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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我受理第一个拆迁案

    这是我于2017年5月28日,在博讯博客发表的文章。今天是周日,上午九点到了上海市中心一个教堂,参加10时开始的第二场主日礼拜。见到了熟悉、不熟悉或第一次遇见的弟兄姐妹,也有曾经被政府强迁的弟兄姐妹,应他们的要求将《公职律师全面进入北京党政机关》重新发表。
   
    我先量了血压,结果是80-120,教堂医生说非常健康。有个姐妹说,她找了我好长时间,她参加了7时-8时第一场礼拜,回家要一小时三十分许,为家人准备午饭。她说在教堂正门等了我一会,但是我九点在教堂边门进入。她特意送两块甘蔗糖做的巧克力给我,代她在美国就读的孩子看望我。我说,为了两块巧克力,来回花三小时的路程值得吗?
   
    此时,有人告诉我沈佩兰明天出狱,我相信沈是基督徒,她应首先到教堂敬拜上帝,与弟兄姐妹在一起,首先去探望她的辩护律师杨绍刚,杨律师也是基督徒;而不是继续与已被社会边缘化、有奶就是娘、乌合之众的访民混在一起。


   
    今天教会牧师证道的题目是《生命的影响力》,教堂散场后,有弟兄姐妹问我,受理第一个拆迁案的案例?
   
    我说,在1985年春任实习律师时,受理上海华东纺织工学院的拆迁案件,直到1987年6月才结案。当时我在上海街道工厂工作,在一家律师事务所业余实习,同厂电工高小弟的家就住在华东纺织工学院附近,私房业主是他的父亲,华东纺织工学院职工食堂的工人。
   
    当时上海第一个开发区-虹桥商务开发区正在起步建设。开发区通往市区的路,要从华纺工学院的校区穿过,再接长宁区的道路通往人民广场,华纺工学院和虹桥开发区都位于长宁区。作为补偿,长宁区将华纺工学院附近地块划给该学院,地块上有许多居民,由大学组织工作组负责居民的拆迁安置。
   
    当时,华东纺织工学院不归上海管,归纺织工业部管,他们称后台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郝建秀。郝建秀原先是只有小学文化的全国劳动模范,由周恩来等保送到该学院学习。文革后,邓小平要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
   
    郝建秀先后任纺织工业部部长、全国妇女联合会领导。胡耀邦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时,有个口头语“启用石秀”,胡耀邦要重用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三个年轻干部,胡启立、乔石和郝建秀。
   
    华东纺织工学院的干部就用中共中央书记处的郝建秀来吓唬我,我这个实习律师所遇到的压力确属空前。当时的长宁区政府和法院自然要站在华纺工学院一边。我的转机是在1987年的4月,当时的中共上海市委书记芮杏文被赵紫阳调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书记,我的姨夫曾在芮杏文任国务院城乡建设环保部部长时,任该部的外事局局长。
   
    也就在1987年的4月,江泽民在上海市政府福州路礼堂,接见进驻上海冶金工业局所属十大钢铁厂的工作组组长,我先后任进驻上海第一和第十钢铁厂工作组的组长。江泽民与我们一一握手、合影后,江泽民向全体到会人员发表讲话,江离我只有五公尺。有关这一节,我已在香港《开放杂志》发表过三千五百写字的文章。
   
    华东纺织工学院的拆迁案,我受理所涉及本校的三户居民家,按照市政府115号文件安置和本校职工福利分房的双份待遇结案;其他居民分别由他们自己请律师与区政府动迁组协商,若达不成协议,由长宁区法院调解或判决。请律师和不请律师结局并不一样。
   
    上海市民为不服政府强迁到北京上访,发生在1994年后,以40岁左右的居民为主,上海访民每个人第一次到北京上访基本是在40岁左右。一些老上访当时均比我小10-20岁,文革前都未完整读完小学、中学。
   
    当我在1985年任实习律师,受理第一个拆迁案时,上海那些后来被称呼为所谓的老上访,还不知在哪儿?那年我35岁,那些比我小20岁的老上访,当年还是15岁左右的少男、少女。当时比我小10岁的人,还是25岁的姑娘和小伙,未成家的人,哪知柴米贵?没生过小孩的人,哪知道父母恩?
   
