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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习近平主义之三十六

谢选骏:论习近平主义之三十六
   
   《不放刘晓波体现了习近平的亡国素质》说:
   
   网友贝苏尼女士认为,中共不放刘晓波与习近平个人特性关系不大,我倒认为这与习近平特性密切相关,这集中地体现了习近平的愚蠢与蛮横。

   
   中共的体制,是天然有利于总书记集权和独裁的,中共各时期,无不打上了总书记性格烙印:
   胡耀邦时期的善政和相对清廉;
   赵紫阳时期清廉下降,但改革风劲,党政分开、新闻自由均呼之欲出;
   江泽民时期韬光养晦、闷声发财,带上了上海滩老贼圆滑、虚伪的鲜明性格特征,他油光水滑八面玲珑,善于交好西方国家,释放多名反对派人士到海外,在减压国内的同时,收足了公关西方的效应;
   胡锦涛时期以防微杜渐、僵硬保守为主色,对国内镇压加强的同时,对西方渐趋强硬,拒绝假释任何一个入狱政治犯;打上了鲜明的毛共辅导员印记。
   习近平上台后,以意识形态重新“亮剑”为主色调,向着毛泽东大幅倒退,政治镇压远超胡锦涛、江泽民,甚至比“六四”屠杀后还恶劣,在国际上大展红卫兵身段,其蛮横、无耻、低俗,都属文革后空前,尽显红卫兵“联动分子”本色。
   
   习近平不放刘晓波,硬是硬到家了,但同时是愚蠢至极,应验了其“猪头”称号:
   
   一,错失了制造大新热点,冲淡郭文贵关注度的机会。
   郭文贵不拘手段、瞄准中共上中下要害命门的“爆料”,其威胁远大于仅限于少数精英的“刘无敌”抗争方式。威胁性很小而西方知名度很高的刘晓波一旦出国,必受西方政府、传媒众星捧月,造成转移效应,等于望郭文贵的热点上泼冰水,郭文贵将一筹莫展。
   刘晓波若得到西医最先进的德国、美国抢救,生命很可能延长,而刘晓波获得越久,郭文贵越不利。
   而关死刘晓波,反授郭文贵攻击“盗国贼体制”的炮弹,结果郭文贵借力打力,以同情的方式,尽情发挥刘晓波的话题,反而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力;
   
   二,错失利用刘晓波,升级反对派内斗的机会。刘粉本来就与反对派多派交恶,而刘晓波一旦出国,刘粉与郭粉势必激烈冲突,结果是刘粉、郭粉和其他各派的全面混战,反对派进一步撕裂,中共收足渔人之利。
   而关死刘晓波,就没有挑拨离间的方便,反令反对派有了“中共谋杀刘晓波”的共同基础;
   
   三,形象彻底破产,国际上沦为众矢之的。因为刘晓波的诺奖光环和在西方的巨大知名度,关死刘晓波,令西方国家政府下不来台阶,尤其是往那些主张绥靖中共的政要脸上狠狠地抽了一记耳光,引发西方世界的舆论哗然,这又反过来迫使西方国家领导人为了挽回政治声誉,而不得不转而对中共国采取较为强硬的政策。
   本来,从江泽民至胡锦涛时期,中共国和西方国家政府已达成了一项有利于中共的默契,即:西方绥靖中共,中共做做表面文章,对花瓶式名人不要太过,人权问题上给西方政府一个台阶下。
   习近平连花瓶都砸碎,这就超越了底线,破坏了这个默契。毫无必要地使自己和中共国在国际上愈来愈沦为众矢之的。
   在中共国经济对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依赖性尚远大于西方对中国的依赖性的形势下,习近平就如此蛮横,无疑是“蠢到死”。
   
   不要以为中南海的智囊团就如此高明,独裁者的智囊都脱不了“马屁”属性——即“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否则就是自绝于富贵。
   君不见崇祯皇帝朱由检的智囊——杨嗣昌、洪承畴辈,难道不是明白人?洪承畴还是后来满清的入主功臣,他们的足智多谋,挽得回崇祯的愚蠢么?
   
   习近平就象朱由检一样,智商低下,性格却很刚强,这种人当了皇帝,朝廷一定灭亡。
   朱由检猜忌嗜杀的性格,与朱元璋很有些相似,可惜他没有朱元璋的智商;习近平的“大撒币”性格与毛泽东很有些相似,可惜他也没有毛泽东的智商。
   
   谢选骏指出:华人总喜欢美化过去的、批判现在的,对毛泽东的怀念也属于这类。其实,从大的方面看,中国大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才是这一切“性格差异”背后的真正推手。这就是所谓的“屁股决定脑袋”、“实力决定政策”。按照这一逻辑进行观察,如果习近平在马列主义的基础上发展出“习近平主义”,而不是在超越马列主义甚至取代马列主义的基础上发展出“习近平主义”,那后世的历史学家们一定会同意这样的观点:同意中国大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小布什总统,才是“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中国梦”的真正推手。“小布什总统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中国梦”!小布什总统因此成全了养育过他的中国北京,成全了邓小平的“猫论”——不管病猫癞猫偷嘴猫,只要能够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附录
   
   《布什大使的中国情结》
   
   2005-11-09 来源:中华读书报
   
   1973年起,中美在对方首都互建联络处并派出资深外交官任联络处主任,1979年1月,中美正式建交,随后互派大使。从1973年至今,美国派到北京的联络处主任或大使已达11位。本文记录的是美国总统布什任驻华大使时在北京的生活。
   
   1974年9月乔治?布什(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被福特总统任命为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替换原驻华联络处第一任主任布鲁斯大使。
   
