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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是清宫戏的始作俑

谢选骏:金庸是清宫戏的始作俑
   
   
   《金庸的那点龌龊事儿——写给所有被查良镛欺骗的人》(不容青史俱成灰,2014-1-12,点击134073,回复1049)这样说:
   

   
   本篇目录:
   
   一、“明史案”的告密者
   二、鲜血染红的富贵
   三、铁杆汉奸吴六奇
   四、“查嗣庭案”文字狱
   五、金庸到底是不是满人
   六、金庸祖上到底有没有入旗
   七、私心作祟,满口谎言
   八、尾言
   
   
   一、“明史案”的告密者
   
   金庸,本名查良镛,浙江海宁人,康熙年间著名的文字狱“明史案”的告密者就是其祖上查继佐。当时无辜屈死者无数,老查却踏着乡邻们的鲜血爬了上去,并因之得到了满清统治者的宠信,短短几十年间,他所在的查氏一脉竟出了七名进士、两位翰林,这在清初满人强烈排汉的风潮之下,是汉人门庭几乎不可能做到地,因此尽管金庸死活不肯承认自己是旗人后裔,可辩解却总显得苍白无力。
   
   二、鲜血染红的富贵
   
   清廷在编撰二十四史中的《明史》时,曾经煞费苦心地大肆歪曲史实,自然不能允许有人私自修史,说出历史的真相。因此当得知湖州(今浙江吴兴)巨富庄廷珑私自聚众编史之后,处置非常严厉,株连极广,“明史案”也成为清代最大的几场文字狱之一。此案最终有七十二人被处死,其中十八人被凌迟,数百人充军,江南一时人人自危,文坛和史坛自此陷入死水一潭的局面。究其根源,金庸的祖上查继佐做为首告,为了一己之私,将原本未必会引发大祸的一次史书编写推动成了一幕人寰惨剧,终致血染江南。
   据印鸾章的《清鉴》记载:“此案诛死者七十余人,名列参校者皆死,刻工及鬻书者同日刑。惟海宁查继佐、仁和陆圻,当狱初起,先首告,谓廷鑨慕其名,列之参校中,得脱罪。”而在《鲒琦亭集》二二《江浙两大狱记》中的记载也与此相似:“江浙名士列名书中者皆死,刻工与鬻书者亦同时被刑……惟海宁查继佑(后改名为查继佐)、仁和陆钎,当狱之初起即首告,为庭珑慕其名,列之参校;故得免于罪。”
   “明史案”先后被告发两次,杭州举人查继佐是首告(陆圻亦曾在告状上附名),归安本地的知县吴之荣后来又再次告发。如果起初查继佐不举告,吴之荣也未必就会关注到此事,更无须因为担心失职被惩处而跑去附告(当然也不排除其兼有邀宠的动机),所以说这场浩劫的根子还是在首告查继佐身上。要说这知县吴之荣职责在身,向上反映也属寻常;可查继佐身为江南士人中的一员,竟然主动向满人告发自己的汉族同胞,所为可谓极不光彩。庄廷珑不会不明白自己所作所为的风险,只是不忍看到故国遭到清廷的诋毁丑化,试图给后人留下一些历史的真相,因此才甘冒奇险,倾尽家财去修撰真正的《明史》(不排除其亦兼有扬名的动机),因此在具体操作时肯定会比较小心,能触及编书核心者,都是江南名士,汉人正统,还以为可以顺利完成,却不料晚明举人查伊璜(查继佐又名查伊璜,“伊璜”应该是其族谱名)竟能做到“大义灭亲”,将众乡亲全都送上了断头台。