    1985年,那年我才35岁,沈佩兰是在2003年遇到马桥乡的征地、拆迁,当时沈佩兰已经是51岁了。至今上海一些所谓的老上访,还认为拆迁维权抗暴、上访是他们发起的,与律师们的奉献无关,事实证明中国律师已经是推进法治进程中的中流砥柱。
   
    这些所谓的老上访,至今不仅自己的问题未解决,这些年来,还将一批无知的访民带到了死胡同。
   
    公职律师全面进入北京党政机关
    据5月24日《中国青年报》:
   
    近日,北京市出台了《关于推行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的实施方案》,提出要在该市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国有企业分类推行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到今年年底,北京全市处以上党政机关普遍设立公职律师。
   
    什么是公职务律师?他们首先是律师,也是公务员,说白了是由执政党和政府养起来的律师,专职为执政党和政府服务的律师,他们也有干部级别,例如属国级、副国级、
   
   
   
   
    部级、副部级、局级、副局级到科员级别。他们的办公室、他们的交通、通讯、办案等经费全部由党和政府支出。
   
    对于一个现代法治政府,公职律师是“标准配置”。据统计,美国四分之一的律师在政府机关任监察律师、检察律师或公职律师。在香港约有450名公职律师活跃于律政司、法律援助署、破产管理署、注册总署等政府工作。
   
    公职务律师才是真正提供免费法律服务的律师。上海人口是香港人口的3.5倍,应有1500名公职律师,应由他们为上海市民提供免费的法律服务。
   
    但是,上海访民不仅不向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政府要免费的法律援助服务,而要没有政府和企业薪酬、福利的上海社会律师、尤其是维权律师要免费的法律服务,要上海律师自己拿养家糊口的钱替访民提供服务,这些维权律师还得冒着失去饭碗或坐牢的风险。这些访民还是真正的人吗?还是一个有基本道德和教养的公民吗?
   
    有些访民中的能人,希望律师丢饭碗或坐牢,他们就可做上海访民的领袖人物,这些人不是很可耻吗?
   
    上海访民为何不向习近平要免费律师,为自己提供服务?
   
    习近平主政五年来,全国访民的问题解决了吗?习近平还有五年主政,会向访民让半点步吗?中国维权律师为中国公民,包括访民在内提供了多少法律服务,他们为中国访民提供的服务还少吗?难道他们不是新时代的雷锋吗?
   
    今天指望中国领导人,中国各级政府的干部全部成为精通法律的“全才”和“专才”,显然不现实,也是乌托邦。每个海洋国家都有岛争律师,就是在国际上专门处理国与国之间岛屿争端的律师。中国有岛争律师吗?南海仲裁的成与败,有多少中国公民冷静思考过?
   
    在今天中国公民大量的民告官案件中,作为被告方的政府有多少公职律师出庭应诉?访民不是与一个法盲政府的代理人在打官司吗?今后中国真正实现法治一天,民告官中政府的公职律师代表政府出庭了,难道公民不请律师就有胜诉的把握吗?到了实现法治那一天,中国公民更应请律师出庭,律师价格是市场化的,好的律师自然价格高,每个公民应量力而行,选择适合自己经济能力的律师。
   
    每个国家中的人权律师都是极少数,美国的人权律师占美国律师总数还不到百分之一。要求现中国30万律师人人成为人权律师,那才是中国访民们乌托邦的梦。中国有百分之三的律师属于不听话的律师,这9000律师是中国希望,难道一个觉醒的中国公民对这9000律师,不应像保护熊猫那样保护这些国宝吗?
   
    可以说,习近平心急如焚,让公职律师全面进入党政机关,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向依法治国迈出高明的一步,发出习近平依法治国的强烈信号!
   
    中共的各路反对派人士、维权公民、访民等,若不争取中国9000名不听话的律师,进入自己的团队和自己的家庭,你还有未来吗?
   
    所以,我认为中共还有很大的执政空间。
   (2017/05/28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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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8/20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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