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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比汉奸秦桧还要汉奸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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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不能入党做官
·科学家不能入党做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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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行动使得人人平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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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与虚无主义


   
   虚无主义是一切文明的归宿
   Nihilism is the End of all Civilization
   

   
   第三章
   现代中国与虚无主义
   第三节
   马克思与虚无主义
   
   马克思号召“与一切传统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是一种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其实,这种唯物主义号召本身,依然是一种传统,并非他和恩列斯毛的发明。
   对于唯物主义者而言,只有“现世报”行之有效。
   在1990年代完成的《五色海》里,谢选骏曾经写道:
   所谓“现世报”,在中国民间谚语中是一句诅咒人的话,指的是一个人的罪恶,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得到了报应,而不是等到他死后由别人替他受过,也不是由他的子虚乌有的“灵魂”代替他肮脏的肉体承受罪孽之报,如印度教所设想的那样。马恩列斯毛都是如此得到了现世报。
   “现世报”比前世报应和来世报应优越的地方,在于他是原始的诅咒,不需要借助各种“高级”宗教的死后生命观来支持,同时它也不需要借助靠不住的法律和“社会正义”伪装代表。你既可以据此说它是“披着现世精神外衣的宗教希望”,也可以说它是“对法律和社会正义还有残存的信任”。这种复杂的心情,代表了中国民族精神的脆弱面与矛盾,但同时也透露这比单项的前世报应或来世审判,具有更直接的吓阻力,它不同于宗教神学的是,更富于“习惯法”的特征而较少“成文法”的特征,这与中国人重惯例而轻条文的“非契约性格”也是一致的。
   但“现世报”的观念也导致人们片面地追求现世成功。唯物主义暴君之所以急于“破四旧”,拆毁轮回观念和上帝审判的基础,正是如此迫切地基于极权统治的需要。然而急功近利的暴君行为既已撤去轮回报应和上帝审判的利斧,在其夺取政权之后也就缺乏威慑群众的利器了,所以只能仰仗“不断整肃”恐怖活动来“进行统治”,其权术秘密是用“剪韭菜”的方式来对待国民,只让心智不全的国民存留下来,其余的,或处决或镇压或监禁或管制或流放──暴君们知道,即便你真心承认所有生物都在积累着前世报应的“欠债”,但只要这笔债务不需要自己去偿还,那就没有人会把这笔债务“萦系在心”。当人人都得知了“可以借贷而不必偿还”这一暴君暴民社会的通则时,人们会开始拼命借贷而后宣告破产,让人去替他偿还。
   
   (一)
   
   《虚无主义与马克思:一个再思考》(刘森林)说:
   