   在这场浩劫之后,归安文坛和文人都遭到了重创,文士之中,唯有查继佐和陆圻因检举有功而受到清廷的嘉勉和赏赐,查继佐还和吴之荣一起平分了庄家的家产(“遂与吴某同列赏格,分庄氏籍产之半”——《眉庐从话》),并从庄家得到了“十余舟”抄家得来的家俱器物(“谓曾亲见查等在慈感寺前领取朱、庄家具,约十余舟云”——《费恭庵日记》)。在接受清廷赐予告密者的恩赏时,陆圻受到了良心的谴责,拒绝了这些被无辜屈死者鲜血浸透的财物,之后一个人离家出走,不知所踪;而査继佐却对庄家和朱家(庄氏的亲家)的器物照单全收,这并非只是为了贪图好处,更是要向清廷表明自己对“明史案”判决结果的服从和支持。
   庄、朱两家都是江南豪富,査继佐虽然仅得其半数家产,也已富甲一方,自此便过上了纸醉金迷的舒适生活。据《纪吴六奇将军事》记载:“孝廉(即査继佐)嗣后益放情诗酒,尽出其橐中装,买美鬟十二,教之歌舞,每于长宵开宴,垂帘张灯,珠声花貌,艳彻帘外,观者醉心。孝廉夫人亦妙解音律,亲为家伎拍板,正其曲误,以此查氏女乐,遂为浙东名部。”显而易见,在“明史案”事件之后,査继佐的日子过得相当优渥,其经济来源或许便是出自那些尸骨未寒的死者。
   在各方史料中,对“明史案”的细节描述略存出入,但查继佐在“明史案”中充当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并在事后获利,却是众口一辞。然而金庸秉心有偏,为了谋求根红苗正、良好口碑,便竭力想要遮掩祖上的这幕劣迹,甚至不惜为此伪造历史,居然在《鹿鼎记》中把查继佐塑造成了正面人物、文字狱的受害者,还将其与顾炎武、吕留良这样的反清名士置于一处,将告密的丑恶行径全都推到了吴之荣一人身上。《鹿鼎记》影响深远,读过的人不计其数,大部分读者无心考究历史,也想不到金庸竟敢如此明目张胆地混淆是非,指鹿为马,因此多为其所蒙骗,在记忆中留下了一段被篡改的史实。原本一段不光彩的先人劣迹,反倒被查先生巧妙地利用,让世人都以为其祖上心怀故国,不肯屈从于满清淫威,在文字中暗讽时弊,这才招致灾劫。一个给江南文坛惹来大祸的告密小人,居然摇身一变,反倒成了慷慨激昂的反清义士,查先生的生花妙笔真是令人又敬又佩。
   金庸不惜当众扯谎,也要美化粉饰查继佐的动机并不难猜。他曾公然宣称,自己的祖上是出自海宁查氏的翰林院编修查慎行,还曾在1995年二月给浙源乡查传宦的信中自称“族叔”,称对方为“传宦族侄”,还说什么“据长辈所言,我家的确于早年自婺源迁浙江海宁,故我们应是本家。”海宁查家是海宁袁花的名门望族,今存《海宁查氏族谱》二十册,自第七世起的排字辈份为“秉志允大继嗣克昌,奕世有人济美忠良,传家孝友华国文章,宗英绍起祖德载光”。从族谱中能够看到查良镛的序列,因此金庸自称出于海宁查家还是比较可信地。
   据《查东山先生年谱》记载:“十四日,(查继佐)以痰喘故,拥衾危坐。夫人诞期将近,远迩姻族以次踵至……族侄嗣韩、嗣瑮以次供饮饵之事。”由此可知,查嗣韩和查嗣瑮均为查继佐之从侄。而由查氏族谱又知,查嗣韩为查慎行之堂弟,查嗣瑮为查慎行之亲弟,因此查慎行亦为查继佐之族侄,查继佐是查良镛的族祖,这也正是金庸在《鹿鼎记》中竭力歪曲真相,甚至不惜指鹿为马,撒谎骗世,也要将这个向异族告密的无耻小人洗白的原因所在。
   
