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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容是胜利者的特权

谢选骏:宽容是胜利者的特权
   
   这个克劳利真是脑子不开窍了,都到了全球时代了,还谈论什么“地球枢纽”,真是太老的古董了。如果说有什么地球枢纽,现在的地球枢纽不过是一些超大城市组成的全球网络,而不是任何一个地理区域啦。另外,从拜占庭的处境看,十字军的入侵在政治上类似一场蛮族入侵。而西欧基督教比东方回教的文化落后,才造就了他们在现代的进步。相反,回教的阿拉伯帝国更多是作为拜占庭帝国的平行体发展的,回教的土耳其帝国则是作为拜占庭帝国的继承人出现的——这使得他们都比西方显得先进,也先于西方趋向没落……这些都是老生常谈了,不谈这些可以原谅。但是不能原谅的则是,上文却没有提及:宽容是胜利者的特权,只有强者才会体现出“宽容”、“怜悯”、“施舍”这些行为特点——正如,衣食足而知廉耻。而且还需要一个历史过程的催化培育。例如,现在的中国,就在“衣食足”向“知廉耻”的进化过程之中。西方世界则因为知廉耻而进入了“政治正确主义”,回教世界则因为饥饿贫穷而像现代中国一样,从中世纪的知廉耻而堕落了下来。驱逐马列主义,是中国恢复廉耻的第一步。
   
   

   《为什么历史上的穆斯林比现在更宽容?》(澎湃新闻网2014-12-22)说:
   
   [摘要]罗杰·克劳利自从剑桥毕业后第一次去伊斯坦布尔访友,这座城市就一直萦绕在他心头挥之不去。三十年后他终于动笔写下了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之后一发不可收拾,一部书有了姐妹篇,再有了三部曲。
   
   “地中海三部曲”【原文编者按】 罗杰·克劳利(Roger Crowley)的“地中海三部曲”(《1453:君士坦丁堡之战》《海洋帝国:地中海大决战》《财富之城:威尼斯的兴衰》)在英国问世后畅销至今,其中《海洋帝国》2009年被《星期日泰晤士报》评为“年度历史书”,上过《纽约时报》畅销书榜。说到“三部曲”的缘起,克劳利引用了希腊诗人康斯坦丁·卡瓦菲在奥斯曼帝国的落日余晖中写下的诗句:“那座城池会跟随你一生一世。”克劳利感同身受。自从剑桥毕业后第一次去伊斯坦布尔访友,这座城市就一直萦绕在他心头挥之不去。三十年后他终于动笔写下了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之后一发不可收拾,一部书有了姐妹篇,再有了三部曲。笔者通过电邮采访克劳利先生时,他刚刚完成了一部新作,写的是葡萄牙人在印度洋。
   
   澎湃新闻:有种看法认为中世纪的战争基本上是基督徒对穆斯林的圣战,那么为何在君士坦丁堡之役中,西方基督教世界没有施以援手,而任由圣城陷落了呢?难道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之间的派系斗争要比合力对抗“伊斯兰异教徒”更重要吗?
   克劳利:我认为,身处“后9·11”世界的我们有过度夸大历史战争的宗教动机的倾向。其实中世纪的欧洲人很爱吵架,他们花在内斗上的时间要比与穆斯林争战多得多。最初几次十字军东征后,只有那些在最前线的人才真正与穆斯林世界有所接触(比如在西面是西班牙人对抗阿拉伯人,在东面则是拜占庭世界对抗奥斯曼人),他们才持续地与穆斯林世界竞争。
   1453年西方基督徒没有去援助东方基督徒有很深的原因。的确,天主教和东正教之间的争吵是一大障碍,不过这两群人互相不喜欢是出于文化上的原因。西方十字军第一次东征时经过君士坦丁堡,他们惊讶于说希腊语的邻居竟是如此不同,不光在宗教实践上不同,连习俗、穿戴、对伊斯兰教的态度也不同——当时圣城里甚至有一座清真寺。
   等到1453年,又有了其他变化。尽管教皇多次呼吁, 但西方基督徒根本不愿意再去东征。之前1396年和1444年的两次东征均一败涂地,所以1453年很少有人主动想去君士坦丁堡的城墙上抵抗可怕的奥斯曼大军。时至此刻,那种大一统的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理念已经开始死亡。作为联合欧洲受教育人群的拉丁语,已经逐渐让位于本土语言,在文艺复兴早期,民族认同感和世俗的利己倾向逐渐抬头。多任教皇在接下来的两百年中不断号召东征——但无人响应。
   
