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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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元士:论“仁本主义”对当今中国的十大现实意义

论“仁本主义”对当今中国的十大现实意义作者:吴元士

   一、崇儒学为宗,正思想之本就现象界来说,一切问题归根结底都是思想的问题,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社会。对于个人来说有什么样的思想就有什么样的人生,就会过生么样的生活;对于社会来说,有什么样的思想,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制度,形成什么样的文化,导出什么样的风气,并在根源处,从全方位,于无形中影响着这个社会各个阶层、各个领域、各个个体的各种认识、判断、选择和表现,最终综合形成这个社会的种种现状。可以说指导思想的错误是最根本性的错误,根本性的错误任何技术手段都挽救无效,弥补不了。自从马学列为宪纲,一路走来列宁主义毛思想,小平理论江湖观,中国跌跌撞撞,深受其伤,那么多“聪明睿智”者难道不知道其荒谬不堪,神魂颠倒吗?但是没有人敢指出皇帝是光屁股的,当然自由派是有这个胆,但是自由派能破而不能立,他们思想资源匮乏,思想深度有限,建立不起既能承接传统又能指引未来的思想体系,也没有这个意愿更没有这个能力,只想搞拿来主义,全面西化,甚至要神化基督化。儒家倒是有雄厚的思想资源,只是长期以来儒家之徒或奉马义以考古事,或承上旨而烹鸡汤,不管是内因所致还是外势所迫,总之,思想上甘居马下,奉客为主是事实,直到蒋庆先生喊出“我们才是主人,你们是占巢之鸠”,才稍微有点孔孟回来了的感觉。而余东海先生“仁本主义”一立,则在思想上全面的突破、超越、否定马学,儒家才得以在思想上本位化,在理论上主体化,虽然目前还只处于理论阶段,但是日既已出,必会中天!而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才是其它一切可以弃恶从善,改邪归正的基础!思想的力量才是世间最强大的力量,无论是正的思想,还是邪的思想!对此毛泽东就有深刻的认识,而蒋介石对此就认识不足,故毛的胜利可以说归根结底是思想的胜利,只可惜,这思想是那么那么的不正,其爆发出的赤色能量是那么那么的令人恐怖!只到今天依然在各个角落散发着赤色的毒雾,蛊惑着许多人的心智! 二、明仁本之义,清道德之源道德上以“仁”为本,仁为百善之根,仁为众德之母,仁是一切美好事物的唯一源头,厘清这个非常重要。这些年,我们接受了太多错误的道德教育,形成了太多错误的道德认识,学雷锋、学赖宁、学刘胡兰、学焦裕禄、学张海迪、甚至学陈光标。一个一个的英雄人物,一个一个的道德模范,他们真的道德吗?他们真是英雄吗?我们用什么去鉴别评判他们?仅仅靠教科书的权威吗?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以及对历史真相的了解,这些曾经的偶像在心中一个一个倒塌,但都是从事件的真实性上作分析,凭良知的直觉下判断,一直找不到那把能在根本上检测它的“标准尺”,而现在来看“仁”就是这把尺。以仁为本,则“对待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的冷酷”就明显的不仁,为了“党性”不顾“人性”更是极度的不仁,“打倒批臭再踏上一万只脚”更是恐怖至极的不仁。当然对仁的领悟,可以有高有低,有深有浅,但无论是妇人之仁,还是君子之仁,只要是以仁为本,即便错也不会错太多,而一旦背离了仁那错起来就会没谱,恶起来就会没边。套用孟庆峰老师一句话:“仁德之外,别无道德”,一切的道德若不以仁为本,若没有包含着仁之义,那一定是伪道德,一定是会吃人的道德!

