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舊文：廢除終身制是怎樣產生的？ /严家祺

   一九八○年二月中共召開十一屆五中全會前，鄧小平就明確提出「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並把它寫進黨章修改草案。一九八○年八月十八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召開，鄧小平在會上作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又重提「廢除終身制」問題。一九八二年憲法關於國家主席、國務院總理「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的規定，是根據鄧小平多次提出「廢除終身制」寫進憲法的。
   一九八二年憲法規定，國家主席、國務院總理「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但沒有規定「國家軍委主席」連任的限制，所以，二○○三年換屆時，江澤民在不能再連任國家主席後，繼續連任軍委主席二年。在江澤民第三次擔任軍委主席的時期內，胡錦濤任總書記、國家主席，實際上，這時，中國形成了「兩個權力中心」。
   胡錦濤如果仿照江澤民第三次出任軍委主席，中國將會形成習近平、胡錦濤「兩個權力中心」。一個國家就像大海航行中的巨輪，不容有兩個「舵手」或「兩個權力中心」。在沙皇彼得大帝親政前的俄國，有「兩個權力中心」，一個是彼得大帝，另一個是彼得的異母姐姐索菲亞，一六八九年，索菲亞政變失敗，後來在修道院裡渡過了餘生。
   一八九八年戊戌變法時期，光緒皇帝與慈禧太后形成「兩個權力中心」。一九八九年中國發生「六四」事件，是鄧小平和趙紫陽「兩個權力中心」衝突的結果。

參加理論務虛會，提出廢止終身制

   「廢止終身制」這樣一個用語，最早是我在一九七九年「理論務虛會」上提出的。理論務虛會是葉劍英建議召開的，由胡耀邦主持。參加會議的是所謂「理論界」人士，還有新聞界、文藝界人士共一百多人，參加者有于光遠、鄧力群、胡績偉、張光年、黎澍、楊西光、王若水、李洪林、蘇紹智、馮蘭瑞、張顯揚、王貴秀、于浩成、孫長江、郭羅基、阮銘、熊復、吳冷西、張平化、胡繩、呂正操、廖蓋隆、范若愚、溫濟澤等人。
   「理論務虛會」是共產黨的黨內會議，我參加務虛會時，剛成為「預備黨員」幾個月。在社會科學院是一名助理研究員，之所以讓我參加會議，主要是在會前三個月《光明日報》發表了一篇我寫的「哲學幻想小說」，我訪問了意大利審判伽利略的「宗教法庭」、法國啟蒙時代的「理性法庭」、未來中國的「實踐法庭」。文章長一萬八千字，《光明日報》當時每天出版四版，「三個法庭」一文就占了三版。而且，這篇文章有一段呼籲為一九七六年「天安門事件」翻案。
   在開全體會議時，胡耀邦作了三次講話。會議開了二十多天後停了一個多月，到再開時，各省市的有關人員參加，規模擴大了。鄧小平在閉幕前三天作了一次講話。會議大多數時間是開分組討論會。會議分五個組，每個組都有幾個「凡是派」代表人物，我所在組的「凡是派」人物是胡繩。二月初在分組會上，我作了一個專門談「廢除終身制」的發言，二月四日，就印成一期《簡報》。
   我在這次發言中是這樣說的：「社會主義的實踐表明，領袖在事實上的終身制（名義上沒有規定終身制）往往是造成政治動盪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自社會主義作為一種社會經濟制度在世界上誕生以來，這已經成了一種帶有病毒性的政治現象。由於領袖在事實上的終身制的存在，作為社會主義民主制的重要構成部分的選舉、監督、罷免和代表大會制度往往成了一種形式，不能在實際上起到它的作用。所以，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要切實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保持持續的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首要的問題是必須廢除領袖在事實上的終身制，也就是說，作為執政黨的主席和政府首腦不得終身任職，而應當有一定任期。」因為當時憲法未設「國家主席」，華國鋒是黨主席和國務院總理，所以，我當時談到是「執政黨的主席和政府首腦」。

務虛會暢所欲言批毛氣氛濃

我之所以敢於這樣大膽講話，完全是「理論務虛會」的良好氣氛造成的。第一天開幕式，胡耀邦報告話聲剛落，周揚就從鄧小平家裡匆匆趕來，傳達鄧的指示：「不要設禁區，不要下禁令」。所以，會上大家暢所欲言，第二天，每個人的發言，不經刪改就印成「簡報」。無論大會小會的發言，每人都可以看到。除了沒有人為劉少奇翻案外，會議上一個個發言列數毛澤東的錯誤，認為反右派、大躍進、反右傾、四清、文化大革命，統統是毛澤東左傾路線的產物，造成的冤假錯案，都應該徹底平反。
李洪林的發言《領袖和人民》對我影響很大，他說「不是人民應當忠於領袖，而是領袖應當忠於人民」。我在李洪林講話後，把我前幾年讀《政治學說史》和《世界通史》時有關「專制政體」「立憲政體」「共和政體」的筆記全都拿了出來，寫成了一篇關於「廢除黨和國家最高領導職位事實上的終身制」的發言稿，在會上宣讀。我在發言中談了「共和政體」與「首腦任期制」的關係後說：「如果黨的主席和政府首腦都有一定任期（例如四年或七年，四年連選可以連任一次），同時，還實行一系列保障社會主義共和制的措施，那麼，像林彪「四人幫」這些「現代造神派」（也叫「社會君主派」）借文化大革命搞「造神運動」就不容易了。任何一個新任職的黨的主席和政府首腦，他所考慮的第一件事將不是維護自己的權力和地位，而是在自己的任期內怎樣為黨和人民作出更大貢獻。這時，對領袖的崇拜將轉變為對人民的崇拜。『人民忠於領袖』的原則將被『領袖忠於人民』的原則所代替。」我在簡報上看到于浩成、黎澍都贊同廢除終身制。

