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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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价值的是非与高价值的是非

   低价值的是非与高价值的是非

   人世间的是非,大大小小,真真假假,无数无量。概乎言之有二:

   低价值的是非与高价值的是非。

   日常生活中的小是小非闲是闲非,庶民的是非,大多属于低价值的是非。一个人的时间精力非常有限,对于这种是非,不妨学习庄子超越的态度,是非相对主义的态度,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无是亦无非,无可无不可。换言之,生活中的是非得失曲直短长,不必认真细辩,不妨大而化之,超而脱之,泯而灭之。

   思想、学术、主义、理论、道德、文化、政治、意识形态之是非,属于高价值的是非。这种是非,不可不辨,不可不认真细致。这个层面的是非善恶黑白曲直,不能超越,不能相对主义。

   是非相对主义夸大人们认识的相对性,把相对和绝对完全割裂开来,把一切是非都看作是相对的、主观的、任意的。是非相对主义必然流于怀疑主义。这种人总是疑神疑鬼糊里糊涂,或能知恶而不能严辟,纵能择善而不能固执。钱理群自称:“我对自己的观点,一方面坚持,另一方面怀疑。”这就是怀疑主义的典型。

   这种人往往是道德相对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者,是非混淆,善恶不分,或者以众人之是非为是非。如尹文子所说:“己是而举世非之,则不知己之是;己非而举世是之,则不知己之非。然则是非随众贾而为正,非己所独了,则犯众在为非,顺众在为是。”(《尹文子》)

   明辨高价值之是非,茧丝牛毛条分缕析,正是文化人的本分和天职。子曰:“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庸》) 尽精微,深入精妙细微之极致,也包括对是非、善恶、正邪、华夷、人禽的正确分辨。《近思录》记载伊川语:

   “儒者潜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终则不可救。如师也过,商也不及,于圣人中道,师只是过于厚些,商只是不及些,然而厚则渐至于兼爱,不及则便至于为我。其过不及同出于儒者,其末遂至杨墨。至如杨墨,亦未至于无父无君。孟子推之便至于此,盖其差必至于是也。”

   伊川认为圣学无偏,若过或不及,就会出问题,甚至流为异端。杨墨也并非全然无父无君,但其流弊就会无父无君。这段话,也说明了在学术上慎思明辨、严格分辨是非的重要性。

   要明辨是非,就要道问学,要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获得明辨功夫。其次,要确立高度正确、大中至正的是非标准。儒家是非标准有二:一是以圣经圣言为标准,二是以良知为最高标准。

   孔子说“君子有三畏”,其一即“畏圣人之言”。圣人之言之所以值得敬畏,是因为其言具有高度的正确性、正义性、真理性和普适性,对于人生、社会和政治富有指导意义。圣经是圣人之所编述,可以表达圣心。圣人无戏言,圣经无戏言。一切不实之言,一切非礼、欺诈、虚假、错误的言论,都属于戏言。

   有人以《论语•阳货》中孔子“前言戏之耳”之语为例,表明孔子亦有戏言。其实自称戏言,即非戏言,其言似戏非戏,欢喜又不无惋惜。孙齐鲁说:“小康之制尚礼,大同至制尚乐。”以子游之大才和大同之法,治理武城小邑,何尝非割鸡而用牛刀哉。

   戏言就是妄语。文化人最忌妄语。妄与真相对,有胡乱、虚妄、狂妄等义。一切不真诚、不真实、不合理、不正确、不正常、不正经和无礼仪的言语都属于妄语。妄语是佛教五戒之一,大妄语业是地狱罪。

   有个禅宗公案说,一位讲经说法的大德,有人向他请教,“大修行人还落不落因果?”大修行人是明心见性的法身大士。他回答说:“不落因果”。因一字说错,堕入畜生道,作了五百世的狐狸。东海有诗曰:论道于言无所苟,慎哉字字发心田。误传一字罪非细,作野狐狸五百年。

   是非不能明辨,就难免戏言妄语。妄语之人,轻则不配为文化人,重则不配为人。一个人说一句实话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不妄语。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妄言,只有圣贤君子做得到。

   或批评儒家尊崇圣经圣言,是教条主义和原教旨主义。殊不知,教条主义和原教旨主义好不好,关键是教条教旨真理性、正义性、普适性高不高。这方面孔子之言、圣经之言至高无上,故古来圣贤君子无不奉孔子之言为教条。

   是非以圣经圣言为标准,归根结底是以良知为标准。良知知是知非。王阳明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

   “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这句话是为了强调,孔子之言之所以值得信奉,是因为句句经过良知认证,并非迷信妄信。居然有人因此认为王阳明不认同孔子、与孔子不是一条道的,真是蠢得看不懂人话。

   王阳明良知四句教说:“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良知知是知非,知善知恶。圣贤君子能致良知,自能明辨是非;一般人只要良知不泯,“四心”尚存,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辨别大是大非。孟子说“人皆有之”的“四心”,其一就是“是非之心”。没有了“是非之心”,就沦为劣质人或非人化了,必然是非不明,妄言妄语,胡作非为。

   非人化的社会就是恶社会。恶社会必然灾难深重,苦难深重。这是天理、因果律之所当然。要灭灾难为吉祥,变苦难为幸福,就必须改恶为善,转劣为优。这是消灭灾难、转变苦难、追求幸福的唯一办法。要改恶为善,转劣为优,就必须具备择法之眼和明辨功夫。故低价值的是非不必认真,高价值的是非不可不认真。

   孔孟真道,不明久矣;天理良知,受蔽深矣。两千五百多年前,释迦牟尼在灵鹫山这样说:“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前不久,在辛庄示范师资班开讲《宋儒和理学》,我的开场白也抄袭释尊之言说:我有择法之眼,惟微道心,仁本主义,微妙法门,孔孟真传,付嘱诸君,付嘱一切有缘。

   儒学中,理学受到的误会、反对、打击特别重而久。几乎在理学产生之初,就已经产生了对理学的种种误解、乱批和排斥,并很快形成政治性的反理学运动。为之辩护澄清,刮垢磨光,儒生有责焉。这就是必须为之辩明的高价值之是非。

   君子应该谦虚但不能虚谦,不能推卸明辨是非、弘扬正理的文化责任。正理不明,邪说泛滥,文化人之罪也。以仁本主义标准衡量,百年来大多数启蒙派不仅学问无头文化无根,思想浅薄观点多缪,而且有不同程度的人格障碍,轻者失常,重则反常变态。。所谓的启蒙,就像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渊一样,把自己和信奉自己的人一起带进深渊。

   对于人世间的是非,有三种态度和表现。一是庶民的表现,热衷于低价值的是非,一生小是小非,挑是弄非,是己非人,争强好胜,鸡毛蒜皮,鸡飞狗跳,价值匮乏,代价沉重。轻则浪费大量时间精力,制造种种人际摩擦,重则招致种种祸患;二是道家的态度,不问高低,一切超脱,无是无非,知者不言,跳在云外看人间。

   唯有儒家,既能超脱又能固执。超脱低价值的是非,风行水流,绝不纠缠;固执高价值的是非,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在文化和政治上,坚持正义,坚持真理,天大地大,道理最大,抓住大象,允执厥中。 2017-7-23余东海首发于儒家网

(2017/08/01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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