   三、辟歪理邪说,正正义之义正字作两解,一为归正意,一为正确意,义字也作两解,一为道义意,一为意义意,故“正正义之义”可以理解为:“归正正确道义的真正意义”。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无论古今中外,无论任何文化背景中,追求正义可以说是绝对正确光荣的事情,所以,如果首先“正义”的内涵就不正了,那么我们去追求这个不正的正义岂不是非常荒谬,非常的颠倒错乱,而悲哀的是,一部中国当代史就是一出出荒谬错乱的惨剧、闹剧、苦情剧。小的时候我们被告知“造反有理,革命正义”,凡是无产阶级的就是正义的,凡是资产阶级的就是不义的,凡是封建社会的那就是奇毒大恶的。于是我们正义凛然的掘祖宗之坟,鞭圣贤之尸;正义凛然的分人田地,抢人财物,爬到人家婆姨床上打滚;正义凛然的扇老师耳光,与父母划清界限,甚至举报批斗以此为荣。某嚣张一时后落马的赤二代据说就曾当众踹断其父三根肋骨,某副统帅之女积极举报其父兄致一家惨死漠外,这都是在自以为正义的名义下和感觉中犯下的严重罪孽,故正义之不正,危害之烈更胜于明显的邪恶。虽然今天我们似乎没有那么颠倒错乱了,但是正义之义,对于绝大多数国人包括知识分子甚至学儒之人来说还是非常模糊的。我接触到很多同仁,他们表层的一些认识和观念似乎为儒学所化,但是底层系统没有更新,大是大非面前做不出正确的判断,正义感极差,几乎没有,这便是源自于他们对正义的认识非常不正,非常不确。以前讲阶级,现在不讲阶级了,把它改头换面换成民族,以前讲党性,现在不讲党性了,把它化妆打扮换成爱国,许多人就又被蒙瞎了。以至于“杀二十万,保二十年稳定”成了雄才大略,“牺牲西安以东和美国打一场核战争”成了大国雄起,甚至“中国用三分之二人口的牺牲,却换来一个大同的世界还是值得的。”也成了领袖豪情。其实,只要一对照传统的儒家义理,“杀一辜而得天下,不为也”就知道这是有多么的邪恶。但这样的邪言邪语,为什么能得到那么多人的追捧甚至崇拜,这就是因为它窃据了正义之义,以一个集团的利益作为衡量正义与否的标准。当年我处于困惑中的时候,曾自己提出了一个“原始正义”之说,我认为原始正义高于一切有条件的正义,所谓原始正义就是人一种本能的正义感,看到弱小被欺,就欲拔刀相助,如有亲人蒙冤,则必要申张正义,甚至“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要给你一个说法”,伍子胥为父复仇,大快人心,戏剧里、小说中快意恩仇的故事总受欢迎,便是与人性中这种原始正义相呼应也。当然这种原始正义适用范围非常狭隘,如果不受节制也会泛滥成灾,这就需要读《春秋》而明大义了,司马迁说孔子作《春秋》是是非非,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那这是非善恶贤不肖靠什么来分呢?一个人那么复杂,所做的事似对又错,凭什么来给他下一个准确的判断呢?那么“仁本主义”中的“三本”论,就是最正的标准,最终的标准。道德上以仁为本,前面有讲,政治上以民为本,社稷次之,君为轻,要爱民、富民、教民、保民。这就让一切愚民、弱民、奸民、穷民的邪说无所遁形,让一切独裁者、当权派打着国家的名义残民以利己,打着人民的名义卖国以富家,又以维稳为借口压迫民众,剥脱百姓的各种自由和人权的恶行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百姓的福祉重于江山的永固这才是政治正确的真正之义。万物中人为本,当这个认识深入人心后,各种以神的名义对人的压制和绑架也将被彻底解除,宗教矛盾得以缓和,至少会被冷却。在仁本指导的人本下,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也会从勘天役物的开发索取,转变为敬天开物的参赞曲成!当这些正理正义被广泛传播普及于世之后,无论对于历史事件和政治人物的大是大非,还是私人领域的恩恩怨怨都将不难做出符合正义的判断。然后太和之气将氤氲于地球,人与天,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均被归正于仁义。

