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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装是典型的汉奸服装

谢选骏:中山装是典型的汉奸服装
   
   
   (一)
   2016年3月2日,共产党中国的“两会”报道说:“民革中央”提案将中山装作为“国家正式礼服”:

   作为中国八个民主党派之一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民革”)在“两会”前的通气会上表示,在提案中建议中山装作为国家正式礼服。
   该内容是关于“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纪念活动有关事宜”提案的一部分。这是民革中央向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提交的8篇大会发言和36篇集体提案之一。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共提交集体提案300余件。
   此提案一出,各类观点立刻充斥网络。支持者有的认为“应该还中山装一个历史名分”;有的认为老一辈革命家如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都常穿着中山装,由于毛泽东经常穿着,西方人甚至称中山装为“毛装”。甚至邓小平等共产党“改革派”都常穿中山装。
   而反对者也不少:有人认为究其根源,中山装的灵感来源于日本,以此作为国家礼服似乎不妥;有人认为中国有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而中山装仅代表近代百余年文化;还有人认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应该有更具文化浸润与共识的代表性民族服装……
   《左传》有云: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儿女对于服饰之美的追求从来没有停止,而在代表国家形象的正式礼服上,诉求更是五花八门:有人喜欢复古的汉服,有人喜欢改良的华服,还有人给近年来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出访时身着的特色中式礼服“点赞”。“国服”既要体现历史积淀又要兼顾少数民族特色,实在是让网友们操碎了心。
   习近平穿着改良中山装“亮相”外事场合
   当然,还有一种意见也不在少数,那就是未必需要以政府或法规的名义,固定一种正式礼服。毕竟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思想、精神内涵并不一定要固化在服装上,另一方面,如果未经广泛讨论就仓促决定“国服”,若有不妥再“朝令夕改”,何谈“正式”?
   在这方面,中国许多“国字头”的称谓表示毫无压力,因为中国的“国花”“国树”“国鸟”都处于“待定”状态,不差“国服”一个。
   中国一直没有明确确定国花,要求确定的声音也一直存在。2009年、2010年和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都曾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出建议。普通民众也各有所爱,牡丹、梅花、兰花、菊花、荷花等中国传统名花呼声都不弱,“一国两花”“一国多花”的构想屡屡出现,甚至还有人提出中国的“国花”应该包括全部十大名花。
   再比如中国一直也没能确定“国鸟”,从丹顶鹤、红腹锦鸡到传说中的凤凰,众说纷纭,却一直没能成功“孵化”。甚至在某论坛进行的“国鸟”评选中,网友以“无厘头”的形式选出了心目中的“国鸟”——长相平凡、默默为生活打拼、生活在每个人身边、一如普通大众的麻雀。
   中国“国鸟”的两大有力竞争者——丹顶鹤和红腹锦鸡
   而中国“国树”的竞争虽没有这么激烈,却也总是“差一点儿”。在2005年由国家林业总局举办的“国树”评选中,银杏获得了超过90%网友的投票,但后来也没有结果,只差一步就能正式成为“国树”。2014年,“银杏国树论”再次出炉,不过仍然没有获得官方认可。
   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源远流长,民族异彩纷呈,无论是服装还是花鸟,想要用某一种来“代表”整个中国都挺有难度的,君不见北京奥运会的吉祥物就一口气出了五个。以此而论,实在不必太急着确定把某一种服装定为“国服”。
   (二)
   中山装是仿照日本学生装而来的一种服装,连名字都和孙文的化名一样,从日本贩售而来。
   网文《日本与中山装的源流》说,所谓中山装,并非就是孙中山一人所创造出来的,当时社会穿类似的服装就已经很多的了。孙中山本人大约是于1895年年底前后在日本的横浜剪辫、易服,穿上了西装和日本当时的新式服装如学生装、士官服等,以表示与清朝决裂和崇尚新文化的革命决心,由于孙中山最常穿的还是日式立领的学生装,有好事者在刊登孙中山着此装的照片时写上:“先生喜着学生服,今人咸称中山装”。孙中山不过是把日本学生制服的“詰襟”改成“立折襟”,口袋的样式作了改变而已。而鲁迅在日本留学的时候穿的也是这种学生制服。费孝通的父亲费璞安是1905年东渡日本留学。费孝通说:“我们穿的这种衣服,叫干部服、中山装。哪里来的?你知不知道,大约80年前,当时我父亲不到30岁,去日本留学的时候穿这样的衣服,上边没有这一条领,是日本的学生装。日本的中学生到现在还穿这种衣服。这个衣服式样是孙中山先生传到中国来的,所以叫中山装。把日本的学生服变一变,加上这一条领子,后来花样多了,袋子多了。”当时的革命党人把这种服装称为革命装。来源于日本这一说法基本是通说了,大部分著作都会采用这个说法,因为综合所有的说道,提到源于日本的是最多的。不过网络上主要流传有其他几种不同的说法,认为并非来自日本。
