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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习近平主义之三十四

   谢选骏:论习近平主义之三十四
   
   《习近平主义:一个未被解读的中国梦》(2015-2-25牛弹琴)说:
   
   牛弹琴按:


   
   习近平主席执政以来,反腐、改革、外交,一系列大手笔举措和建树,让中国政坛为之一振,也引起国际学术界的极大关注。
   
   下文是吴迪先生投给牛弹琴的专稿,畅谈了他眼中的习近平执政风格。他并且按照西方政治表述的习惯,将其归纳为“习主义”。
   
   登载不代表对其观点的认同,但对吴迪先生的思考和来稿点赞!
   
   
   原标题:习-近-平主义——一个未被解读的中国梦
   
   作者|吴迪
   
   虽然西方一直在渲染中国的强大和对美国霸权的巨大威胁,但在我的眼里中国正处在新民民主主义革命之后最危险的一个时期,所谓大厦之将倾,谁人击楫砥中流。
   
   危险在哪里?最大的危险就在于自己。
   
   最大的一个忧患就是社会体制(Social Institutions)的塌陷,新的社会体制又没有被系统性的搭建。苏联的教训就是一个历史性的多民族国家最惧怕的就是社会体制的塌陷,光靠国家机器是无法把这么多民族捆绑在一起的。
   
   社会体制是在特定社会中管理不同种类个人行为的可持续性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最重要的社会体制包括信仰,国家治理,经济体制和法制体制。只有强大的社会体制才是像中国这样的历史性的多民族国家繁荣统一的保证,才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最广泛的可能。
   
   搭建新的社会体制首先是个打旗帜的问题,我以自己的经济学训练为基础写过一系列的文章阐述中国社会体制的问题,提出过很多解决方案,所以我看懂了习近平目前的一系列改革可以说是击中了中国社会体制问题的七寸。
   
   如果说毛是开天辟地者,邓是守成者,那么习要做的不亚于全面的内部创业。创业不易,守成更难,内部创业就更难。眼下不应是羞于打旗帜的时候,应该全面系统的搭建起习-近-平主义,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美国有许多以总统命名的主义,比如Reaganism,Clintonism,中国为什么不可以?
   
   习-近-平主义的建设将是系统性的搭建中国新的社会体制的开始,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将是继续完成现代中国尚未完成的国家建设(Nation Building)的最关键一役。
   
   正如我此前文章所阐述的,习-近-平主义要面临的信仰领域最大的挑战,那就是共产主义的传统理论已经失去了凝聚力和号召力,用英文讲就是很难用来mobilize all the people onto the challenge of incomplete Nation Building。
   
   面对皇帝的新装,不能再视而无睹。关于这点,其实习已经提出了良策,那就是“中国梦”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国梦绝不仅仅是汽车和高收入,而更多的在于每一个男人和女人都可以凭自己的能力实现最高的社会地位和认可,不论他们出生时的富裕状况和家庭地位。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历史性的多民族国家作为现代国家的Nation Building极为重要。我在英国6年,填过无数表格,发现英国的种族划分极为简单,比如我很想填自己是汉人,但每次我只能和印度人等等归为亚裔(Asian)。中国的民族太多了,像汉人,满人,维人这些划分应该统统消失,打造成一个中华民族就够了,甚至可以为此特造一个词Chierican来在全球范围内推广。中国要想在真正意义上成为一个现代国家,这一条路是无可回避的。民族是历史的包袱,中国要轻装前进。
   
   讲完了信仰,接下来谈国家治理。福山的新著《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我读了,深契我心。如果政府的执行能力软弱,再好的社会制度也只是摆设,这当然也包括民主。
   
   福山很敬佩中国政府的国家治理能力,西方不少媒体对中国强大的“中央集权”充满了艳羡之词,但其实他们根本不了解中国的政治现实。这些洋大人要是能在中国下基层,当村长,乡长,县长,一路当到省长,就该知道“中央集权”在中国是很弱的,只是弱的程度不同罢了。“政令不出中南海”是句大实话。
   
   财政是关键,看看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在各级层次的零和博弈就知道了。中国的国家治理在本质上并未打破延续千年的“门阀政治”和“藩镇割据”的格局,面子千变万化,里子始终如一。
   
   中国国家治理的里子上千年都打不破,现在就能打破吗?回答是肯定的,国家治理也是生产力,而技术进步能带来生产率的飞跃。能给中国的国家治理带来革命性变化的技术进步已经来了,并且趋向成熟,这就是高铁,大数据和云计算。
   
   “门阀政治”和“藩镇割据”需要宽广的地理缓冲区和信息缓冲区,而高铁,大数据和云计算可以有效的打破这些缓冲区,成为推进全面深化的改革的最重要的基础设施。我曾提出廉洁吏治的关键,在于通过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建立全国性的资产纪录大数据库,并提出要把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做成手机APP延续,就是这么一个思路。
   
   最后要谈的是经济体制和法制体制的大戏,那就是建立健全财产权法制度和对资产征税的法规体系,唯此“依法治国”才能打破利益集团固化和制衡缺失的僵局,被垄断禁锢的财富才能更多地涌向农民,中产阶级和农民工这些阶层,他们才能拥有更多的资源加入到内需的洪流当中去,中国经济才有可能成功转型。
   
   但问题是立法容易执法难,因为中国自古以来便是一个人情大于法,权大于法的社会,能否打开执法环节的死结将是“依法治国”的成败关键。要杜绝“人亡政息”,形成长治久安的稳定局面,就必须把解决方案法制化。中共要想百年执政,唯此一途。
   
   习-近-平主义是创造性的解决中国社会体制坍陷挑战的理论体系,为中国再争取30年和平发展,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有期。
   
   谢选骏指出:拿福山这种预言“历史终结”、“西方胜出”的日裔美人来论证共产党“中国政府的国家治理能力”,这真可以说是“病急乱投了医”。退一步说,这种遭到敌人赞扬的“中国政府的国家治理能力”无非是一种勇于自杀的能力。这种自杀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许不失为“好事”,但是对于“共产党的中国梦”却是“坏事”。因为“中华民族”和“共产党”,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迟早会要分道扬镳的。
(2017/08/23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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