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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中国还是逃离共产党控制区

   谢选骏:逃离中国还是逃离共产党控制区
   
   有部纪录片,英文名叫“Out of Many, One”,中文译作“合众为一”。里面讲述了许多移民故事,其中有位华人叫做张建,他说自己来到美国是为了逃离中国,追求自由。他显然不知道世界上有两个中国,因此还没有中国,有的只是“两党控制区”——共产党控制区和国民党控制区(目前国民党控制区两党轮流坐庄,因此有时是民进党控制区)。
   
   “Out of Many, One”(中文译作“合众为一”)出自美国国徽上的“E Pluribus Unum”(合众为一),在国徽始创的年代为美国的国家格言之一,出现在国徽的正面。该格言由皮埃尔-尤金·迪西默蒂埃(Pierre Eugene du Simitiere)提议,于1776年被加入美国国徽,并于1782年经国会法案决议采用。“合众为一”最先出现在一首名为《Moretum》的诗歌当中,相传该诗为维吉尔(Publius Vergilius Maro)所作,但他可能并非真正的作者。在诗歌中,“color est e pluribus unus”描述了将各种颜色混为一色。


   
   把“逃离共产党控制区”误作“逃离中国”,是一种相当普遍的错误。
   
   《马思聪:我为什么逃离中国?文革太可怕了!》(阿波罗新闻网 2018-12-12)报道:
   
   “文化大革命”毁掉多少音乐家的梦想和人生?
   
   1966年马思聪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67年1月15日与女儿马瑞雪、夫人王慕理、儿子马如龙乘“002”号电动拖船偷渡香港。
   1967年4月12日美国国务院公布,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逃出中国大陆,来此避难。马思聪同夫人及两个孩子,一起被批准避难。此后不久,马思聪在纽约公开露面,在寓所接待外国记者,发表了题为《我为什么逃离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的讲话。
   原文如下:
   
   “我是音乐家。我珍惜恬静、和平的生活,需要适宜工作的环境。况且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热爱和尊敬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当然,我个人所遭受的一切不幸和中国当前发生的悲剧比起来,全是微不足道的。‘文化大革命’在毁灭中国的知识份子。去年夏秋所发生的事件,使我完全陷入了绝望,并迫使我和我的家属成了逃亡者,成了漂流四方的‘饥饿的幽灵’。如果说我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有什么越轨的地方的话,那就是我从中国逃跑了……”
   
   “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从1966年的春天开始,中国遭受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劫难,文化界、教育界的知识份子首当其冲,遭到了残酷的迫害和打击。5月底,被“革命口号”煽动起来的中央音乐学院的青年学生们,给他们的院长贴出了大字报。一夜之间,马思聪成了“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三名三高的修正主义分子”。往日热闹的马宅也冷清了下来,学生再也不上门学小提琴。“文化大革命”,这个陌生的名词,让他感到惶恐、不可理解。在朋友和家人的劝告下,马思聪发表了一个声明,表示坚决、热情地支持“文化大革命”,愿意接受广大“革命师生”的批判。6月中旬,文化部系统的艺术院校的“黑线人物”500多人,被集中到北京郊区的社会主义学院的校园内,住进了“牛棚”。他们当中,有各院校的领导,知名的教授、画家、音乐家、导演、名演员、作家,马思聪也是他们中的一员。在那里,马思聪他们被迫每天学习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写交待材料和揭发材料。
   8月3日上午,一辆贴有“黑帮专用”标语的卡车,把马思聪等10多位中央音乐学院的“黑帮”押回了学院,接受“红卫兵小将”们面对面的批判。刚下卡车还没来得及站稳脚跟,一桶浆糊就倒在马思聪的头上,接着,一张大字报贴在他身上,一顶写有“牛鬼蛇神”字样的纸糊高帽子戴在头上,脖颈上前后挂上两块牌子,前面写着“资产阶级音乐权威——马思聪”,后面写着“吸血鬼”。一个“红卫兵”顺手将一只破搪瓷盆和一根木棍塞在马思聪手中,逼他一面走一面敲。
   马思聪被这情景惊呆了。他同一群“黑帮”一起被“红卫兵”押着在学院内游街,一群狂热的青年高喊着口号,向他们身上唾着口水。昔日学院的一排琴房,此刻成了关押“黑帮”的“牛棚”。马思聪每天早上6时起床,学习、劳动、写检查,还要被迫唱着承认自己有罪的歌曲。只要那些“小将们”一高兴或一不高兴,马思聪等人就要遭殃,轻则挨骂,重则挨打。
   马思聪在中央音乐学院遭受非人折磨的同时,“造反派”又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他的夫人和孩子。8月14日晚,“造反派”涌进马思聪的家贴大字报,第二天又批斗马思聪的夫人。在这种情况下,马思聪的夫人王慕理和女儿马瑞雪在她家厨师贾俊山的帮助下,仓促离开北京南下,想暂时避一避,等运动结束再回来。她们先来到南京,投靠王慕理的妹妹,后中央音乐学院的“造反派”得到消息到南京追查,她们又被迫逃到上海、广州,投靠亲友。在广州,一再被“红卫兵”追查的王慕理感到十分恐怖,觉得这次的运动没有结束的迹象,再这样下去一家人性命难保,危急之中产生了到香港暂避的念头,就委讬她的哥哥王友刚帮她想办法。王慕理还让女儿马瑞雪悄悄回北京一趟,在贾俊山的帮助下和马思聪见了一面。与此同时,王慕理在广州加快了出走香港的准备工作。
   中央音乐学院名誉院长赵风提供的材料很说明问题:“有一天,马思聪和我被派到学院里拔草。一个造反派(瓦工)对马思聪吼叫:‘你还配拔草!你是匹马,只能吃草!’说完,真的当场强逼马思聪吃草。还有一次,我见到一些红卫兵拿着尖刀威胁马思聪说:‘你要老实交代问题!要不,我就拿刀捅了你!’过后不久,大约是1966年9月份,马思聪对我说:‘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是个了啊!’”马家原来的厨师贾俊山,看到老院长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生活又这样困苦,常常冒着危险,送吃送用。看到老院长想不开,还百般劝慰。然而到了1966年年尾,再要马思聪熬下去,已是相当困难了。
   