   四、确民本之义,定政治之基当前的中国是个最讲政治的国度,但是同时也是一个最不能讲政治的社会,所谓讲政治就是政治挂帅,一切以政治需要为第一考量,虽说这些年似乎政治味道淡了一些,但实际上只是程度有所下降,本质并未改变,政党在国家之上,书记在村长之前就是明证,各级官员在处理问题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有没有政治利益或政治风险,然后才会虑及其它就是潜规。所谓不能讲政治就是公民只有听的权利没有讲的自由,或者说只有讲好的权利没有讲不好的自由,一旦你讲政治讲出水平来,讲出道理来,讲出真相来,那极就有可能成为“一小撮”不明真相的反动分子,扇覆牌帽子就等着给你戴上呢。故这么多年来,中共的政治于中国老百姓来说,是一个既逃不掉又碰不得的东西,它的政治触角深入到社会的每个毛细血管,从月宫到子宫无所不管,从摇篮到坟墓不离不弃。中国人讨厌政治以此,中国人拜权媚官也以此。但是中国的政治从本质上来说根本称不上政治,以儒家的标准来对照根本不配被称为政治,孔子说:“为政以德”,又说:“政者,正也”。尚书中说:“政者,敬天保民之谓也”,余东海先生在其“仁本主义”的系列著作中有一篇文章里写到:“政者,正与文也,有正义、有文化才可称之为政”。而中共当局可谓是既无德又不义也无文化,甚至是反道德,反正义,反文化。特别是反文化,有人说四九以后,中国无文化,我不同意,应该说四九以后的中国是反文化。从四二年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毛就定下了反文化的基调,再到破四旧,再到文革是高潮,今天对百家学说的揪辫子、打棍子、掺沙子依然是这种反文化惯性的延续。毛的“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八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的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大笑)”之论,可以说让历史上最昏的昏君,最暴的暴君都相形见绌,古今中外也没有任何政治家,没有任何政治组织会有如此流氓加无耻的政论。所以中共当局充其量只能说是管治,而谈不上政治,而其所谓的讲政治,也不过就是政治站队,路线斗争而已。真可谓争斗有术,治平无方,政治无统,政权非法。中国要重开政统,非弃马归儒依仁本主义不可,非重新回到为政以德,敬天保民的礼制,实行主权在民,保障人权的宪政不可,而仁本主义将成为这一切得以实现的思想之基,道德之源,文化之本!

   五、融中西之学,显文化之优说起来似乎人人都知道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但是讲完这句后下句就不知道该怎么讲了,一碰上讲英语的,头就低下去了,说到孔子孟子时忸怩难言,觉得凹凸,说到康德尼采时,眉飞色舞,感觉超有学识。这是当代中国年青,大学生,甚至包括许多所谓知识精英的抽象画。当然形成这种局面有各种的原因,外因此章不谈,光说内因,那就是近代以来,特别是当代中国,儒家文化根本没有被好好的发掘,某些所谓的儒家学者们弄一些考古论文,吟一吟风花雪月,烹一些心灵鸡汤,谈一谈心性玄理,脱离时代,远离现实,不能切中时代之弊,不能开解民众之惑。总言之,就是不能对儒家精神,儒学经典做出现代性的开释,或一位的复古,开古董铺,或太过于肤浅,像地摊货,上不得台面,进不了主流。而仁本主义引经据典,反古开新,涵佛摄道,融中化西堪称豪华圆融,义理精深而语言平实,既有学术著作之严谨,又兼大众读物之通俗。多年前与友人讨论西方哲学家和中国圣贤的区别,我曾说过:“哲学家善于把简易的问题说的很复杂,圣贤则善于把复杂的问题,讲的很简易”。《易经•系辞》里面说:“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仁本主义正是儒家文化在当今社会“易知易从有亲有功”的时代性升级,更是儒家贤人“可大可久立德立业”的时代性任务和历史性担当。读了仁本主义,中华文化之优将一目了然,西方文化之利与蔽也将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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