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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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的自由要不得

   民国的自由要不得

   大陆民国时期的自由,包括所谓的学术自由,都不值得推崇。文化背景、政治形态不同,自由的品质也因之而异。仁本主义的自由有礼法双重边界,品质最高;自由主义的自由以法律为边界,品质也不错。

   民粹主义的自由,无法无礼无天,是伪自由,恶性自由。这种自由必然产生暴民政治,最有利于极权主义。民粹主义与现代极权主义,两面一体,相反相成。

   民国的自由属于三民主义的自由。三民主义虽优于民粹主义,但有民粹倾向,远不如自由主义。其自由的品质很低,正义性不高,法律边界不明,最方便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极权主义和各种歪理邪说的泛滥。

   国党政治凝聚力、社会控制力低下,就源于三民主义的不坏不好。不坏,缺乏信仰洗脑和利益诱惑,对于刁恶之徒没有吸引力;不好,没有天道信仰和道德根基,团结不起更培养不出君子;国民党对于民众,无德以导之,无礼以齐之,反而逢民之恶,纵民为恶,最方便恶势力以民族民生民权的名义反政府。

   所谓的学术自由,也充满无政府主义和民粹主义气息,自由得没了边。蔡元培废除读经,却以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名义,堂而皇之地把激进民主主义之类邪说请进大学课堂,不辨正邪,不负责任,误人子弟,误导社会,贻害无穷。

   西南联大同样自由过度。联大学生汪曾祺回忆说:“老师讲课绝对自由,讲什么怎么讲,全由自己掌握。”教授们“都以开创性见解为荣,以照本宣科为耻。”梅贻琦一再强调学术自由,并在日记中表达了自己的中间立场:

   “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

   梅贻琦认为,这是“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的根本。这种根本恰恰为为异端邪说进入学校大开了方便之门。

   大学当然不能没有学术自由,但同时又需要一定的文化主导、道德引导和纪律规范,当以儒家经典为第一学科,在读通儒经、学有所成的前提下,研究古代诸子和西方百家。这些道理,非蔡元培、梅贻琦之流所能明白也。误国误民而不自知,反以为荣,哀哉。2018-8-25

(2018/08/25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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