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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是最好的谎言

谢选骏:事实是最好的谎言
   
   (一)
   
   《真正的戈培尔语录:“事实永远比谎言强大”》(赛昆 2018-11-05)报道:

   
   看了几页英文的戈培尔语录,俺有点怀疑所谓的戈培尔名言“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是否从苏俄进口的,这句中文其实并不通,看来是黄俄从俄文翻译的。
   
   与之相似倒是有一句:“如果你撒了大谎并不断重复,人民会最终相信”。
   
   不过,戈培尔的整段话的意思并不是“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而是相反。
   
   完整的戈培尔语录是:“如果你撒了大谎并不断重复,人民会最终相信。但这个谎言只能存活于一个政权用政治、经济和军事铸造的牢笼之中。真相就是这个国家政权的最大的敌人, 因此,全力镇压异己就非常重要”。
   
   说的多好啊。这句话形容的完全全就是中共俄杂割地党政权。中共由苏俄所建立,奉亲爹苏俄之命挑起中日战争(苏俄政策:“我们在远东的总政策是立足于日美中三国利益发生冲突, 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加剧这种冲突”,见《中共党史资料》2006年第4期第131页 ),随后在苏军侵略者的刺刀下建立了“东北民主政府”,在1946年底老蒋用行宪手段反悔外蒙后拿到9亿美元“战争物资”帮主子肢解了中国并向主子割让了唐努和江东64屯几十万里河山。
   
   附戈培尔原话的英译版:“If you tell a lie big enough and keep repeating it, people will eventually come to believe it. The lie can be maintained only for such time as the State can shield the people from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or military consequences of the lie. It thus becomes vitally important for the State to use all of its powers to repress dissent, for the truth is the mortal enemy of the lie, and thus by extension, the truth is the greatest enemy of the State.”
   
   (二)
   
   《“谎言重复一千遍”不是戈培尔发明的》(谢选骏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10月13日)报道:
   
   新闻出版所欲望的,即是真的。它的控制者召唤着、改变着、交换着真理。新闻出版工作三周,其真理就会为每个人所承认。它的根据是驳不倒的,只要有钱在那里支撑着。
   ——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
   
   一般认为,“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作为一项心理操纵术,是纳粹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博士(Joseph Goebbels,1897——1945年)发明的,毛泽东也学得不错,深谙此道,所以毛才会说“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1963年6月杭州会议上讲话)
   
   但其实,“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这句话另有出处。
   
   这个出处就是斯宾格勒(Oswald Arnold Gottfried Spengler,1880—1936年)的《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一书,在该书的第二卷的第十二章《国家》的第三节《政治的哲学》里他写道:
   
   真理是什么呢?对于大众来说,不断地读到的和听到的就是真理。一滴孤独的小水珠滴落在某个地方,于是就在那里收集证据,以判定什么是“真理”——但是它所能获得的,只是它自身的真理。另一种真理,即当下时刻公众的真理,只关心事实世界的效果和成就,其在今天不过是新闻出版(Press)的产物。新闻出版所欲望的,即是真的。它的控制者召唤着、改变着、交换着真理。新闻出版工作三周,其真理就会为每个人所承认。它的根据是驳不倒的,只要有钱在那里支撑着。古典的修辞术也是为了效果而非为了内容——就像莎士比亚在安东尼的葬礼演说一幕中所雄辩地证明了的——但这种修辞术只限于具体的听众和当下的时刻。我们的新闻出版的动力需要的是永久的有效。它必须把人的心灵持续地置于它的影响之下。一当处于优势的财团势力转向了相反的论点,并使这些论点日益频繁地让人们耳濡目染,那先前所宣传的那些论点就会立即被推翻。在那个时候,舆论的指针就会摆向较强的一极。人人立刻就相信了那新的真理,认为自己是从误信中清醒过来了。
   
