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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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四大界碑

   儒家四大界碑

   儒家既有通权达变的灵活性,又有坚定强烈的原则性。有些问题可以随顺大化,原则问题必须旗帜鲜明。有原则就有判教和分界。邪说邪教不用说了,即使是正学正教,儒学与它们也有各种本质区别和明确界限。故儒家与其它学派宗派可以求通求同,不能横通、混同和苟同。

   儒家最高原则是仁本,一切立场观点方法,无不源于仁本主义三观,即乾元为首的世界观、本性至善的人性观、五常统帅的价值观。体现于外王,则是以民为本的政治观。这是儒家文化四大道德支柱和思想根本,来不得丝毫模糊、混淆和动摇。是否儒学,学之纯杂正偏,皆由此而决。

   这四观堪称儒家四界碑。进入四碑之界内,就是儒家;有一违离,就非儒家,或为杂儒或儒门外道。如荀子,有违性善论,便为儒门外道。

   外道之正邪,以与此四碑关系为准。全部背反为邪,有所接近便正。以此来判教,判断古今中西各门各派之高低优劣正邪善恶,便可洞若观火。

   例如,政教合一之黑暗,根源在于神本主义,与仁本主义远距离。法家之邪,是因为政治、制度大恶,其政制之恶的根源又在于性恶论,与性善主义相反。

   纳粹之邪,也是因为政治、制度大恶,其政制之恶的根源则在于集体主义,与民本思想背离。纳粹者,民族社会主义也,种族主义加社会主义,属于集体主义范畴。有学者认为儒家是集体主义,严重误解。儒家反对任何性质的集体主义。任何集体,包括国家、社会、民族、种族、家族等等,都不能主义化。集体主义是双刃剑:对内有害于个体,对外有害于其它集体。纳粹就是最好的榜样。

   又如,道家之正,是因为有得乎道,对太极有所觉悟。然所得有限,只知坤元不知乾元,蔽于坤而不知乾,蔽于天而不知人,不明人道,不通外王,故不如儒家之中正。佛教亦类似。都讲天道,儒家是立足于人道,佛道则是离人道而讲。

   或说:“净空法师说孔子、孟子、老子、庄子都是明心见性的菩萨,甚至还说文王、武王、周公都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了。”通达了仁本主义四观,就知道这种说法似是而非。儒家是圆证“性与天道”,道家只是偏得,略有所得。论明心,孔子、孟子、文王、武王、周公是大明,老庄是微明。

   又如自由主义,其哲学依据是人本主义,与王道政治的民本原则有所近似,故有一定的正义性文明性。但与儒学的区别非常鲜明,都讲人道,但儒家是天人合一,天道与人道统一,内圣与外王不二,非自由主义所能媲美也。

   不存在什么“自由主义儒学”,这个概念本身不正。主义者,主体、本体、本位、第一位、第一性也。在政治上,儒家对自由主义的价值和制度可以有一定的认同,但不会把自由当成主义,让自由主义凌驾于儒学。

   自由主义的自由是政治性的,可作为比五常道次一等的价值,在新礼制下获得相应安顿。因为儒家也是很重视自由的。在政治上,礼乐制度提供的是秩序和自由的双重保障:既保障良好的秩序,又保障官民享有各自的自由。官员的自由以礼为边界,民众的自由以法为边界。

   同时,自立自达、希圣希贤就是追求道德自由。从心所欲不逾矩,可称为道德自由的最高境界。求仁是追求这个境界,成仁是成就这个境界。

   立稳了四大界碑,就抓住了大象,就可以此解释中国,以此观照和解释西方,就可以反本开新,即返回仁本主义之道德和政治原则,在学术上与时偕宜、因地制宜地开出新的思路和观点,在政治上,建设新的王道仁政和礼乐制度,开辟中华文明新境界。2018-8-11余东海首发于儒家网

(2018/08/11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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