   布鲁斯和布什二人在中国任职的时间都不算长,仅一年出头。但二人在中国人中的知名度却大不相同。布鲁斯大使默默无闻,在北京的各种外交场合很少露面,因而鲜为人知。布什大使的作风与此截然相反,他善于交际,积极开展活动,且表现平易近人,能适应各种不同环境,随遇而安。另外,布什不是职业外交家,而是活跃于美国政坛的人物,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弃商从政以来,几十年中当过众议员、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然后到中国任驻华联络处主任。从中国离任后又当过中央情报局局长、副总统以至总统,成了白宫的主人。这种从政经历当然会使他在中国人中的知名度超过任何其他大使。
   
   在北京过着丰富多彩的生活
   
   1974年10月21日,布什夫妇到了北京,开始他们与以前从政十分不同的外交生涯。
   
   布什夫妇住进了建国门外外国使馆区的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官邸内,近处是联络处的办公楼。官邸是一座独立的大院,门口有中国警卫日夜站岗守卫。大门内正面是对外活动的厅室,可以接待各方客人。开始一共雇用了六名中国工作人员在官邸服务,包括二名厨师、二名服务员、二名清洁工。附近的办公楼还另外雇用了一批中国员工,包括会计、中文秘书等。布什不愿过他的前任布鲁斯式的深居简出的生活,他一到北京就表现出善于交际的作风,不但与中国外交人员交往,而且在北京外交使团也颇为活跃,主动拜会一些驻华使节,并出席他们组织的各种活动。
   
   一开始布什外出坐的是豪华的克莱斯勒轿车,不到一个月他就骑上了自行车,在风沙大的日子,他也戴上口罩,像许多中国人一样,可以方便地穿行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之间,接近中国的普通百姓,观察他们的真实生活。他喜欢打网球,是国际俱乐部网球场上的常客,因此与国际俱乐部的陪打球员交上了朋友。后来又有机会与喜欢打网球的中国领导人万里对打,两人成了球友。每到星期日,布什夫妇都到崇文门教堂做礼拜,同阚学卿牧师和许多中外教友一起诵经祈祷。布什和夫人芭芭拉开始学习中文,芭芭拉对中国的艺术、绘画和建筑很有兴趣。平时布什夫妇和他们从美国带来的小狗“费雷德”一起生活,过节或暑假时则把亲友和孩子们接到北京来过。1975年过圣诞节时,芭芭拉飞回美国与孩子们团聚,布什则把母亲和一个姨妈请到北京过。那一天布什应邀参观了北京的地下防空洞,体会了中国人当时“深挖洞”的含义。1975年夏天,布什的儿子乔治、尼尔和马文,以及女儿多萝西都到北京过暑假,女儿多萝西在8月18日生日那一天在北京的崇文门教堂接受了洗礼。总之,布什一家人虽天各一方,但不时聚会一处,过着丰富多彩的生活。
   
   布什来华前曾听到美国外交官的劝告,说中国是个封闭的社会,难以开展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布什来华后也感到要冲破“中国城墙”是困难的,但他必须一试。他在自己写的《北京日记》中说,“我希望能见到中国的下一代领导人,不管是谁都行。但谁都说那是办不到的。我感觉戴维?布鲁斯希望机构小,不引人注意,尽量少报告,对中美之间的新关系谨慎行事……但我的精力有些过剩,政治上的直觉告诉我,这一工作的有趣之处就在于要尽量多干些事,尽量多建立一些联系”。这就是布什的作风,不安于前任的现状,也不理会基辛格要他少活动的指示,他头一个星期就出席阿尔及利亚和苏联驻北京大使的宴请活动,他还筹划举行7月4日美国独立日的招待会,由于美国国务院没有拨这次活动的经费,他就自费举办这次活动。结果第一次美国独立日的北京招待会顺利举行,参加者有500人左右。布什以喜悦的心情在日记中记下了对这次活动的观感。
   
   接着他又不经请示国务院,邀请一些美国议员访华。受到指责时,他向国务院回了一封措辞强硬的信,强调这些议员是他的朋友,他要朋友“来看看我们”,来看看中国是很有益的,“我想像不出来这样做会损害我们的对华政策,相反,我倒看到其中某些议员是如何更好地理解了我们的政策”。
   
   从他的《北京日记》中看出,是国务卿对布什的活动方式“表示关切”,这表明基辛格国务卿提出了意见。但布什说“我强烈要求对此事再做仔细的考虑”。他甚至威胁说,如果国务院坚持己见,不让布什邀请议员朋友访华,“我将坦率地告诉参、众两院议员们”。从事后来看,国务院似乎不再干预他邀请议员访华事。但在另一件事上,国务院的意见占了上风,这里指的是布什随后又邀请美国驻东亚其他国家大使访华一事,国务院认为大使们的行动应受其直接管辖,布什只好作罢。
   
   总之,他终于以自己的方式在北京开辟了一片活动之地,并结交了许多朋友,从上层的邓小平、万里等中国领导人到下面的工勤人员以及中、低层外事官员,他都广为交友,善结人缘,因此他没有前任大使抱怨的寂寞和“失业”之感。
   
   同中国领导人交上朋友
   
   布什来华后,开始先同外交部主管官员会见,并开展公务活动,最高的一位是乔冠华副部长。两人1972年11月在纽约的联合国大会上见过面,当时乔冠华是联合国大会通过恢复中国合法席位后中国出席大会的第一个代表团团长,布什是美国代表团团长,两人曾有不少机会见面。这次在北京再次相会,彼此交换了对国际局势和两国关系的看法,布什表示了愿为促进中美关系而努力的愿望,乔冠华也表明中方愿协助他履行自己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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