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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压反革命”就是“镇压继续革命”

   谢选骏:“镇压反革命”就是“镇压继续革命”
   
   
   镇压反革命运动,简称镇反,是1950年代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对国民党残余分子和特工,以及土匪势力,进行的一场大规模政治运动。
   


   关于这场政治运动的评价,在中国海内外存在较大争议。有部分异见人士认为,镇压反革命运动是“中共犯下的第一宗滔天罪行,目的是巩固新政权,不顾人民生死,自相残杀。”而中共官方研究者则认为,该运动“基本肃清了敌对势力分子,维护了社会的和平与稳定,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认为:华东地区多数都是用比较和平的方法分配土地的,匪首恶霸特务杀得太少。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了处决人犯的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1954年1月的一份报告称:“镇反”运动以来,全国共捕了262万余名,其中“共杀反革命分子71.2万余名,关了129万余名,先后管制了120万余名。捕后因罪恶不大,教育释放了38万余名。”以被处决人数71.2万这个数字来计算,占当时全国5亿人口的千分之一点四二。又据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4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中称:从1949年初到1952年2月进行的“镇反”中,镇压了反革命分子157.61万多人,其中87.36万余人被判死刑。
   
   历史
   
   195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剿灭土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指示》和《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动用军队开始全国大剿匪及镇反运动。从1951年底逐渐让位于三反五反运动,但是一直持续到1953年才逐渐结束。
   
   其中,在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亲自主持下于1950年10月10日通过《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双十指示),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开展镇反运动。在双十指示发布前后,在各地引发各种暴动。鉴于镇反运动开始时候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51年2月21日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规定了只要有勾结帝国主义,策动、勾引、收买公职人员、武装部队或民兵叛变,持械聚众叛乱,参加特务或间谍组织,以反革命为目的组织或利用封建会门,抢劫、破坏公私财产和公共设施,投毒杀人,伪造公文证件,煽动群众对抗政府和挑拨团结,制造散布谣言,以及偷越国境、劫狱越狱、窝藏包庇反革命罪犯等项行为,甚或意图之一者,不论“已遂”、“未遂”,均可定为“反革命罪”。
   
   使得“反革命罪”的解释变得更宽泛,处刑标准有更大的自由度。
   
   罗瑞卿1950年10月26日在全国公安会议的报告表示,会门(以一贯道为主)是当时最大的反革命组织,中共在东北已从组织上打垮会门,华北已进行过若干重点取缔,但潜伏势力依然存在。接下来中共在老区要直接镇压会门,在新区则先针对会门领袖,为直接镇压制造条件。
   
   虽然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曾发出指示要求将镇压对象“必须严格限制在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反动会门头子等项范围之内,不能将小偷、吸毒犯、普通地主、普通国民党党团员、普通国民党军官也包括在内”。但是由于缺乏明确的量刑标准和法律审判程序,加之地方政府为了完成中央的杀人指标,这一指示某种程度上是一纸空文。镇反运动不可避免地,极其严重地扩大,出现了大量冤假错案。
   
   许多国军投诚官兵和中共地下党员也被当作反革命分子“杀”、“管”、“关”[8],如朱自清的儿子朱迈先,早年追随中共,投身地下党推翻国民党活动,八年抗战期间亦因中共指派随宣传团集体参加了国军,第二次国共内战后期并策动桂北国民政府军政人员起义成功,却在镇反运动中被当成历史反革命判处死刑,执行了枪决,80年代获平反。1949年抗日名将池峰城策动军统北平站长徐宗尧起义,率所部参加北平和平解放,4月因“历史遗留问题”被关押审查,1955年3月16日池峰城在北京狱中病逝,1983年5月12日北京市公安局予以池峰城平反。武侠小说家金庸的父亲查枢卿、梁羽生的父亲陈信玉也是在镇反期间被处死的(80年代平反)。
   
   1951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实行谨慎收缩的方针,集中力量处理积案。1951年10月,全国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基本结束。[9]
   
   1954年1月一份来自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的报告称:镇反运动以来,全国共捕了2,620,000余人,其中“共杀反革命分子712,000余名,关了1,290,000余名,先后管制了1,200,000余名。捕后因罪恶不大,教育释放了380,000余名。”又据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4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中称:从1949年初到1952年2月进行的“镇反”中,镇压了反革命分子1,576,100多人,其中873,600余人被判死刑。[12]
   
   毛泽东对镇反的评价
   
   毛泽东在1950年代镇压反革命运动中的批示(1951年4月30日):
   
   凡无血债或其他引起民愤的重大罪行,但有应杀之罪者,例如有些特务或间谍分子、有些教育界及经济界的反革命等,可判死刑,但缓期一年或二年执行,强迫他们劳动,以观后效。如他们在劳动中能改造,则第二步可改判无期徒刑,第三步可改判有期徒刑。……这样,主动权抓在我们手里,而后要怎样办都可以。
   
   1951年5月8日,此意见在中共中央通过的决定中被正式表达。5月10日-16日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的决议中宣布:“对于没有血债,民愤不大和虽然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尚未达到最严重的程度、而又罪该处死者,应当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
   
   1975年2月27日,毛泽东就公安部等有关部委提交的第七次特赦在押国民党战犯的报告做长篇批示: “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怕。这些人(引注:指1975年仍在押的国民党战犯)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
   
   复兴党暴动案
   
   云南省普洱县磨黑镇公安局刑讯逼供,无中生有发现了一个“复兴党暴动案”,查出“复兴党人”1300多人,包括80多名共产党员和共产党地方武装的会员,当时的中共普洱县委书记和普洱县公安局副局长也被牵连。
   
   “镇反运动”后期复查时,当时的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宋任穷表示,“普洱地区的复兴案我不相信,我们进云南后(指中共军队的四兵团),我们是胜利者,在全国解放的大好形势下,在一个地区我们发展共产党都没有这么快,反革命组织复兴党一下就发展到千人以上,其中一定有假,我不相信,你们去好好查查。”
   
   云南省公安厅一个副厅长为首的调查人员经过几次审查,发现这完全是刑讯逼供制造的假案。办案人员除了有一个据说是复兴党“暴动标记”的证据以外,没有其它任何证据,而这唯一的证据也是一个小学教师在办案人员威逼利诱下自己画出来的。结果,云南省公安厅提出给这个案子“平反”。
   
   令人不解的是,当初对这个案子提出质疑,并且规定进行调查的宋任穷却改变想法了。他管理的中共云南省委尽管承认这是一个假案,却没有同意平反,仅同意“公安部门内部保密处理”。直到1981年,30年后,有关部门才正式决定“‘复兴党’纯属假案,应予彻底平反”。
   
   影响
   
   镇压反革命运动、土地改革运动与抗美援朝战争三者同时进行,彼此协调。在1950到1953年间,中国共产党总共谋杀了2-5百万人。中国共产党因此铲除了反对者,巩固了新生的政权。由于时代的局限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许多在运动中被错误打倒的人士一直未获平反。
   
   谢选骏指出:上述“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文字完全不提整个1950年代绵延到1990年代的“镇压反革命”,实际上是一种掩人耳目“镇压继续革命”。因为共产党的刑法中一直都有关于“反革命罪”的惩治条例。但是,由政府来“镇压反革命”,是一种偷换概念和逻辑混乱。因为,革命是打破现状,反革命是维持现状;因此,革命的力量都是反政府力量,反革命的才是政府力量——由政府去“镇压反革命”,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由政府去镇压反革命”,其实就是“由反动政府去镇压继续革命”。
(2017/08/26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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