   被迫流亡海外——思聪出逃的消息,在全世界引起轰动。
   1967年的1月,中国正处于一个疯狂的时期,海外的舆论都把目光投向中国“造反派”的夺权上,连篇累牍地报导中国大陆的夺权风暴。就在这时,1月19日,香港的几十家中英文报纸几乎用同一标题,报导了马思聪出逃的消息:《中国著名音乐家马思聪逃抵香港》。4月,马思聪出现在美国的纽约,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了《我为什么离开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马思聪这一举动,立即在全世界引起了一阵不小的轰动。
   马思聪的秘密出走,是被迫的、无奈的,是“文化大革命”对他残酷迫害的结果。1966年11月,马思聪的肝病复发,被“造反派”批准离开“牛棚”,回家居住。此时,马家的四合院已搬进了四五户人家,马思聪只得一人住在一间潮湿的偏房里。下旬,马思聪的女儿马瑞雪秘密回到北京,在厨师贾俊山和马思聪的朋友、私人针灸医生倪景山的资助下,马氏父女化妆离开北京,来到广州,住在郊区丹灶的亲戚家。当时的广州、深圳等地,暗中存在着到香港的“偷渡线”,一些“蛇头”为谋取暴利进行“偷渡”。
   此时,马思聪的“失踪”引起了中央音乐学院“红卫兵”的重视,向公安部门报了案,并在马思聪的亲友中查找。广州的“文化大革命”形势也越来越紧张,马思聪的安全难以保证。摆在马思聪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被揪回北京继续接受批斗,其后果不是被打死就是像作家老舍一样自杀;另一条路是偷渡香港,远离大陆混乱局势,但万一被抓住则性命难保,而偷渡成功则全家安全,马思聪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为了保全性命,为了躲避“文化大革命”的灾难,马思聪被迫做出了选择。
   1967年1月15日夜,马思聪以5万港币的代价,带着其夫人、儿子、女儿,在新州登上了新州渔轮厂的电动拖船“002号”。这次偷渡的组织者为广州一街道服务站的工人何天爵和原“002号”拖船的司机何炳权,船是他们偷出来的,乘坐者共5户13人。
   1月16日晨,拖船在香港大屿山靠岸。到了香港上岸后,马思聪把胸前挂的毛像章摘下来扔进黑黑的大海。马思聪一家在一个岩洞中躲了一天,当天晚上,来到九龙的一个亲友家暂住。由于香港的报纸登了丢弃在大屿山的“002”号拖船的照片,使马思聪感到香港也不安全,担心被引渡回大陆。
   过反复思考,马思聪选择了到美国去投靠他的九弟马思宏,他要到美国定居,凭着自己的提琴来养活一家。当时中美两国没有外交关系,政治上处于敌对状况,而马思聪又没有任何证件,只得通过一个朋友同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取得了联系。1月19日下午,在美国驻香港领事的陪同下,马思聪一家四日登上了飞往华盛顿的飞机,踏上了一条漫长而艰难的流亡之路。
   1967年5月,在康生和谢富治的示意下成立的“马思聪专案组”(又名“002号专案组”)开始对马思聪出走的经过进行调查,株连马家亲属数十人。1968年,马思聪被定为“叛国投敌分子”,这一罪名直至1985年才得以平反。1987年5月20日马思聪逝世于美国费城,享年75岁。仅仅过了两年,六四大屠杀再次登场!邓小平终究还是毛泽东的学徒出身。
   
   谢选骏指出:马思聪说“我为什么逃离中国”而不说“我为什么逃离共产党控制区”,又说“文革太可怕了”而不说“共产党太可怕了”——说明他到底还是一匹马奴,而不是一个中国人,更不是一个自由的人,所以他到死都很纠结。
   
   谢选骏指出:马思聪说“我为什么逃离中国”而不说“我为什么逃离共产党控制区”,又说“文革太可怕了”而不说“共产党太可怕了”——说明他到底还是一匹马奴,而不是一个中国人,更不是一个自由的人,所以他到死都很纠结。不过这也不能完全怪他,因为“自由中国台湾”并不接纳中国人,就像西德人接纳东德人、南韩人接纳北韩人那样——所以中国人包括台湾人现在也就成了丧家之犬,惶惶然不可终日了——由此可见,拒绝救人的,自己也不能得救了。
(2018/12/19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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