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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在震荡中改造了全球世界

   谢选骏:“六四”在震荡中改造了全球世界
   
   《“六四”在震荡中改造了中共》(2018-12-17 博讯)报道:
   
   今天晚上,北京将举行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亲北京的多维网推出了两篇为“六四”平反,也为中共解脱、洗地的文章。这两文章透露了什么信息?习近平已大权旁落还是习近平的稳军计?我们还是拭目以待。


   
   四十年前,历经劫难的中国,开始以强大的勇气与魄力迈上了一条改革开放的道路。中国人喜欢用“波澜壮阔”形容这四十年历程。但是改革不能只关注成功与辉煌,当世界在谈论中国成就的时候,不应该忘记“摸着石头过河”中遇到的暗流与险礁,壮阔的风景是由一次次“波澜”而铸就。毋庸置疑,过去四十年,在中共治理之下,“冲击—反应”的历史模式仍然得以套用,一些历史事件——诸如六四,诸如中国国企改革,诸如薄熙来事件,都存在着巨大的争议。
   
   当中国决策层直面这些事件时,他们得到了哪些震动?这些“争议事件”又给他们以后的改革决策带来哪些执政思维与模式的变化?当时间流逝,今天是否还有必要对于这些“争议事件”进行重新的定性?或者更为直白的疑问,习近平任期内,中共会出台一份“改革开放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吗?基于此,多维新闻选取中国改革开放40年当中发生的诸多“横看成岭侧成峰”的争议性事件,立足当下,回顾过往,寄望于透过对这些争议事件的反思,捕捉中国“改革再出发”的通关密码。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并不总是“波澜壮阔”——很多发展过程中欠下的旧账,经年累月积累起来,已经成为深嵌刻骨的包袱,使中共难以轻装前行。这里的包袱,并非指简单的物理意义上的包袱,它既可能是可见可感的现实层面如机制、舆论等方面的阻力或非议,也可能是思维或逻辑层面的无形壁障,或主动或被动地缓滞发展。
   
   “六四事件”,便是如此。
   
   再过不到一个月时间,“六四”就将迎来其30周年。这并不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但对中国而言已经足够漫长,长到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农业国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社会的方方面面均“翻天覆地、焕然一新”;从未经历过动乱和困顿的两代年轻人,也伴随着中国的崛起成长起来。
   
   这样显著的改变,扩大了对时间刻度的感受,面对“日新月异”的中国,即便是30年前的事件,也已经恍如隔世——曾经震动世界的“六四”,似乎正被人们遗忘,还是以很快的速度。
   
   但民众可以淡忘,中共却不可以。
   
   三大冲击改变中共——对于中共而言,六四绝非仅仅是尘封在历史中的记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没有一件事情如“六四”这般,不仅如何定性评价存在广泛争议,即连基本事实的轮廓也是模糊不清的。它的现实性依旧显著。
   
   从“动乱”到“反革命暴乱”,再到“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中共几易其词,对待六四始终讳莫如深。但这种刻意的搁置反而平添神秘感,说明中共仍不能坦然面对“六四”,没有同历史上的自己和解,外界无从窥探究竟,也就难以得出客观结论,于是流言不断,传闻四起。
   
   “六四”的起因和发酵不需再赘述,多维新闻有许多文章有详细介绍,另如曾经的学运领袖等,实际上也已不太重要 ,他们中的很多人在今天已经走向偏执,对中国从愿景变为仇恨,自我驱逐了理性思维。这起事件真正重要的,是之于中共乃至中国产生了几个层面的大的冲击,并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后者的发展轨迹。
   
   大致看来,“六四事件”造成的冲击可分为三个方面。
   
   其一,“六四”对中共的政治生态产生冲击。改革开放之后,中共党内氛围趋向活跃,谋求发展成为主流,对于西方国家出现强烈的学习乃至模仿意愿。西方思潮的大量涌入,也让经过文革十年对知识无比渴望的年轻一代,迅速成为西方理念拥趸,他们的公民意识逐渐觉醒,要求看到西方式的革新和改变。
   
   内外的共同诉求形成某种合力。实际上在1989年之前,中共确实已规划或者推进一些相关改革,诸如胡耀邦、赵紫阳等人,也先后成为中共总书记,改革派和保守派各自占据不少要位,相互制衡。
   