   澎湃新闻:您在书中将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比作“9·11”,一个彻底改变了双方情感的极端事件。能具体解释一下吗?
   克劳利:我敢肯定,全世界许多人还记得他们从电视上看到飞机撞击纽约双塔时的情境。当然中世纪时消息是传得很慢的,但当你读到许多人听到君士坦丁堡陷落的消息时的第一反应,你会意识到那是同样一种突然的、恐怖的冲击。人们走在大街上会哭泣。这一事件的回音响彻了整个欧洲。诗歌、歌谣以及文学作品中都有描写,这就是当时的惊天变故。君士坦丁堡给人的印象是永恒之城——它已经耸立了一千一百年,人们都觉得它会永远在那里。刹那间它毁于伊斯兰之手,这让人们禁不住重新看待自己身处的世界。人们仿佛一夜惊醒,看清了伊斯兰强势威胁的现实。“Turk”一词立刻有了残暴、不共戴天之敌的含义。通过欧洲新兴的印刷媒体,大量反伊斯兰文学涌现,刺激了前线国家与奥斯曼帝国长达两百年的竞争,并以1689年维也纳之围的失败告终。
   
   澎湃新闻:在中世纪,有信仰的人似乎都愿意相信自己的信仰有朝一日会一统天下。这是他们走上战场的终极动力吗?还是抢夺土地、人力、财富和资源等经济动机也同样重要?
   克劳利:在我看来,战争的动机里,“上帝和金子”往往混在一起很难切分。我们当然很容易把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视为宗教战争,但它也关乎土地和帝国。奥斯曼不断打仗的目的是为了普及伊斯兰教,这解释合情合理,但也是因为苏丹需要更多的土地和战利品来奖赏军队,需要更多的人头来缴税。你会发现物质奖励往往被视为对勤劳工作之人的奖赏。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探险式航海也可以采用同样的表述——这些航行时常被视为十字军式的探险,有教皇的赐福,要使化外之人皈依上帝;但那些登上小船以身试险的人只想着寻宝发财而已。当然也会有纯粹出于信仰动机的人,我肯定许多早期的十字军人远行是出于深深的虔诚之情,但以宗教之名发战争财的想法也一直很强势。
   
   澎湃新闻:说到宗教宽容,很有趣的现象是,奥斯曼帝国似乎比基督教对手更宽容。1492年西班牙从摩尔人手中收复失地后,天主教双王下令驱逐穆斯林和犹太人,并逼迫留下的人改信天主教。而奥斯曼治理占领区时,并没有强迫人们改信伊斯兰教。他们发展出了一种宗教自治的米列特体系(millet system),您能解释一下该体系如何运作吗?为什么历史上的穆斯林更宽容?
   克劳利:《古兰经》里提到犹太人、基督徒与伊斯兰教徒出于同源,所以他们都是“圣书的子民”,在中东的古老传统中,对待这两类人要比对待异教徒或无信仰者友善很多。土耳其奥斯曼帝国自己的历史文化也是极为混杂的。几百年中他们从亚洲腹地一路西行,接受过波斯的、阿拉伯的、拜占庭的诸种影响,所以他们头脑相当开放。奥斯曼帝国是多元文化的造物,所有人都是苏丹的子民。没有人会因为种族而受到歧视。犹太人和基督徒受米列特体系管理,他们有自己的法官、税务官和宗教权威,苏丹很少会插手干预。奥斯曼帝国对其他信仰的人极感兴趣,因为他们会缴更多的税,不过税赋绝不会重到像封建欧洲那样。这种大社会和宗教宽容帮助缔造了极大的稳定性。这也是奥斯曼帝国持续了很长时间的原因之一。直到十九世纪欧洲的民族主义观念抬头才开始对奥斯曼帝国产生影响,希腊人想独立,保加利亚人也想独立,等等,于是在帝国崩溃的危机下,这一政权变得残忍无情。最后帝国的土耳其人也被裹挟着有了民族意识,想要自己的土地,不再视自己为苏丹的臣民。犹太人从未被驱逐,1492年离开西班牙的犹太人的不少后裔至今仍住在土耳其。
   必须说明的是,奥斯曼帝国的宽容从本质上说是温和逊尼派,但这种宽容对伊斯兰其他教派并不适用。帝国内部时常迫害少数派,邻国伊朗长年与什叶派打仗,但国内倒是很少有激进伊斯兰的传统。从种族和文化上看,土耳其人都与阿拉伯邻居们很不同。1923年土耳其成为世俗国家,虽然当下它对伊斯兰极端主义表现出宗教的一面,但历史上这种倾向是长期缺席的。尽管对自由有所限制,它依然是现代民主的伊斯兰国家的最佳示范,尤其是在叙利亚、伊拉克等国陷入混乱的情况下。伊斯兰极端主义在阿拉伯国家的中心地带和伊朗生根发芽。我觉得这是对腐败的世俗独裁政权的反扑,这些政权往往是西方列强扶植的傀儡,自一战以及奥斯曼帝国解体后,西方势力就一直在掺和。同样令人沮丧的是这些国家的经济都没搞好,于是激进伊斯兰更有市场。当然也有人怀念伊斯兰世界的黄金时代,在那个时代你可以从摩洛哥一路走到印度尼西亚,全都接受伊斯兰教法的统领,不受世俗主义的侵扰。
   