   一、虚无主义的三个语境
   何为虚无主义?它是一种普遍的现代现象,还是仅为一种特殊的德国现象?是指一切存在的虚无,还是仅仅指特定存在的虚无?施特劳斯曾谦虚地说:“我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他的《德国虚无主义》一文只想对虚无主义理解得更清楚些。在他看来,虚无主义本来指万物虚幻、虚无的意思——也许只有诺斯替主义和隐微论意义上的尼采虚无主义才真正合乎这一规定。德国的虚无主义并不这样,它“并不意欲包括自身在内的万物全都毁灭,它只意欲特殊某物的毁灭:现代文明”。但德国虚无主义并不在一切层面上反对现代文明,并不认为技术层面的文明创造是虚幻无意义的东西,而只在道德层面上对现代文明有幻灭感,认为它“是寻欢逐利者、追求无责任权力者的渊薮,不啻集各种不负责任、玩世不恭之大成”。因而,这种虚无主义是荣耀尚存的德国思想反对功利主义文化,认定它降低道德水准、鼓吹利益至上、导致分裂与平庸,或者反抗现代性观念、力图寻回古典观念这种理路所导致的结果。在此意义上,虚无主义并非好战,而是好德,是对濒危的道德性的责任感。就像柏拉图的兄长格劳孔那样,确信以一种高贵德性的名义激情洋溢地反对猪的城邦。虽然这种激情、确信本身并非是虚无主义的,但在一战后的德国却导致了虚无主义。现代文明坠入了平庸、低俗、无精打采的“猪的城邦”,“从平庸无奇的现在倒退回激动人心的过去”,以古典的或者新颖的道德拯救现代,就构成了这种思想的基本特征。“在一个全然朽坏的时代,唯一可能的诊治是摧毁朽坏的整座大厦……回到未曾朽坏、不可朽坏的源头。”这种理解着眼于把虚无主义看作对现代文明的一种反思。这种反思着眼于现代文明朽坏了的方面,追究它在何处并如何带来朽坏性和幻灭感。所以,“一位虚无主义者便是知晓文明原则的人,哪怕只是以肤浅的方式。一个单纯的未开化者、野蛮人,并不是虚无主义者”。
   施特劳斯的这种看法无疑把虚无主义与现代化的后发性与现代化的不彻底性关联了起来:虚无主义被认为与现代化晚发的德国赋有一种崇尚荣耀、英勇等前现代价值的传统有关,与更为崇尚古代价值、神圣性存在相关,与“德国哲学最终把自己设想为前现代理想和现代理想的综合”相关。德国深厚的反启蒙文化意识所塑造的德意志虚无主义,似乎不是一种普遍的现代性现象。
   尼采提供了对虚无主义的另一种解释:虚无主义是欧洲文化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虚无主义就是柏拉图主义,而基督教无非就是民众的柏拉图主义。这种柏拉图主义把超感性存在设定为真实存在,由此出发,一切感性存在都被贬低和诋毁为非真实、低级甚至虚幻的存在。只要超感性存在的价值还没坍塌,虚无主义就只是一种孕育,而没有破土而出。只有当被视为最高价值的超感性存在坍塌、遭贬黜,不再被人们认同之时,虚无主义就弥漫上岸了。海德格尔说:“对尼采来说,虚无主义不是一种在某时某地流行的世界观,而是西方历史的发生事件的基本特征。甚至在虚无主义并没有作为学说要求受到拥护,而似乎表现为它的对立面的时候,而且就在这个时候,虚无主义发挥着作用。虚无主义意味着,最高价值的自行贬黜。这就是说:在基督教中、在古代后期以来的道德中、在柏拉图以来的哲学中被设定为决定性的现实和法则的东西,失去了它们的创造力量。在尼采看来,虚无主义决不只是他所处的时代的一个简单事实,也不只是19世纪的一个简单事实。虚无主义在前基督教的世纪里就已经开始了,也并没有结束于20世纪。这个历史性的过程还将延续到我们之后的几个世纪;即便兴起了一种抵御,而且恰恰在有了这种抵御的时候,这个过程仍将延续下去。”
   与施特劳斯在法西斯主义背景下把虚无主义视为一种特殊的德国现象不同,尼采把虚无主义看作一种欧洲文化现象,并在欧洲现代文明像全球化拓展的过程中走向全世界。在它发展到很成熟的状态之后,才随着现代化蔓延和覆盖全球。按照这种解释,成为一种严重问题的虚无主义反倒是西方文化的一种完成、成熟的结果,是现代化彻底性的表现,只有在现代化取得某种程度的成功、现代性成为一个突出问题的时候,虚无主义才会明显地体现出来。按照这种理解,欧洲之外的地区出现虚无主义是与现代化的引进、现代性的骚动直接相关的。中国出现虚无主义只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会有可能。朱谦之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提倡“新虚无主义”,正是中国社会现代化屡遭挫折、新旧文化无法成功对接的一个结果;在由此导致的价值、意义的虚空中,在西洋和东洋传来的个人自由和无政府主义的喧嚣中,价值、意义危机才升腾起来,虚无主义才乘虚而至。暂不考虑对尼采虚无主义的不同理解,就此而论,这种视虚无主义为柏拉图主义、也就是超感性价值王国遭废黜的观点构成了第二种意义上的虚无主义。
