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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代表与三座大山

谢选骏:三个代表与三座大山
   
   从三座大山到三个代表再到新三座大山,具有逻辑的必然——这就是权力的作祟!
   
   

   (一)共产党中国认为:
   
   三座大山指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三大敌人,即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大敌人,好比三座大山,沉重地压在旧中国人民的头上。
   
   由来
   
   毛泽东在1925年12月1日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指出: “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这里已经提出了中国革命的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
   
   封建主义:在近代中国,封建主义是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最反动势力之一,这主要因为,封建剥削制度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支柱和中国封建军阀实行专制统治的社会基础。地主阶级控制着中国广大基层政权,充当各级政府的官吏,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新军阀都是依靠地主阶级来对全国实行统治的。封建主义的统治也是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的主要障碍,是中华民族进步的拦路虎。在近代中国社会的经济生活中,占优势地位的是封建经济。封建剥削制度是以地主占有土地,剥削农民的剩余劳动为前提的,而且还同商人、高利贷结合在一起。封建剥削制度的残酷性和封建经济的自给自足的特点,使中国生产力低下,人民生活极度贫困。反对封建主义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在经济上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尤其是地主土地所有制; 就是要在政治上消灭军阀的专制统治,消灭地主阶级,解放生产力,为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创造条件。
   因此,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既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又是对内推翻封建主义压迫的民主革命,这两大任务是相互联系的,如果不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就不能消灭地主阶级的统治,因为,帝国主义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主要支持者; 反之,如果不推翻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也就难以组成强大的中国革命队伍来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已反复证明了这点。义和团运动“扶清灭洋”,孙中山以缺乏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三民主义指导辛亥革命,最终都失败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把反帝反封建结合起来,终于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几千年光辉灿烂文化历史的优秀民族。
   当世界许多地区尚处于野蛮的奴隶制时代,我们中国就已进入较为先进的封建社会。对人类社会发展起到巨大推动作用的火药、纸张、印刷术、指南针四大发明首创于我国。泱泱大国威震四海,可是,原本是先进的封建制绵长了几千年,反成为束缚生产力发展、阻碍社会进步的严重障碍。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曾经历了四次反封建的伟大浪潮。第一次是由辛亥革命至护国战争; 第二次是由“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 第三次是由新中国成立至结束“文革”动乱; 第四次是邓小平倡导改革开放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邓小平理论的创立、实践和发展将彻底清除近百年来始终障碍中国人民前进的封建主义及其残余影响,完成宏伟的社会主义事业。
   “三座大山”被推翻,皇帝被打倒,是不是封建主义从此销声匿迹了呢? 列宁说过: 旧社会灭亡的时候,它的死尸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
   应该看到,中国新民主义革命的胜利并未圆满完成反封建主义的历史任务。在历经了新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之后,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在社会生活中依然广泛存在,反对封建主义,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依然是我们实现现代化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在毛泽东反封建思想指导下,新中国建立人民民主的政权和政治制度、废除封建地主土地制度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在社会生活领域树立起社会主义新风尚,从而取得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意义上反封建的胜利。但是,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曾走了很多弯路的直接或根本原因,与中国数千年的封建主义传统是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中共八大之后,党内一言堂、终身制、个人崇拜和家长制作风逐步盛行; 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分配中的平均主义盛行;在思想文化领域,将批判的矛头指向资本主义,长期忽视清除封建残余影响的制度建设和思想文化建设等等,无不是潜伏下来的封建主义残余的迅速膨胀和恶性发作。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既是我们党以往奋斗实践的一个生动写照,也是我们党继续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个庄严承诺。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带领人民前赴后继、浴血奋战,推翻“三座大山”的反动统治,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政权,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奠定了政治制度基础。但是,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新中国脱胎于封建半封建社会,没有现代政治文明的历史基础。
   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认真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比较重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建设,但毕竟时间不长。中国经历了二千多年封建社会,封建主义的影响根深蒂固。特别是,以人治为核心、以“官本位”为特征的落后政治文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虽然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盛极一时的个人迷信已大大削弱,民主平等观念、法制观念、政治参与意识明显增强。但是,一些陈旧的东西,在新的条件下还会以新的装束登场。因此,反对封建主义依然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问题之一。
   
