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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革命暴乱”万岁——迎接“六四”三十周年!


   
   
   
   谢选骏:“反革命暴乱”万岁——迎接“六四”三十周年!

   
   共产党通过新的总结表态,再次肯定了“六四”的不朽性质。六四牺牲的烈士们,其实个个都是谭嗣同那样的君子——但愿他们的流血牺牲,是中国结束百年革命的第一滴血!就像谭嗣同等六君子的流血牺牲,是百年革命开始的第一滴血!因此我说了——“反革命暴乱”就是好!所以“反革命暴乱”才能万岁!天安门屠杀的受难者们万万岁!“反革命暴乱”,就是要结束中国流血不断的百年革命!要创造一个文明的第三中国!要创造第三期中国文明!那时,挑动内战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被铲除,整合天下的“文明诞生纪念碑”将会矗立。
   
    《五万字记录改开40年 六四仍为“暴乱”》(2018年12月19日 转载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新华社发表文章,以五万多字记录四十年来的大事。习近平主政六年来所发生的事占了四成篇幅。在改革开放初期扮演重要角色的两位前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却着墨不多。对六四事件,文章重新沿用以往的定性。
   
   这篇名为“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事记”的文章长五万四千多字。习近平出任总书记只有六年,但文章却以四成篇幅,记录他主政以来的事务。
   
   但是,在那之前三十四年的一些重大事件和以前的说法有出入,甚至只字不提。譬如1982年,人大颁布“八二宪法”,规定国家领导人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取消领导职务终身制;到了近年中国政治发生翻天覆地改变,全国人大三月表决通过修宪案,删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新华社这篇文章完全没有提及。
   
   至于邓小平在1980年发表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提出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反对权力过分集中和个人崇拜,规定任何领导干部不能无限期任职。在新华社的文章中被浓缩为“必须改革现行领导和组织制度的弊端。
   
   1986年12月,邓小平提出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但“大事记”没有提及时任总书记胡耀邦因此而下台,连胡耀邦在1989年4月去世也不提。
   
   学者: 中共在修改历史
   
   独立历史学者批评“大事记”实际上是改写历史: “现任领导人只在任6年,但是对他的宣传比例,超过以往的34年,这是不正常的。前两天在大会堂的文艺汇演,上篇是34年,下篇是6年,感觉上就是在修改历史,然后在造神。”他说两位原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在改革开放初期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官媒基于“政治正确” 低调处理2人的事迹。“像赵紫阳,对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农村改革,以及对政治体制及经济体制改革有很大贡献。胡、赵都是属于不正常的下台。现在在党史上本就很难书写,都跟最忌讳的六四事件有关。所以你看,“大事记”对六四事件也是寥寥数笔带过。这个都是敏感话题,他们要极力回避。”
   
   重提“反革命暴乱“只会令民众更反感——“大事记”提到六四事件时,指这是八九年春夏之交发生的政治风波,党和政府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平息在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捍卫国家政权和人民根本利益。
   
   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对当局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再度定性六四事件为“动乱”与“反革命暴乱”,他对此表示愤怒。蔡耀昌:“显示了中共极左意识形态和势力重新当道,发展下去的话,可能引发更大的民众反弹,这是对六四死难者家属更大的侮辱。对中国的发展肯定会有负面作用。”他促请中国政府还原六四真相和追究责任,否则会不利于中国未来的发展。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把六四屠杀称作“镇压反革命暴乱”,其实是历史的表扬!何以见得?因为,中国百年革命的先驱者谭嗣同早就说过——“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六四的死难者用他们的生命和青春,揭示了一个基本的真理——社会不流血,就无法取得真正的进步!现在中国的政治改革之所以无法突破,就是因为缺乏青春能量的无私爆发!
   
   谭嗣同(1865.3.10—1898.9.28),男,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中国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维新派人士。其所著的《仁学》,是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重要著作。
   谭嗣同早年曾在家乡湖南倡办时务学堂、南学会等,主办《湘报》,又倡导开矿山、修铁路,宣传变法维新,推行新政。
   公元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谭嗣同参加领导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杀,年仅33岁,为“戊戌六君子”之一。
   
   戊戌变法失败后,明明可以选择像康梁那样亡命天涯的“生”,谭嗣同为何要留下来慷慨赴死?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每每读起这首让人荡气回肠的诗句,眼前总会浮现出英雄义士谭嗣同那张瘦削的面容来。
   
   早年生活
   1865年(清朝同治四年),谭嗣同出生于北京宣武城南孏眠胡同邸第,其父谭继洵时任湖北巡抚。
   1870年(同治九年),谭嗣同五岁,时得重病,昏死三日,竟又奇迹般复活,故名“复生”。
   1875年(光绪元年),谭嗣同10岁时,拜浏阳著名学者欧阳中鹄为师。在欧阳中鹄的影响下,他对王夫之的思想发生了兴趣,受到了爱国主义的启蒙。他读书务求广博,好讲经世济民的学问,文章写得很有才华。他对传统的时文八股非常反感,在课本上写下“岂有此理”几个字。他仰慕那些锄强济弱的草莽英雄,曾和当时北京的一个“义侠”大刀王五结交,二人成为生死不渝的挚友。
   
