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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战是推动中国进步的唯一动力

谢选骏:贸易战是推动中国进步的唯一动力
   
   《30多年前的中美贸易战 给我们什么启示?》(2018年08月01日 转载侠客岛)报道:
   
   [侠客岛按]

   今天,彭博社援引消息人士称,美国政府考虑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25%的关税,高于此前宣称的10%。据称,此举主要是向中国施压,令其回到谈判桌。
   这也不难理解。早先,就有专家曾对侠客岛表示,目前并不是谈判的好时候。一方面,美国与欧盟关税的问题还有待发酵,与中东和俄罗斯等国的石油、安全问题都可能有新动向;另一方面,据哈德逊研究所中国战略中心主任白邦瑞透露,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很可能将于几个月之后来中国。
   粗粗算来,从美国挑起中美贸易摩擦到中国应战,中美贸易战的阴影盘旋在国人心头已有半年多。对中国来说,接下来无疑也将有一场比较艰苦的斗争。
   但必须明确的是,这轮中美经贸摩擦并非首次。从历史上看,近代以来中国的对外经贸争端中,美国从未缺席。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第一场贸易战、甚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场贸易战,还是小平同志主政时期打的。
   今天推荐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的一篇文章,循着整条时间线出发,我们或许得以窥见美国挑起贸易纠纷的逻辑。
   
   历史脉络
   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对外经贸争端中,美国始终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而且,美国挑起对华贸易争端浪潮,通常都与当时其经济、外交战略变动紧密相关。
   这其中创伤最为深者,莫过于美国政府1934年制订实施的《购银法案》。彼时,中国还是世界上仅存的银本位大国,然而该法案要求美国政府持续高价收购白银,最终引发了中国白银流失狂潮和全面通货紧缩,结束了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的所谓“黄金十年”。
   不仅如此,它还终结了自明代以来沿用近四百年的银本位制度,摧毁了当时中国的财政金融体系,为1940年代中国市场天文数字的通货膨胀扫清了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前三十年主要实行计划经济,进口都是按照计划执行的,而由于普遍受到西方社会制裁,出口贸易并不发达,因此当时中国很少遭遇贸易战。
   严格来说,贸易战主要是改革开放的产物,而揭开这一大幕的正是美国。
   1979年7月,中美两国签署中美贸易关系协定,建立正常经贸关系。当年,美国便单方面宣布对中国7大类出口纺织品实行限额。第二年,两国就走到了贸易战的地步:美方在纺织品贸易协定谈判中,要求降低中国大陆的配额年增长率,中方不愿单方面让步,谈判破裂后,美国单方面宣布对中国纺织品实施新配额,中国则宣布减少或终止购买美国棉花、化纤和大豆。
   尽管双方最终于1983年9月达成了第二个纺织品贸易协定,但中美贸易摩擦的帷幕也就此全面拉开。
   在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上,小平同志曾在开幕词中铿锵有力地说出:“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联系当时的经贸环境,邓小平所说的“损害我国利益”,无疑也包括美国主动寻衅挑起贸易战。
   
   毋庸否认,当时中国整体经济实力与美国差距悬殊,1980美国的名义GDP相当于中国的9.4倍。但得益于中国政府在这场贸易战中采取的果断措施,双方最终赢得了比较合理的新纺织品贸易协定,为此后中国纺织业、外贸发展创造了较好环境。
   当初坚决维护中国权益与推进改革开放并行不悖的做法,也给今天的我们许多启示。
   
   “怀璧其罪”
   以1979—1983年中美纺织品贸易战为开端,中国也在不太长时间里跃居全世界贸易保护主义最大受害者——“蝉联”全世界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救济措施最大目标国,迄今近30年之久。
   可以预见,即使在成功应对解决了这场贸易战之后,未来中国与其它国家、特别是与美国的形形色色贸易战也不会断绝。
   为什么?
   首先,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只要中国经济贸易成长业绩优良,贸易摩擦压力就注定如影随形。毕竟,在经济成长的“中国奇迹”中,“外贸奇迹”堪称最辉煌篇章。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数据,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8年,中国出口占全球出口总额比重仅有0.89%,而同年美国这项指标高达21.59%,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也有2.21%。
   但1978年以来,中国外贸增长速度持续高于经济增速,在全球贸易中所占份额才持续幅度提升。1981年,中国出口占全球出口总额比重突破1%而达到1.09%。2015年,中国这项指标达到13.76%,为近代以来最高峰。2016(13.09%)、2017(12.77%)两年,中国这项指标虽然略有下降,但仍然遥遥领先于世界其它国家。中国名义GDP总量与美国之间仍然存在近60%的差距,但货物贸易出口已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之冠。
   正因为如此,中国被国际社会公认为近30年来经济全球化的最大赢家,“外贸奇迹”,也堪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奇迹”最辉煌的篇章。取得了这样的成就,遭受一些贸易战压力,自然也正常。
   