   “六四”的爆发改变了这种政坛生态。
   1989年6月底,中共召开十三届四中全会,因“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对动乱的形成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消极对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阵……”,赵紫阳被免去中共中央总书记等一应职务,意味着“改革派”在党内的失势。
   
   这一次中共内部政治倾向及政治观念的较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后30年中共高层人事迭代的逻辑和底色。尽管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定调继续改革后,中共有所回向,但仍持相对保守,不复曾经“全部改革、全部开放”的姿态。
   其二,“六四”对改革这个概念本身产生冲击。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冲击并非意味着“六四”阻碍、破坏或促进了改革,而是指中共经此事件,对改革有了“再认识”、“再定义”。
   
   这种对改革本身进行审视的意义,丝毫不逊于开启改革。从1978年到1989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恰好走过第一个十年,探索出不少改革的经验,但“摸着石头过河”,潜藏的问题也逐步显现出来。到六四之前,价格双轨制、“官倒”、腐败等,实际上已经将社会矛盾推到临界点,只待导火索点燃。
   
   “六四”的爆发,造成很大的震荡,不过同时也释放了这股压力。而中共则以此认识到,所谓改革,并非就只是去“开放”而已。改革,特别是中国的改革,应是一个全领域的有节奏有限度的渐进的革新过程,慢不得,但也快不得。
   
   对改革的重新认知,改变了中共的改革进程,开始更加注重对“左”和“右”,意识形态和经济发展等之间的平衡,为中共注入了新的治理基因。
   
   其三,“六四”使“稳定”成为中共执政思维的最大关键词。1989年6月9日,邓小平接见戒严部队时称,“这次事件(六四)爆发出来,很值得我们思索,促使我们很冷静地考虑一下过去,也考虑一下未来”。次年年底,他再次强调,“我不止一次讲过,稳定压倒一切,人民民主专政不能丢。”
   
   中共最高领导人的表态,在党内树立起一个共识并延续至今——即在中国,一切发展的前提是稳定的环境,任何其他的改革都要让位于此。此后中共在“维稳”上的用心,可见一斑。
   
   包袱和契机——很多人将“六四”视为中共的历史包袱,这故不假。于此已有诸多相关评论,无需再下赘笔。
   
   但一个很重要的侧面往往被忽略——“六四”不能被当做只具有简单属性和唯一面向的事件:在中共看来,这就是历史欠账,最好不要提,让其渐渐被遗忘;而在批评者眼里,这就是中共的“罪行”,必须要清算,全部翻案才对。
   
   这些观念有其合理性,但片面认识了“六四”的复杂程度,对其意义也只局限于浅表,没有看到对中共治理思维的深远影响。
   
   如前述三大冲击所说,“六四”并不是孤立偶发的个案,它和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环境深刻联系,是改革开放初期各种矛盾最终爆发的出口,是1978年后一干改革措施的试金石。经过这次风波,中共廓清迷思,在改革措施及党内政治倾向等方面统一认识,调整了发展道路,矫正了改革思路,也更新了治理逻辑。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六四事件”实也是中共发展过程中的一次契机,当然是比较痛苦的那种。不过有了过程之痛苦,事后的反思和总结也就更为深刻和坚定。也正因此,中共更不应当刻意回避“六四”,令其继续模糊下去。此类争议事件,越是束之高阁,其本身的复杂意义就越会窄化,最终只能沦为猎奇的往事和批评的话柄。
   
   只有坦然直面,承认该承认的错误,解决仍遗留的问题,才能卸下心理和历史的双重包袱,“六四”之于中共,之于改革开放的深刻意义也才能完全展现。而中共有了这样的自信,则“六四”就不会再重演。
   
   谢选骏出来:其实,“六四”岂止在震荡中改造了中共,“六四”更在震荡中改造了全球世界——“六四”屠杀这个反面教员激起了全球反抗,多米诺骨牌的效应一举摧毁了东欧共党和苏联体系,彻底改造了全球版图;这是其一。其二呢,“六四”的震荡催生了中国大陆的血汗工厂,又用敲骨吸髓的方式促成了中国的崛起,拉开了第二次冷战的序幕。大吃人口红利也就是人血馒头的文明世界,终于尝到了自己酿造的苦果。啊METOO佛。
(2018/12/18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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