年之前清朝基本执行的是闭关锁国政策,中外贸易往来只留了一个小小的孔道,即广州十三行。
   
   
   
   尤其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清代的闭关锁国政策早在顺治、康熙年间就定下了基调,并非始自乾隆,这个基调对清朝此后的历代皇帝的心理产生的极大影响:清朝人谈海既怕,因此禁海实乃必然。
   
   顺治初年,清朝沿袭明朝成规,不许来华贸易的外国商船只能在澳门交易,不许进入广州。尤其因为东南海郑成功对清朝有严重威胁,因此清廷在 1655年(顺治十二年)出台了非常严厉的海禁政策,“寸板不许下海,界外不许闲行,出界以违旨立杀”。 1661年(顺治十八年),更是下令强行将鲁、江、浙、闽、粤等省沿海居民内迁三十至五十里,设界防守,严禁逾越,这个政策给沿海居民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令下之日,挈妻负子载道路,处其居室,放火焚烧,片石不留,民死过半,枕藉道途”,“火焚两月,惨不可言” 。“禁海令”和“迁海令”使沿海居民失去家园,谋生无路,严重地影响了沿海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导致沿海土地荒芜。
   
   当然,禁海期间东南沿海居民想方设法进行走私贸易。据统计,康熙元年至二十三年间,赴日商船每年平均有30艘左右。三藩被平定后,福建巡抚吴兴祚奏请开放海洋贸易,以便增加税收;当时派往广东处理三藩善后事宜的刑部侍郎宜昌阿,则奏请留用尚子信部下经营海外贸易的130位商人沈尚达、周文远等130人。这些建议都是合理的,也是符合当时实际的,但廷议时遭到满洲大学士明珠和内阁学士李光地的反对。康熙帝考虑到台湾郑氏尚未降附,因此下旨暂停此议。1683年台湾郑氏降清,次年康熙帝即决定废止海禁,开海贸易。废除闭关政策本是好事,但清廷对出洋贸易仍极为担心,主要是怕这些商人勾结海外反清势力,因此对海上贸易作了若干具体规定:
   
   1、沿海广东、福建、江南、浙江、山东与直隶省,只允许装载500石以下船只往海上贸易捕鱼,出海前必须在官府登记名姓,取具保结,发给印票;
   
   2、在江南、浙江、福建、广东4省设海关,管理来往船只,并征收税银;
   
   3、不许将硫磺、武器等私载出洋贸易,违者严惩。
   
   顺治至康熙初年,来自欧洲的荷兰、英国、法国、葡萄牙等国,相继与清朝建立带有贡市性质的贸易关系。当然,清朝没有人知道这些国家到底来自哪里,他们也不想知道。1656年,准荷兰每八年可来一次“朝贡”;1663年,改为可以二年来贸易一次,1666年又规定此后不许再来。1668年准许英法等国的朝贡贸易,1686年又允许荷兰五年一次。上述国家来华朝贡贸易,只准许广东福建两省进行。
   
   代表康乾盛世期间清朝对外贸易政策的典型机构是公行制度的设立。
   
   1684年(康熙二十四年),清廷首先在厦门设立“洋行”。次年,粤海关开关。1686年清廷在广州设立专营对外贸易的洋货行,即政府允许的牙行,这是后来广州十三行的雏形。洋行经营进出口贸易,并代纳税银。此后洋行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对清朝财政的作用也越来越大。
   
   准许海外贸易以后,沿海各省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者多至千余,但回来者不过十之五六,不少人留居南洋。雍正五年(1727年),清政府限令出洋贸易之人三年内回国,否则不许回籍。
   
   乾隆朝对海外贸易的规定越来越严厉。为了整肃浙省海防,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清廷下令:外国船只“将来只许在广州收泊贸易,不得再赴宁波,如或再来,必令原船返棹至广,不准入浙江海口” 。这是清廷对外贸易政策的一大转折,也就是说,此后外国商人将只允许在广州一口进行贸易,并且只能通过十三行进行交易。颇为吊诡的是,1856年,(咸丰六年),十三行毁于广州西关大火,不多不少,整整100年。
   
   广州十三行实际是清政府的贸易垄断制度。政府只允许少数殷实富商设立“公行”,负责与外商从事进出口贸易,并代表清政府与洋商交涉,因此他们实际上是政府的特许商人。1759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奏请制订《防范夷商规条》,规定“防夷五事”:1、禁止外国商人在广州过冬,必须冬住者只准在澳门居住;2、外商到粤,“宜令寓居行商管束稽查”;3、禁止中国商人借领外商资本及外商雇请汉人役使;4、严禁外商雇人传递消息;5、于外国商船停泊处拨营员弹压稽查。“防夷五事”表面上看是对对外贸易严加管理,但实际则标志新一轮闭关政策再次成为制度。1809年(嘉庆十四年),清廷颁布《民夷交易章程》;1831年(道光十一年),又制订《防范夷人章程》和《八条章程》。这些章程除重申“防夷五事”的规定外,还规定外国兵船只许外洋停泊,禁止外国商人携带妇人以及在省城乘坐肩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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