   与政治性的新闻出版联系在一起的,是普及学校教育的需要,在古典世界,这一需要是完全没有的。在这一需要中,存在一种完全是无意识的因素,就是想把作为政党政治的目标的群众赶进报纸的势力范围。早期民主政治的理想主义者把民众教育毫无保留地看成是纯粹的单纯的启蒙工作,甚至在今天,人们到处还能发现一帮沉醉于出版自由的弱智——殊不知恰恰是这种情形,为即将到来的世界报业巨头们铺平了道路。已经学会阅读的人们,屈从于这些巨头的淫威,晚期民主政治的虚幻的自决权,经由印刷文字所服从的权威而在人民的彻底决断中出现了。
   
   在今天的斗争中,战术就在于剥夺对手的这种武器。在新闻出版的势力还算纯真质朴的幼年时期,报纸常常要承受着传统的拥护者用以自卫的官方检查之苦,于是资产阶级发出呼声,说精神自由处于危险之中。而现在,群众平静地走着自己的路;它已确定地为自己赢得了这种自由。但是,在看不见的背景深处,新的势力正在通过收买出版界彼此争斗。不等读者觉察到,报纸,连同读者本人,就已变换了主人。在此,金钱再次取得了胜利,迫使自由精神为它服务。一个驯兽师控制他的动物也不过如此。作为读者群众的人民一旦解除了控制,就会冲过街道,向指定的目标冲击,就会威胁恐吓,砸碎窗户;可是,只要新闻编辑部门的一个暗示,它就会安静下来,回到家中。在今天,新闻出版是一支军队,拥有精心组织的武装和兵种,新闻记者就是它的军官,读者就是它的士兵。但是,跟任何队伍一样,在这里,士兵也要盲目地遵从,而且战争目的和作战计划的改变是不让士兵知道的。读者既不知道、也不容许知道他是为了什么目的而被利用的,甚至也不知道他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实在想象不出还有什么比这更像是对思想自由的骇人听闻的讽刺。以前人们是不敢自由地思考。现在他敢,但却不能;他的思考的意志只是一种按照指令去思考的意愿,而他还觉得这就是他的自由权利。
   
   这种过时的自由还有另一方面——即允许每个人去随意地说话,但是新闻出版却有注意或不注意他所说的话的自由。单凭不向世界广为传播,新闻出版就能宣判任何“真理”的死刑——这是一种可怕的、消声(silence)的检查制度,由于作为报纸读者的群众根本觉察不到它的存在,所以它就越发有力。在这里,如同恺撒主义在临产的阵痛中所表现出来的一样,出现了一种被埋没的青春时期的特征。事变之弧将自行关闭。恰如早期哥特的表现意志在钢筋混凝土的建筑中再度迸发出来,但迸发得很冷静、很有节制、很文明一样,哥特教会追求控制心灵的钢铁般的意志也会再度出现——以“民主政治的自由”的面目。“书本”的时代受到传道的时代和报纸的时代的两面夹击。书本是一种个人表达,传道和报纸则要服从于一种非个人的目的。经院主义的年代为一种智性规训的世界历史提供了唯一的例证,这种规训被普遍运用,它不允许出现任何写作、言论和思想与所意愿的统一性相抵触。这是精神上的动力学。古典人、印度人或中国人一定会对这种景象深感惊惧。但是,同样的事还是不断发生,并且是欧美自由主义——即罗伯斯庇尔所说的“自由对暴政的专政”——的一种必然结果。巨大的消声代替了火刑柱和烈柴。政党领袖的独裁通过对新闻出版的独裁而获得支持。竞争者努力用金钱的手段来使读者——不,是使各民族——集体地放弃对敌方的效忠,而由他们自己去对其进行心理训练。人们从这种心理训练中所学的,全都是被认为他们应当知道的东西——因为有一种高级意志已经为他们把他们的世界图景综合起来了。现在,已没有必要像对待巴罗克时代的王公那样把兵役的义务强加于那主体了——有人可以用论文、电讯和图片(诺斯克利夫!)来驱策读者们的心灵,直到他们吵嚷着要求武器,并迫使他们的领袖加入纷争之中,而这种“迫使”,正是领袖们所愿望的。
   
