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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尸走肉的哲学家

   谢选骏:行尸走肉的哲学家
   
   
   《人类若无怪想 就是行尸走肉》(张伟劼2016-2-2)说:
   


   遇到机器暴君,人类还可以组织抵抗,一旦自己从大脑到脚趾都成了机器,那么作为生物物种的人类就宣告灭亡了。这种预想似乎也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
   
   20世纪初的先锋派艺术家们意识到,一种新的精神正在开始君临天下,将彻底改变这个世界的面貌:科学—理性正在取代上帝,成为新的造物主。
   
   毋庸置疑,科技正在让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美好。日益完善的机器大大拓展了人类自身的基本功能,节省了大量繁琐而枯燥的人类劳动。今天的高科技装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聪明,而它们越来越聪明的趋势显然是不可逆的——机器将无所不能,代替人类做任何事。这样的预想自然也包含了负面意义上的可能:假如高度发达的机器也具有了自我意识,会不会联合起来把人打倒然后主宰世界,从而实现从奴仆到主人的逆袭?这样的担心,早在工业革命兴起时就存在了。玛丽·雪莱创作的恐怖故事《弗兰肯斯坦》就警示人们,人类自己造出来的东西,有可能会反过来威胁人类。对于今天在科幻小说和科幻片里欣赏过人类的千百种灭顶之灾的读者和观众来说,机器人统治人类的未来图景已是司空见惯之事。有的科幻作品则试图注入爱情元素,给冰冷的机器人抹上口红,编制一出机器人与人相恋的悲剧故事。不管是好是坏,时代的现实是,机器正变得越来越像人。
   
   那么,有没有另一种可能呢:不是机器变成人,而是人变成机器?
   
   这是比机器人统治人类更为恐怖的预想。遇到机器暴君,人类还可以组织抵抗,一旦自己从大脑到脚趾都成了机器,那么作为生物物种的人类就宣告灭亡了。这种预想似乎也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面对无处不在的屏幕和图像,我们越来越懒于独立思考;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情感表达方式趋向于格式化;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有规划,一切都可以被设定、被修改,包括我们的身体;基因的秘密正在一段接一段地被破解,新的人类生命可以预先按需设计……如果人类正在沿着一条不可逆的路径走向自身的彻底的机器化,那么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人会在哪一个时刻变成机器?这个问题连接着一个古老的终极问题:是什么决定了人成为人?
   
   将近一百年前,苏联作家叶甫盖尼·伊万诺维奇·扎米亚京创作了小说《我们》,故事中的未来人类就成了如同机器一般的人:每个人都没有名字,取而代之的是国家统一分配的号码;他们身穿统一的制服,以四人一排的整齐队列在大街上行进;他们的日常生活严格遵守国家制定的统一规范:“每天早晨,我们千百万人,以六轮机车的精确度,在同一小时和同一分钟,像一个人似的一齐起床;我们千百万人在同一小时开始工作,又在同一小时结束工作。我们融合成一个有千百万双手的统一的身躯,在《作息条规》所规定的同一秒钟外出散步,去大课堂,去泰勒健身房,在同一秒钟回去睡觉……”一个世纪之前,一个秩序井然的现代社会正在朝着欧洲人徐徐地拉开帷幕,人类社会必然会发展成那般模样吗?那个时代的俄国人还未曾像西方发达国家的居民那样充分领略机器介入生活的美妙,而他们的艺术家却能用一种先知般的目光看到人类生活高度机器化—机械化的未来图景。与扎米亚京同时代的诗人亚历山大·舍甫琴柯在1913年宣告说,“这个世界已经转变为一座单一的、令人吃惊的、奇怪的、怪诞的、无间断运动的机器,转变为一个无双的、巨大的非动物,自动的有机体……我们,像某种按照理想制造的机器人一样,由时钟支配习惯于生活、起床、睡觉、吃饭和工作——而且节奏感和机器的和声,反映于我们整个生活之中,也不得不反映于我们的思想和反映于我们的精神生活——艺术之中。”
   
   的确,我们可以在那个时代的未来主义和立体主义绘画中找到这样的反映。机械装置、力量或是速度成了画面的主角,甚而像神那样被赞美;理想的优美人体不复存在,人类躯体成了各种几何图形的组合,或是成为一堆被切割得光洁而整齐的机器零件一般的东西。在《我们》中,对人物形象的描绘似乎就有立体主义风格的影子:女主人公I-330,长着两道像字母X的两只小犄角一般的眉毛;女二号O-90浑身上下都是由一些圆组成的;神秘男人S-4711长得像字母S,折成两道弯儿……在那个未来社会的美学中,机器和立方体代表着庄严、高尚、纯洁,真、善、美在规则的几何图形中达到统一。既然一切运动都可以概括成数学公式,那么一切形象也都可以缩减成几何图形了。
   