   澎湃新闻:我去过阿尔罕布拉宫,它给人的印象是穆斯林文明一度比基督教文明高级得多。基督教国王去拜见苏丹时,必须脱鞋、洗手、喷香水,这些仪式不断提醒他们要谦逊、清洁、文雅。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从文化上看,基督徒曾经像化外蛮荒之人,而穆斯林则处于文明之巅?
   克劳利:说实在的,我觉得欧洲一直到文艺复兴时代都是很自卑的,不管从文化上还是经济上。文艺复兴开始后,一些工业化的早期形式慢慢开始发展,东方的财富慢慢向西方转移。曾经有段时间十字军驻扎在巴勒斯坦,基督徒和穆斯林达成了和平协议,欧洲人看到并且理解了伊斯兰世界在生活水平、卫生、文化和饮食上的精致复杂,而且穆斯林有更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技术——玻璃和纸的制造,丝织技术,棉花和糖的种植,铁艺等等,还有从中国和印度来的奢侈品,比如香料、陶瓷和珍珠。1414年葡萄牙人攻打摩洛哥城市休达,有人写下了见闻所感:“相比之下,我们的房子简直像猪圈。”从经济方面看,在美洲发现黄金之前,欧洲不断通过穆斯林商人购买奢侈品,耗费了大量金银。多亏有马可·波罗等人的见闻录,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的欧洲人普遍认为东方世界(一路通向中国)更富有、更文明。
   
   澎湃新闻:在您的《海洋帝国》一书中,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成了地中海的关键势力。控制地中海在当时有什么意义?奥斯曼人曾经承认:“安拉创造了陆地让我们统治并享用,但大海是为基督徒创造的。”对奥斯曼帝国来说,是不是海战要比陆战更困难?
   克劳利:伊斯兰教最早是从沙漠游牧民族开始的,对他们来说,海洋是异境。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发源自中亚的大草原,也是游牧民族。这些住帐篷的人花了上百年的时间慢慢迁徙,才到达地中海;他们没有航行的经验,也看不出大海的价值;他们想要的就是土地,以及更多能缴税的人。刚开始他们完全依赖地中海沿岸及岛屿的水手替他们打海战。在苏丹心目中,从来不会看重海军将领以及航海技术;擅长海战的威尼斯人就曾经认为自己的一艘战船能够抵挡奥斯曼帝国的四五艘战船。舰队需要特殊的基础设施资源和造船技术,这些不可能一蹴而就。统治海洋还要看控制多少海军基地、港口和岛屿,这样舰队可以停泊补给。地中海东面的威尼斯人和西面的哈布斯堡王朝都有资源,并且有数百年的地中海海事经验。哈布斯堡王朝必须依靠强大的海军实力才能维系帝国,因为他们没有陆路连接西班牙和意大利南部,所以控制西地中海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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