   求学经历
   1877年(光绪三年),谭嗣同在浏阳与唐才常订交,他又师从涂启先,系统学习中国的典籍,开始接触算学、格致等自然科学。此后又到兰州,在他父亲的道署中读书。
   1884年(光绪十年),谭嗣同离家出走,游历直隶(今河北)、甘肃、新疆、陕西、河南、湖北、江西、江苏、安徽、浙江、山东、山西等省,观察风土,结交名士。
   1888年(光绪十四年),他在著名学者刘人熙的指导下开始认真研究王夫之等人的著作,汲取其中的民主性精华和唯物色彩的思想,同时又广为搜罗和阅读当时介绍西方科学、史地、政治的书籍,丰富自己。
   
   维新之始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4月17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时年30岁的谭嗣同在家乡满怀忧愤,即努力提倡新学,呼号变法,并在家乡组织算学社,集同志讲求钻研,同时在南台书院设立史学、掌故、舆地等新式课程。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5月2日,康有为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1000多名举人上书清政府,要求拒和、迁都、变法。深重的民族灾难,焦灼着谭嗣同的心,他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义愤填膺,坚决反对签订和约,对清政府“竟忍以四万万七千万人民之身家性命一举而弃之”的妥协行径极为愤慨。在变法思潮的影响下,开始“详考数十年之世变,而切究其事理”,苦思精研挽救民族危亡的根本大计。他感到“大化之所趋,风气之所溺,非守文因旧所能挽回者”,必须对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实行改革,才能救亡图存。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2月,谭嗣同入京,结交梁启超、翁同和等人。
   
   创作仁学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谭嗣同旋奉父命,入赀为江苏候补知府,在从北京去江苏任职的途中游历了天津、湖南、湖北等地,后在南京候缺期间,开始创作著《仁学》。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1月17日,谭嗣同写成其重要著作《仁学》,它是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
   
   维新志士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2月,谭嗣同回到湖南,在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的支持下,与唐才常等倡办时务学堂,他首先加强了时务学堂中维新派力量。自己担任了分教习,又安排唐才常任中文教习,协助任总教习的梁启超,在教学中大力宣传变法革新理论,“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败”。孔子改制、平等、民权等学说由此而乘风扬波,日益恢张。他还把《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含有民族主义意识的书籍发给学生,向他们灌输革命意识,使时务学堂真正成了培养维新志士的机构。又倡导开矿山、修铁路,宣传变法维新,推行新政,使湖南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初,谭嗣同创建南学会,办《湘报》,宣传变法,抨击旧政,成为维新运动的激进派。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6月11日,光绪颁布《定国是诏》,决定变法。同年8月,因为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的推荐,谭嗣同被光绪帝征召入京。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9月5日,光绪下诏授给谭嗣同和林旭、刘光弟、杨锐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参与变法。次日,光绪又召见他并说:“汝等所欲变者,俱可随意奏来,我必依从。即我有过失,汝等当面责我,我必速改。”光绪帝变法的决心和对维新派的信赖使谭嗣同非常感动,觉得实现自己抱负的机会已经在握。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9月底光绪帝去天津阅兵时,慈禧太后等人早有密谋,发动兵变,废黜光绪帝,一举扑灭新政。谭嗣同密会袁世凯,要袁带兵入京,除掉顽固派。但龟儿子袁世凯假惺惺地表示先回天津除掉荣禄,然后率兵入京。袁世凯于二十日晚赶回天津,向荣禄告密,荣禄密报该死的西太后。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9月21日,西太后发动政变。慈禧连发谕旨,捉拿维新派。谭嗣同听到政变消息后并不惊慌,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顾,多方活动,筹谋营救光绪帝。但措手不及,计划均告落空。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心以死来殉变法事业,用自己的牺牲去向封建顽固势力作最后一次反抗。他对劝他离开的人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9月24日,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捕。
   
   英勇就义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谭嗣同参加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于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9月28日在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刑场英勇就义,年仅33岁。同时被害的维新人士还有林旭、杨深秀、刘光第、杨锐、康广仁,六人并称“戊戌六君子”。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他的遗骸运回原籍,葬在湖南浏阳城外石山下。
   
   参与变法
   谭嗣同一生致力于维新变法,主张中国要强盛,只有发展民族工商业,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公开提出废科举、兴学校、开矿藏、修铁路、办工厂、改官制等变法维新的主张,是维新派中的最激进者。早年在湖南举办新政,利用时务学堂培养了大量的维新志士;后来参与领导了发生在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的戊戌变法,期间他力辅光绪推行变法,整顿官制,革除弊政,最后怀着“愿以颈血刷污政”的决心为变法而牺牲,传播了新文化、新思想,批判旧文化、旧思想。他用博爱、平等、自由来冲决满清罗网,有它突出的进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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