   三、铁杆汉奸吴六奇
   
   读过《鹿鼎记》的人,应该会对吴六奇这个名字有印象。在书中,吴六奇是一位慷慨豪侠的英雄、潜伏敌后待机而动的抗清义士,其爱国丹心和凄惨命运曾令无数读者深深感动。然而事实上,吴某人却是一个贪生怕死、主动叛国投敌的铁杆汉奸,投降后一直对清廷忠心耿耿,从无叛清复汉之念。吴六奇本是一个食不果腹的乞丐,从军后立了一些战功,后被明永历帝亲授为南澳总兵,颇享富贵,可以说是深受国恩。顺治七年时,大汉奸平南王尚可喜挥军南下广东,吴六奇当即率部迎降清军,此后追随尚可喜东征西讨,四处剿灭明军残部,屡立奇功,后积功升为提督、少师兼太子太保。
   据徐鼒《小腆记年附考》卷十七记载:“清世祖顺治七年春正月。戊辰,我大清兵复取韶州,明总兵吴六奇降。[考曰:海宁查孝廉伊璜识吴六奇于未遇,后从王师征粤,官至提督,厚报伊璜。王士祯《文集》、钮琇《觚賸》、蒲松龄《聊斋志异》、蒋士铨《忠雅堂文集》皆记其事,谓六奇以乞丐遇征粤之师,途中被执,献策从戎,积功至节钺。鼒按:诸君皆据传闻言之,其实六奇在明时为五虎乱潮之一,踞大埔、饶平、程乡,永历帝授为南澳总兵。顺治七年,平南王尚可喜等自南雄下韶州,六奇与碣石镇苏利迎降。《台湾外纪》、《行在阳秋》言之历历,安得谓乞丐迎降乎!《贰臣传》谓六奇丰顺人,少时乞食各郡,习山川险夷,至是以总兵降,请乡导大军,招徕旁邑自效,盖乞丐乃少时事,查、吴相遇,实在明世。旋附义旅,为桂王驰驱,后人讳之,而托言骤贵于兴朝,非实录也。附辨于此。]《查继佐年谱》引。”
   由上面的记载不难看出,金庸之所以颠倒黑白,硬将吴六奇这样一个大汉奸美化为抗清烈士,就是因为查家与吴六奇交往密切,一损俱损。吴六奇落魄时,曾得查继佐资助,降清后飞黄腾达,官至提督。此人不忘旧情,“厚报伊璜”,还曾助查家脱难。金庸对其大加粉饰溢美,原是出于感恩图报之心,倒也不难理解,然而为了小小私惠,就公然忠奸互易,歪曲真相,其做派实在令人难生敬意。
   
   四、“查嗣庭案”文字狱
   
   在《金庸传》中,老查对《清稗类钞》中一个捕风捉影的小故事大加渲染,说什么自己的祖上、满清的内阁学士兼礼部左侍郎查嗣庭因为用“维民所止”一词命题,其中暗含影射,给“雍正”去了头,因而引出杀身大祸,查家也因之遭到了文字狱的清洗,将自己成功装扮成了一个文字狱受害者的后代。
   事实上,《清稗类钞》中的这个说法近似野史怪谈,根本不足取信,也很少有史家认同,却一直被金庸用来混淆视听,试图藉此遮掩其祖上查继佐向异族告密,出卖自己同胞的可耻行径。凭借着小说的巨大影响力,金庸成功地在一定程度上歪曲了真相,不知有多少人为其所骗。其实事实的真相很简单——清代有两大文字狱都与金庸祖上有关,一为“明史案”,一为“查嗣庭案”,只不过在“明史案”中,其祖上查继佐是可耻的告密者;而在“查嗣庭案”中,查家又成为屠刀下的受害者罢了。(金庸祖上是翰林院编修查慎行,据族谱可知,他是查嗣庭的堂弟,金庸曾误将其当作查慎行的亲兄。)
   就“查嗣庭案”本身而言,内情也绝非如金庸所述。虽然查嗣庭确曾遭难,他与儿子被拷死狱中,死后还被戮尸,全家流放,连江浙两省的士子都受到株连,六年内不准参与举人和进士的科考,但这却并非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文字狱。表面来看,事件起因是雍正因查嗣庭在主持乡试时命题不妥而降罪,稍稍沾了一点“文字”的边,其实个中内幕却是雍正意欲铲除国舅隆科多一党,而查嗣庭是靠溜须隆科多爬至高位,属于铁杆隆党,因此才成为雍正首先要剪除的羽翼,所谓的“出题不当”,不过只是个借口罢了。在查嗣庭死后没几个月,隆科多便被雍正处死。
   显而易见,“查嗣庭案”不过是一幕披着文字狱外衣的权术争斗,具有极强的政治色彩,与其它因讽刺满清、弘扬汉族文化而获罪的文字狱有着本质区别。至于金庸对这则可信度极低,史学界早就不加采信的野史谰言大加渲染,将这块早就无人问津的沉渣又翻起来,并且伪装成信史,煞有介事地推销给广大读者,其用意也并不难猜——无非就是想掩饰这场文字狱的独特性,尽量要将其与其它文字狱混为一谈,以便让人们产生“金庸祖上也是反清文人,曾因弘扬汉族精神招祸”的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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