介入西單民主牆，鄧力群反對批毛

   在理論務虛會上，《人民日報》記者就當時西單「民主牆」的情況為會議提供了一期《簡報》，名為《簡報》，實際上有幾萬字長，詳盡地介紹了當時的各個「民刊」和觀點。《北京之春》是「民刊」之一，籌辦《北京之春》的會議是在社科院後面的「北牌坊胡同」劉萬勇家召開的，因為我寫《四五運動紀實》時訪問事件的參加者而認識王軍濤，籌辦會我也就去參加了。那天，我正好從哲學所內部發行的書中買到一本《布拉格之春》，當討論「刊名」時，我提議為「北京之春」。周為民和王軍濤是《北京之春》的主編和副主編，在文革中與我一起編《長城報》的邵明瑞熟悉北京印刷廠的情況，他幾天內就印好了一期《北京之春》。既然理論務虛會的《簡報》系統介紹了西單「民主牆」，我就毫無顧忌地拿了幾十份《北京之春》發給與會者。七十年代的西單「民主牆」，在北京只有一種「民刊」是鉛印的，也只有一種「民主牆」刊物，進入理論務虛會會場，這就是《北京之春》。我也把「廢止終身制」的發言送給《北京之春》，以筆名全文刊登在《北京之春》第九期上。
   理論務虛會是胡喬木、鄧力群與會議大多數人分歧的開始。會上有人批康生署名（文革前）的文章《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還是黨的同路人？》，鄧力群在《簡報》上發了一封信，說這篇文章是他提議寫、他出的題目，他與許立群合寫，最後由他定稿。鄧力群建議用康生名義發表，康生勉強同意了。鄧力群在這封信中雖然認為「康生問題很多，必須充分揭發。但是，不是他做的事，他不能負責，不能因為他出了問題，就都掛在他的帳上。」
   但也正是鄧力群這封信，使大家看清了鄧力群與康生的關係和一貫的政治態度。當會議的多數人興高采烈地「批毛」時，胡喬木、鄧力群卻不高興。鄧力群在前幾年在香港出版的《十二個春秋》裡說，「會開的時間越長，發言越多，離譜的東西就越多。最突出的是王若水，他否定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本人，從毛澤東的個人品質上，要連根拔掉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胡喬木說，「這個會越開越不像樣，這個也否定，那個也否定。歸納起來就是五個否定，即否定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專政、黨的領導、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據鄧力群說，鄧小平「看理論務虛會的簡報，越看越看不下去。」
   對理論務虛會中的一些激烈批評毛澤東的言論，鄧小平是不滿意的，但因會議開始時他說「不設禁區，不下禁令」，鼓勵大家「解放思想」，他一時找不到藉口制止「批毛」的進一步發展。魏京生在西單牆上貼出了批評鄧小平「獨裁」的大字報《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成了鄧小平扭轉政局的一個藉口。在魏京生貼出大字報後四天，魏京生被捕，第二天，鄧小平就在理論務虛會上作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從這時開始，中國政治氣候大變，在西單牆上發表批評鄧小平言論的魏京生被抓進監獄，西單牆遭到封閉。
   我所在的哲學研究所奉命調查我與貴州「啟蒙社」以及《北京之春》的聯繫，哲學所黨組織決定暫時不給我從「預備黨員」轉正。由於哲學所黨委書記孫耕夫在恢復工作前曾經長期遭受冤屈，他對我的問題，調查了一下，說沒有甚麼問題，就這樣「放」過了我。

胡喬木約見，參加八二憲法討論

   胡喬木是鄧小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講話的起草人，胡喬木和鄧力群也一直用這「四根大棍」來打擊理論界有影響的人士，特別是王若水、李洪林、于浩成、阮銘、郭羅基、蘇紹智、張顯揚。但到一九八九年初，胡喬木說出了他心底的看法。他說：「四項基本原則站不住，遲早要從憲法上拿下來。」
   當時胡喬木是社科院院長。社科院放過我還有一個原因，與鄧小平講了「廢除終身制」有關。一九七九年底（或八○年初），胡喬木的司機到社科院醫務室找我老婆高皋，轉告我，說胡喬木要見我，問我哪天有時間。胡喬木那麼客氣使我奇怪。一天晚上，胡喬木、胡繩和李匯川三人，與我在社科院一號樓談話。實際上，我到今天也不知道他們找我談話為了甚麼。胡喬木問我有甚麼要求，我說，我想從哲學「轉行」政治學，現在參加張友漁領導的政治學研究所的籌備工作，還希望參加憲法修改討論。這次談話，我把新出版的《跨越時代的飛行》一書送給了他們，胡喬木說會請張友漁讓我參與憲法修改討論。
   我後來才知道，這時鄧小平剛剛談了「廢止終身制」問題，我也就算「解放」了。由於我為七六第一次天安門事件翻案大聲疾呼而加入了共產黨，在八九第二次天安門事件後，我遭到公安部通緝，被開除出了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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