   官僚资本主义:“官僚资本”的提法,在20世纪20年代就出现了。1923年,瞿秋白在《前锋》杂志上发表《论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一文,首次使用了“官僚资本”一词。他将洋务派经办的官办企业称为“官僚资本之第一种”; 将官商合办企业称为“官僚资本之第二种”。1929年,李达在《中国产业革命概况》一文中,揭露清代官僚举借外债时“从中渔利,自肥私囊,形成官僚资本”。1936 年,吕振羽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一书中,将清政府创办的“国营事业的萌芽”统称为官僚资本。
   这个时期所说的官僚资本主要指清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官办企业。抗日战争中后期,进步人士和中国共产党开始将国民党官僚利用职权、私人参与投资的企业或金融机构称为官僚资本。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在《提议对发国难财者开办临时财产税以充战后之复兴经费》一文中指出: “几位大官,乘国家之危急,挟政治上之势力,勾结一家或几家大银行,大做其生意,或大买其外汇。其做生意之时以统制贸易为名,以大发其财为实。故所谓统治者是一种公私不分之统制”。陈伯达在《中国工业与中国资产阶级》一文中也断言: 官僚与买办的经济垄断正从金融业向工业发展,“官营就是‘国营’,‘国营’就是官营”。
   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说,官僚资本“亦即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资本,垄断中国的主要经济命脉,而残酷地压迫农民,压迫工人,压迫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这里所说的“官僚资本”,主要还是指国民党官僚的私人资本以及私人经济活动。
   官僚资本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凭借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力量而发展起来的国家垄断资本。它在19世纪60年代开始产生,主要体现是清政府洋务派所办的企业。中日甲午战争后,官僚资本在军事工业和民用工矿企业方面均有所发展,并在新兴的银行业中占有很大的势力。辛亥革命后,官僚资本转移到北洋军阀手中。但是,只是在1927 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以后,官僚资本才得到长足的发展,并且使它的封建性、买办性、军事性、垄断性表现得那样强烈和直接,如同毛泽东所指出的,“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民党新军阀所建立的军事独裁政权,依靠其政治军事力量,在经济上对中国人民进行了敲骨吸髓的压榨,很快地集中了巨大财富,形成了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以及陈果夫和陈立夫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集团。他们首先通过筹措内战经费来增进他们的财富,而筹措战争费用的手段,则是通过发行钞票、增加赋税、举借公债、乞求外债等来进行的。其次,通过种种巧取豪夺的手段来取得经济上的垄断地位。官僚资本借以控制全国经济命脉的中心是金融垄断。四大家族依靠军事独裁的力量建立与控制了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等“四行二局”,从而确立了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金融垄断地位。
   与此同时,四大家族凭借雄厚的金融力量,独占与控制了工业、商业等其他许多经济部门,并在各地购置地产,广泛掠夺各阶层人民。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在抗战胜利以后发展到最高峰。接着他们又在内战中大发战争横财。在他们当权的20周年中,集中了价值达100亿至200亿美元的巨额财产。新中国成立前夕,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占旧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80%。旧中国的官僚资本,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土壤里产生的一个毒瘤。它发展迅速,但它并不是以扩大生产、增加就业、创造财富为扩张手段的,而主要是用政治和军事的强力对各阶层人民进行超经济的剥削和掠夺来聚敛财富的。这种掠夺来的财富,又用来维持其军事政治统治,成为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经济基础。它具有强烈的封建性、买办性、军事性和垄断性,对外依靠帝国主义国家的扶持,对内依靠封建主义的支撑,严重地阻碍了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毫无进步意义可言,当然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对象。
   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是以反帝反封建为自己的最低纲领和革命旗帜的,而官僚资本及历史的名词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既代表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利益,也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中国人民的代表和具体体现,因此就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
   在抗日战争后期,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摧毁官僚资本的任务。
   1947年10月发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正式明确地提出了“没收官僚资本"的口号。同年12月,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进一步把没收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为国家所有,与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并列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1948年4月,毛泽东在《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将反对“官僚资本主义”与“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并列为中国的三大任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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