   政策取向
   当然,其根本原因则在于美国方面。更进一步说,是其贸易逆差等宏观经济失衡,这不仅导致其与各贸易伙伴的经济争端越发凸显,更加剧了美国对中国这个新兴大国防范、遏制之心。
   二战之后初期,顺差是美国货物贸易收支的常态。1968年之前,仅1959年一年出现过6.01亿美元逆差,其余历年均为顺差。1968、1969年,美国货物贸易分别逆差12.87亿美元、9.80亿美元,1970年顺差7.97亿美元,1971年逆差47.93亿美元,1972年货物贸易逆差翻番至96.63亿美元,逆差从此成为美国货物贸易收支的常态。
   无需否认,尽管有贸易保护主义的“前科”,但二战后初期美国确实充当了全球贸易自由化的“领头羊”,在此前60年里主导制定了75%以上的现行国际贸易规则。
   然而,随着货物贸易逆差从1970年代初开始成为常态,美国贸易政策发生了实质性转折。
   1978,卡特总统在他的第一篇国情咨文中提出:“自由贸易也必须是公平的贸易。”1985年9月23日,里根总统在《贸易政策行动计划》中正式提出“自由和公平贸易”的概念,并组成贸易反击小组;后冷战时代上台的克林顿政府,更前所未有地把“经济安全”作为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公开宣称:“把进行公平贸易作为扩大贸易的国家经济战略的一部分。”此举彻底完成了美国贸易政策从自由贸易向公平贸易的转变。
   此后,小布什、奥巴马两位总统,向世界几乎所有主要经济体贸易开战,特朗普则首次在国安战略报告中将“经济安全”纳入“国家安全”范畴,将美国的公平贸易政策推向了新高峰。
   所谓“公平贸易”政策,其基本逻辑是,认为美国市场开放度远远高于别国,别国一方面广泛运用倾销、出口补贴等不正当竞争手段挤占美国市场,另一方面筑起重重壁垒,将美国商品、服务和资本拒之门外。其主旨是一方面调整国内经济产业,从根本上增强美国经济竞争力,另一方面由政府出面消除贸易伙伴“不公平的贸易政策”,为美国商品、服务和资本打开有利可图的海外市场大门。
   其一些论点未必完全没有道理,问题是在美国一贯的单边主义作风之下,别国的措施“公平”与否,完全由美国单方面认定,这就使得“公平贸易”政策不得不更慢慢沦为贸易保护主义者的大棒。
   
   “遏制”策略
   不仅如此,由于山姆大叔是个守成霸权,占据国际经济政治霸主地位已经70余年,因此必然格外警惕防范新兴大国挑战其霸主地位。
   美国对中国的种种指责,归根结底是一个守成大国对新兴大国的防范遏制。
   一般来说,守成大国遏制新兴大国策略,首选制造内乱,其次离岸制衡,最终选择是硬实力对抗。其中,制造内乱包括三方面内容:诱导新兴大国内战、扶植“民运”势力开展“和平演变”、以民族宗教问题为突破口制造内乱。离岸制衡包括政治军事冷战和冷战后的经济制衡。如当时美国在亚洲组织所谓“共产主义防波堤”,大力扶植日本、韩国;硬实力对抗策略则包括军事热战、经济竞争,而经济竞争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贸易战。
   自新中国建立以来,美国对新中国首先采取了硬实力对抗之热战策略,其结果是朝鲜、越南两场战争失败,中国则藉此一举扭转了鸦片战争以来的积贫积弱、任人欺辱形象。美国遏制中国策略重心,随之转向离岸制衡之政治军事冷战,但结果是中国在贸易禁运中自主建成了基本完整的工业体系,而且打破了外交封锁。
   当贸易和外交封锁策略失败、美国为了对付苏联不得不转向与中国关系正常化时,美国遏制中国策略的重心随之转向制造内乱策略。不过,这但最终也遭遇失败,并在很大程度上演变成中美两国的“自伤性竞争”。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遏制中国策略重心不能不转向硬实力对抗之经济竞争策略。中美贸易争端频率加密,烈度上升,其来有自。也正因为如此,当前的中美贸易战不是一起事件,而是一个阶段。
   就当前而言,在近二十年来的美国总统中,特朗普最重视重建美国实体经济部门,其政治基础最倚重美国实体经济部门,企图通过贸易保护重建美国实体经济部门产业链,在对外谈判中也表现出了鲜明的“滚刀肉”风格,喜欢玩弄恫吓术,所以第一个回合就搞出对500亿美元进口额加征关税的大招,进而又威胁要对5000多亿美元进口中国商品加征关税,这在以前的美国总统中是不可想象的。
   特别要注意的是,美国选举年、经济萧条年也是中美贸易战高风险年。今年正值中期选举年,美方对中国发动了这场贸易战。2020年正值美国总统大选,而且按照美国经济周期运行规律,2020年美国经济很可能陷入萧条,甚至再次爆发次贷级金融危机,届时中国是否会再次面临超大规模中美贸易战?中国反危机政策调控空间何在?对此,我们需要前瞻性。
   
   贸易战本身不是好事,但又是中国经济成就的另类证明。为避免贸易战,维护和发展中美关系,多年来我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直到贸易战爆发前的最后一刻。
   既然事实已经证明某些事情不以人的善良意愿为转移,那么合理的选择就是挺身迎战。我们既要应对外部压力的挑战,又要把贸易战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作为一场难得的“压力测试”,发挥我们体制擅长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以此为切入点推动改革和扩大开放,不断提高我们的效率,自强不息。
   小平同志在中共十二大上的这段开幕词依然值得重温:
   “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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