   从理论逻辑上说,更极端的虚无主义是诺斯替主义。因为尼采上述意义上的虚无主义只是消解超感性世界,认定其虚妄和假惺惺,但绝不否定感性世界在舒适、物质丰裕、安全等方面的价值,也不否定在抽象平等、民主等层面的精神价值——这些东西在尼采看来只是末人所追求的不真实的虚妄存在而已。对末人来说,现实生活世界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都有值得相信的价值与意义。但诺斯替主义不同,它完全否定了我们所生存于其中的现实世界,认定这个世界是一种完全的堕落,人的拯救在于充分地意识到这一点,意识到我们有灵之人来自另一个与这个物质世界完全不同的遥远异乡,并靠灵知返回到那个遥远故乡。诺斯替教徒崇尚的最高神是绝对超凡脱俗的,以至于绝对到这样的程度:这个神与我们所处的这个宇宙的性质根本不相兼容,她既没有创造,也并不统治我们这个世界;她超出普通人的认知能力之上,也是普通人无法与之沟通的。
   作为一种宗教,诺斯替主义(灵知主义)设置了一种绝对的二元论:神性世界与堕落的物质世界。喻示着纯粹性、神性、主体性、永恒性、光亮性、崇高性、善的“灵”与物质性、杂多、无精打采、必死性、幽暗、堕落性、恶的“肉”是绝对对立的。前一个世界真切、崇高、纯洁、富有意义,是“神”或“神性”的世界。人,即本真的自我,原本就来自这个世界;但现在,肉体的人却被抛入这个物质世界,经验的自我就是被抛入了与神性世界迥然相反的另一个世界。这另一个世界是虚无、颓废、低俗、物化和无意义的。虚无主义就来自这样的一种把世界二元化的理论立场,也就是一个世界真切、崇高、纯洁、富有意义,而另一个世界虚无、颓废、低俗、物化和无意义的灵知主义立场。两个世界的相通依靠的是人作为主体的觉知,人对自身具有的灵性的觉知,即对深层自我的认识。而人所处世界与神无关的特性,或缺乏神性的特质,使得人孤立无援,孤独求救——得救的希望就在于摆脱这个低下、虚幻的世界,发展自己的内在性。这与尼采所说的神死了的现代处境极为类似。不过,按照约纳斯的说法,在诺斯替没有提到当下的公式中,“尽管我们被扔进时间,但我们却有永恒的起源,也有永恒的归宿。这就把诺斯替的内在于宇宙的虚无主义置于一个形而上学的背景之中,这个形而上学的背景在现代对应项那里是完全不存在的”。“现代对应项”就是20世纪虚无主义的代表——存在主义。
   可以设想,当这种更为激进的诺斯替主义二元论与柏拉图主义相结合时,引发、制造、提升虚无主义的效果会有多大。伯勒尔就说:“东方灵知主义的异化和救赎神话渗入了西方毕达哥拉斯派和柏拉图派的宇宙理性之中。从希腊美好的、神性的、充满光照的宇宙中产生了‘黑暗的帝国’和恶魔的统治,神性从而被理解为彻头彻尾的他者,被理解为彼岸的光照和亲善的主体性。这预示着那受灵与肉的物质羁绊、被恐惧和迷惘折磨的人类的精神自我,预示着自我的‘灵性’。”自然世界无灵性、不自由,只是宿命和必然;而人原本属于的神性世界则充满灵性和自由。这样的立场和二元框架后来成为近代思想的基本设定。这个直接锻造了现代虚无主义的二元对立设定更接近诺斯替,而显然离柏拉图更远。由于诺斯替教派别众多,传播甚广,它的一些支派早已在亚、非、欧三洲传播。属于广义诺斯替教的摩尼教以及与诺斯替教密切相关的景教早在唐代就传到了中国。所以,如果按照诺斯替主义提供的标准,虚无主义在中国出现和扎根就不是随着现代性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发生的事,而是一千多年前就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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