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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玉娇案证明----政权非法
·邓玉娇案的证明----中共政权非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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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邓玉娇案证明:在人与共产之间不存在任何共同性;因而说----
·逢共必反是民运的应有之义!
·乌市骚乱在现象上像是仇恨暴力事件,但本质上不是民族性仇斗
·就是“依靠”各族群众也稳定不了
·都是意识形态若的祸
·“共产主义”和“对上帝、真主的信仰”都是不能证明的意识形态
·对《中共严打‘红顶’黑帮》的理性清理
·对《中共严打‘红顶’黑帮》的理性清理
·人性价值既普世,何来“民族自治”?
·人性价值既普世,何来自治?(2)
·对“海外民运山头林立的批评”的批评
·给范似东:民主不是发明,也不能发明
·民主制度不是天生的,可“民”呢?民却是天生!
·“共产”就是一个理,你怎么“伦”能伦到它之外去?
·“民主就是‘共产’”,这判断没有必须的过渡
·对《海外民运的历史性失败》的批评
·张三兄,本事再大也“弃”不了词
·“我坚信我的父亲是个大英雄”违犯常伦
·“即便是“妄想”,只要所根据的是“普世”,就合法,就有效!”
·凡需要巩固的必不是本己的和本原的联系
·只有人政,内政只是人的表现方面方面
·“‘普世价值’不存在”=我们共产党就是恶狼,你有啥法?
·即便是“妄想”,只要根据“普世”,那就合法,就有效!
·共产政权下,意识形态为什么会亮剑?
·什么是普世价值?
·普世价值只是个承认关系,共产党把它当成选择来批了
·在“党性和人民性一致的”的前提下,只能有一性,
·道德建立在普遍上,但“党、社会主义、革命……”却都是些特殊
·温家宝的琴算是对牛弹了!
·就是清党“遍地开花” 也解决不了政权是否合法的问题!
·共党为什么要说“党性是人性的‘优化、升华及晶化’”?
·“优化、升华”论的第二个原因:共产主义是一个侵略性理念
·应巩固并确能被巩固的只有人民性,
·党本就“尚黑”,岂是任何人所能抹黑?
·只有道德,哪有社会主义道德?
·共产党怕攻击你别叫党呀!
·“党”、“共产”都是知识,都构成对人的规定
·何为中国模式?
·温家宝的琴算是对牛弹了!
·我问习半昏:“政治思想”是“教”所能“育”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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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民运到今天还只处在“反党”这个唯一立场上

   (2)民运到今天还只处在“反党”这个唯一立场上
   
   我们就曾未上升到对共产主义、共产党还是一个纯知识的认知,没有对之作知识上的认知,就不能作知识上的思辨的批判。知识上的思辩才可能开辟出在事实之外的对共产主义、共产党的真际方面的更为深层的批判。
   
   所以本文要批判的就不只是习共的无知与反动,也要批评我们民运至今还处在“反党”这个单纯意志中。难道共产主义、共产党在做为事实之外就不涉及别的了吗?共产主义、共产党至少还是一个“名”吧?只要它是“名”,那它就必是一纯粹的知识。只要是纯粹的知识,其做为知识就有真有假,它的真伪就可被理性的分析所澄明。而以往的我们,只是把共产党当做实际的力量,所以我们的批判才只注重于反不友共的立场,即只看批判是不是指向共党的,是不是讨伐共产党的。这样的批判实际上只是作斗争,并没有真正的理性意义的批判。


   
   所谓真正理性意义的批判,就是纯粹字面意义的批判。因字面即概念所包含的意义是早已约定成俗了的,因而是客观的,而我们要对外传达的思想是自己的、因而是主观的,与所使用的字面的思想就不一定相符合。
   
   须知:只有纯粹理性意义的批判才是真正意义的批判。
   
   共产党既是人结成的集团,它就有意志,它的意志就可发动在手的任何资源来对付我们。所以在实际斗争里,我们总是处下风,找不到摧毁它的路径。但就共产主义、共产党之做为特定知识来看,它们首先还是一个“概念”,是概念就是反映对象的形式。概念本身不是实际,是储存思想用的符号,是空壳。只有“用来”反映实际的概念与被反映的实际思想相一致的“理”才是真理。从这里便可以看考察出——“理”或“知识”的真假指的只是“名”(即概念),因只有“名”与被反映的对象的相合才为“真”,不合则为假(此是亚氏于二千三百年前作出的至今有效的定义)。所以只要共产党这个“名”指的是有实际的人组成的集团,它就是实的,不存在假的问题。所以从事实角度上考量,所有实际的共产党都是“真”共产党。因为共产党这个“名”只要有实际的人和实际的机关就满足了它的为“真”。所以许多真正反共产党的英勇斗士往往指着共产党喊岀:“你们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你们是些假共产党”,各地上访的人士以及退复军人的活动里都重复这种滥调。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就因共产党既是事实又是纯粹的知识。而他们的知性没完成把这二者给予分离。就把知识与事实混淆为一了。只有知识或道理才有真假,而事实只有实不实并没有真或假。
   
   我们说共产主义与共产党都首先是一个罪恶的知识,知识是人的心灵的食粮,人一落了地就被罪恶的精神染料浸泡着,其心灵能不恶不毒吗?但我们只看到邓小平、江泽民、习近平们在行为上的罪恶,却极少有人注意到共产主义文化所天含的罪恶。所以老孙说,对罪恶文化的清理与批判比对罪恶分子的人的批判外清理更为紧迫与重要。但我们的批判却偏漏掉了对罪恶的精神食粮的清理。
(2019/03/10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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