   参照文化汉奸鲁迅1905年摄于仙台市内一家照相馆。注意其中的制服并对比孙中山的改装服:孙中山的纽扣变了,但衣领和口袋没有变。孙中山虽然加上口袋了,但衣领还是日本学生制服式的。
   1922年,孙中山与宋庆龄结婚七周年时在上海合影。这次除了纽扣,可是什么都没改。
   第一种说法是:南洋华侨的企领文装,孙中山在1902年起越南筹建兴中会分会,委托河内一来自广东的裁缝黄隆生生产第一套中山装,孙中山采当时南洋华侨流行的企领代替西装的硬领;第二种:也有人指出中山装的主要参考来自中国,源出中国说再分广东便服说及宁波服便服说;第三种:1916年孙中山托宁波(荣昌祥)裁缝王才运裁出第一套中山装。无论是哪一种说法,在学术著作的记载中都能够找出起背后有日本学生制服或者士馆制服的源流,而日本的学生制服本来就是来源于西方的军服,这些西方的因素自然也应该归入其中,因为众所周知,我们现在所穿的服装,都是近代以来学习西方的结果。孙中山本人在西方,尤其是在日本都近十几年的居住经历,看看和孙中山合影的那些日本学生穿的制服就明白其中的影响,这些都是不能无视的。
   第一种说法网络上有的人援引《广东近现代人物词典》、《广东百科全书》、《广东华侨名人词典》的说法,想证明是黄隆生根据南洋的企领文装设计的。其实这些都不过是一些转了几手资料的大众读物,根本不靠普。翻开《广东省志》1995年版第 501 页看到的却是不一样的说法:“他[即孙中山]委托其私人裁缝师黄隆生设计。黄是台山县人,曾在越南河内开设洋服店,后来加入兴中会。他根据孙中山提出的以日本学生穿的制服作基础……”就算没有省志的说法,承认是企领文装改造而来的,但多问一句,企领文装是哪里来的,还得会到日本或者是西式服装这个问题上,怎么说这样西化的服装,不可能和西方没有联系。
   第二种说法是最不靠普的。在著作中基本不采用这个说法,采用次说的也会提到是结合西式风格改造而成的。所谓的便服,连照片没有,也从来没有人拿出图例来正是,到现在为止也没人知道所谓的广东便服或宁波服便服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退一步说,即便是源自广东便服或宁波服便服,那再问一句,这些所谓的便服又是怎么来的,能保证不是从日本或者是西方各国的服装改装来的吗?中国的传统服装是不会有这样西式的风格的,连西装与中山装都有很大区别,更不用说这些便服。
   第三种说法,就更不用说了,只要是这个说法的,都会提到日本士官服或学生装的直接渊源,所以网络上有人否认这种说法:“上海人王才运以当时日本流行的学生制服为基样,这个其实是猜测,目前还没有看到记载。……而且王才运也是当时的名人,算是上海滩的名流,如果是他参考日本礼服设计的,怎么之前所有的历史资料和人物词典都只记载他当时做制衣和巨富,不见记载他设计中山装…”。只能说这个作者的无知,怎么就没记载?《 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是典型的史料性出版物,其第 208 页就说道:“有一次他带来一套日本陆军士官服,要求以士官服为基样,依照他亲自指示的意图……后来即以这套服装定型,取名为『中山装』,荣昌祥便成为第一套中山装的诞生地。”之外也有不少著作持此观点。
   此外还有其它说法,如:1、英国式猎装说。中华民国史社会志(初稿)认为中山装是改造英国猎装而来的,其他著作也提到这种说法。2、孙中山委托日本华侨张方诚设计了中山装的草图,然后返上海后,于1916年命王才运依图生产。3、1919年孙中山将自己穿过的日本陆军服拿去上海的亨利服装店改为便服,成为中山装的起源。4、中山装是日本铁道工人服改造而成。其实无论是哪一种说法,都不重要,我也不想确定是哪一个,问题是其中都可以直接找到日本的影响,事实是显而易见的。姑且不说网络上流传的这三种说法,看看主流的说法。作为服装的源流问题,最权威的无疑是关于服装史的著作,而华梅着的《中国服装史》第 89 页对中山装是如此描述的:“这种服装明显接近清末引进的日本制服,而日本制服又是在欧洲西服基础上派生出来。中山装基于学生装而加以改革的国产形制……。”孙中上本来是有着帮会的渊源的。《红帮服装史》第57页陈述中山装提到:“这批在日本服装界颇负盛名的裁缝根据孙中山、黄兴等人的意见,采用西装造型和制作技术,参照日本学生装、士官服的改革思路,融人中国的服饰文化传统,根据中国人的体形、气质和社会生活新动向,试制了初期的中山装”。持有这种观点的著作多多如是,他们基本都认为是以日本陆军士官服或日本学生装等西式服装为基础进行改造的。
   一些思绪
   周星的《中山装·旗袍·新唐装——近一个世纪来中国人有关“民族服装”的社会文化实践》一文认为中山装的款式原型基本上是外来的,它以西式服装(无论其原型模仿自英国还是日本)为样本,汲取了西式服装剪裁的不少技术,“中山装原本并非中国人的民族服装,其历史也并不很长。但是,为数众多的中国人却把原本具有西式来源的中山装解读为自己的“民族服装”,这其间的缘由究竟是什么呢?关于中山装的原型与由来,诸说不一,尚无定论。不过,对于中山装之和孙文其人的特殊关系、中山装与海外华侨的密切关系、中山装与西式服装文化的密切关联、中山装所有的革命意识形态属性等等,则是为大多数研究者们所共同承认的。但在分析有关中山装的问题时,我们既应承认孙文个人的巨大贡献,也必须看到20世纪前半叶中国人民服装生活变迁的时代大趋势及其深厚广大的社会基础。”这个说法已经是最中肯的话了,并没有确定具体的起源,但是能够更加全面地看真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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