   这便是民主政治的结局。如果说在真理的世界中,是证据决定一切,那么在事实的世界中,则是胜利决定一切。胜利意味着一方战胜了其他各方。政治领域中的生命已经取得彻底胜利,世界改良家的梦想,已经被证明不过是有支配天性的人的一种工具。在晚期民主政治中,种族突然涌现出来了,或是使理想变成它的奴隶,或是轻蔑地把它们抛入深渊。在埃及的底比斯,在罗马,在中国,都是如此——但是,在其他文明中,权力意志没有像在我们的文明中表现为如此无情的形式。群众的思想,以至群众的行为,被置于钢铁般的压力之下——因此之故,且只是因此之故,人们才被容许成为读者和投票人——亦即处于双重的奴役状态——而各政党则成为少数人的驯服的仆从,即将到来的恺撒主义的阴影已经笼罩在人们的身上。如同英国的王权在19世纪变成了一个庄严而空洞的装饰品一样,议会在20世纪也将变成这样。如同从前向大众炫示的是节杖和王冠一样,现今向大众炫示的则是人民的权利,而且越是拘泥于细节,就越是没有实际意义——正是因此,谨慎的奥古斯都从不放过任何机会去强调古老的、受人尊敬的罗马自由的习俗。但是,权力甚至今天还在转移,相应地,对我们来说,选举也正在堕落成为昔日罗马那样的滑稽戏。金钱为握有金钱的人的利益组织选举程序,选举事务变成了一种预先协商好的博弈游戏,然后当作民众的自决权来演出。如果说选举原本是合法形式的革命,那它现在已经把那些形式耗尽了,因而当金钱政治变得不可忍受时,代之而起的是:人类再用原始的血腥残暴的方法来“选择”它的命运。
   
   在金钱毁灭了才智之后,通过金钱,民主政治变成了自己的毁灭者。但是,正是因为那种认为现实可以凭借类似于芝诺或马克思的观念来加以改良的幻想已经破灭;正是因为人们已经懂得,在现实的领域,一种权力意志只能被另一种权力意志所推翻(因为那是战国时期的伟大的人类经验);终于,对于所有残存的、古老而有价值的传统的一种深刻渴念被唤起了。人们对货币经济厌恶到了极点。他们期望从别的地方得到拯救,期望某种具有荣誉和侠义、本质高贵的、不自私的和负责任的真实的事物。现在,当一度为大都市的理性主义所压制的充满形式的血统力量在内心深处重新觉醒时,一个时代的曙光出现了。为未来保存在王朝传统和旧贵族的秩序中的一切,有着轻视金钱的高尚伦理的一切,本质上健全得足以按腓特烈大帝的说法称之为国家公仆——辛勤地工作、勇于自我牺牲、充满关切之心的公仆——的一切,以及我在别的地方用社会主义一词来描述之,借以别于资本主义的一切——所有这一切,突然都变成了巨大的生命力的焦点。恺撒主义是在民主政治的土壤上生长起来的,但是,它的根基却深深地伸进在血统传统的地下。古典时代的恺撒从保民官职位那里获取他的权力,可他的尊严及他的职权的永久性却是由于他是国家的元首。在这方面,旧日的哥特型的心灵也重新觉醒了。骑士团的精神盖过了掠夺成性的海盗精神。未来的强力人物可能把地球当成他的私人财产——因为文化的伟大的政治形式不可救药地坍塌了——但这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尽管他们的权力是无形式的和无限制的,但它还是会有一个任务。这个任务就是不知厌倦地如其本然地照料这个世界,这与金钱当权的时代的利益旨趣正好相反,并且它需要的是高尚的操守和良心。但是,也正是因此之故,现在,在民主政治与恺撒主义之间、在垄断的货币经济的领导力量与恺撒们的纯粹政治性的施令意志之间,开始了最后的决战。并且为了理解经济与政治之间的这场决战——在这里,后者将收复它的地盘——我们现在必须把我们的视线转向经济史的观相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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