   20世纪初的先锋派艺术家们意识到,一种新的精神正在开始君临天下,将彻底改变这个世界的面貌;所有的传统都将被颠覆,在科学—理性面前,旧有的宗教显得多么苍白无力!是的,科学—理性正在取代上帝,成为新的造物主。如此多的新事物被这个新的神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来,构成全新的生活环境,人类的思想和意识也应当赶上变化的步伐,与科技的发展合拍!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将美好的憧憬击得粉碎。在人们目睹了高度发达的机器是如何高效率地屠戮生命之后,科学—理性这个神开始备受质疑。在文学与艺术表现中,高度理性的生活和抽象的人体形象虽然还继续存在,却更多地带有了批判色彩。
   
   《我们》的故事是以第一人称叙述的,叙述者——飞船建造师Д-503在国家的号令下过着循规蹈矩的幸福生活。这个“大一统国”建立在两百年大战之后,被认为是人类理性发展到完美境地后建立的永恒之国。在“我”看来,或者说在“我们”看来,美学就是数学公式,理性代表了永恒的幸福。“哪里的幸福也不会比这个奇妙世界的幸福更明智、更清朗。”因为这个世界是严格按照科学理性的规则来运行的,居于其中的人成了数字号码,成了服从统一管理的、没有差别的机器。“乘法表比古代的上帝更明智、更绝对,因为它从不犯错误。按照乘法表严整、恒定的法则生活着的数字,是无比幸福的,既没有彷徨,也没有困惑。真理只有一个,通往真理的道路只有一条。”这不就是那些讴歌科学压倒一切、理性至上的人们所憧憬的乌托邦吗?在这里,理性获得了绝对专制地位。Д-503曾一度偏离了理性轨道,在接受了脑部手术、重回“正轨”之后,他以“理性必胜”来结束他的叙述。他庆幸自己的得救,读者则要为他的悲剧命运而掩卷叹息。
   
   当扎米亚京以他的丰富想象虚构和讽刺乌托邦时,在欧洲大陆的另一端,也是在一个科技落后于欧洲列强的边缘国家,西班牙哲学家奥尔特加站在西方思想史的角度上对乌托邦主义提出明确的批判。在发表于1923年的《我们时代的主题》一书中,奥尔特加指出,现代欧洲人对一个建立在理性之上的文化顶礼膜拜,从而迷失了方向,真实的人生体验被理性蒙蔽了;纯粹理性意味着勾勒一个几何学形状的世界,意味着绝对真理,当纯粹理性与政治相结合时,就成了革命,而革命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乌托邦——一个由绝对理性统辖的国度。
   
   值得一提的是,扎米亚京正是在苏维埃革命的大潮中创作《我们》的。他是造船工程师出身——标准“工科男”,也亲身参加过反对沙皇的革命,在小说中,揭开各种科幻元素的外表,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技术理性和革命的反思,这些反思和哲学家的思考往往是不谋而合的。“大一统国”是建立在一个号称结束一切革命的革命的基础之上的,它的永恒存在意味着历史的终结——而在奥尔特加那里,纯粹理性与历史—人生正是一对互相矛盾的概念。如果一切沿着理性的轨道运行,那么人类就不会再犯任何错误了,历史时间也就没有意义了。奥尔特加的弟子桑布拉诺进一步指出,乌托邦在其本质上包含有止住时间流逝的渴望,要建立一个不再有时光变迁之苦的不朽天国。这样的天国,不是近于天堂了吗?“大一统国”的独裁者就告诫他的“号民”,国家正在建设的就是一个永恒幸福的天堂。这个乌托邦的国界——一道玻璃墙将号民们“保护”起来,让他们免于野蛮的外部世界的侵袭;他们受国家强制过着每天都一样没有变化的生活,一言一行都被监视,而这种监视被说成是带有宗教色彩的“守护”。这是什么样的生活?用正常人的眼光来看,这不就是囚徒的生活吗!更可怕的是,他们被强迫执行手术,脑桥部位的负责幻想的神经节以“X光烧灼法”遭到移除,由此,他们就永远“幸福”了。
   
   在他们的幸福生活中,有类似多夫多妻制的性生活,却没有爱情。行房事之前,还得向政府部门申领票券。Д-503的厄运就始于受到叛乱分子I-330的挑逗,他坠入爱河,患上了心灵之病,耽于幻想而误入歧途。小说以爱情的悲剧回答了上文中的那个问题:决定人成为人的,是心灵、幻想、情感,或者说,不是理性,而是理性的反面——非理性。
   
   人类总认为自己的聪明才智是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标志:我们这群千百万年前的猴子,凭借理性的发达而真正改变了世界、改造了自身。那么世界和人类自身终究会被改造成什么样子?当人类变成没有了错误的奇思怪想也没有了爱与激情的行尸走肉时,人类还是人类吗?阿根廷作家萨瓦托曾说:“人类是第一个创造出自身环境的动物,但讽刺的是,人类也是第一个正在以同样的方式摧毁自身的动物。”你说是不是这样呢?
   
   
   谢选骏指出:人把自己的创造物(例如领袖国家金钱权势)变成了偶像,结果沦为自己的奴隶。物质主义时代的人类如果拒绝了虚无主义,就无法逐渐看见虚无之后的宇宙真宰。物质主义时代的哲学家如果拒绝了虚无主义,只能是自己慢慢沦为行尸走肉。这就是“拒绝偶像”的必要性。如果来看,各种主义的哲学家,都是行尸走肉的哲学家。
(2017/10/25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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