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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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仁本主义道路

走仁本主义道路---独尊儒术微论

   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说:

   “凡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

   六艺之科即六经学科,孔子之术即孔子之道,即中道、天道、仁道、五常道,于政治为王道,也就是儒术。凡是不属于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的其他学科学术,都不能让它们意识形态化,不能让它们与儒学同步同位。这就是“罢黜百家,表彰六经。”此语出自《汉书》,说:

   “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然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这些政治举措,都是“表彰六经”的表现和结果。“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就是独尊儒术。独尊儒术,这里的术指的是道。《广雅》说:“术,道也。”道术二字连用,“术指道之用,道无术不行;术字独用,有时与道字同义。独尊儒术就是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允执厥中,以中道为意识形态,以五常道为普世价值;就是坚持仁本主义道路,实行坚持王道政治,就是以儒立国,以儒治国。

   以儒立国,是将仁义道德上升为国家精神;以儒治国,是实行中华宪政,建设兼备西方民主制、上古禅让制精华的新礼制。在此新礼制下,民众的信仰和言论自由,包括反孔反儒的自由,都可以得到切实的制度保障。当然,教师和官员例外。他们如果公开发表反儒言论,会被依礼惩处,最严重的惩处是削职为民。 很多事情,过犹不及。唯独尊儒,只有不及,没有过。不会过。因为儒学原则是中道,是仁义,是诚正。于个体,追求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圣德;于政治,倡导敬天保民的仁政。都只有不及之忧,绝无过度之虞。儒家致力于致良知、致良制、制良器。良知的光明度没有止境,政治、制度、精神、物质的文明度上不封顶。

   儒家对“性与天道”的认证最为全面正确,是真正的中道。中道主义思想体系具有至高无上的正义性、真理性、普适性。儒家适用于和平也适用于战乱年代,适用于富盛也适用于贫瘠社会,适用于治国平天下也适用于革命。

   儒家支持、参与的革命,正义性和成功概率特别高,儒家领导的革命就更高了,绝顶正义,必然成功。在中国,没有儒家支持和参与的“革命”,必非正义,是造反,乱人贼子所为。

   认为儒家只适合于和平富裕的时代,是一大误会。这个误会由来已久。鲁二生对叔孙通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此说浅薄。礼乐制度可以慢慢完善,王道政治随时可以实行。葬死养伤,与民休息,利用厚生,富之教之,皆王道应有之题义。

   允执厥中,就是执住了中道,执住了宇宙生命的本质之全。那样才能大本确立,也才能从善如流,海纳百川,真正的执大象,天下往。

   中道主义也可以称为仁本主义,其传承谱系就是道统。我有一句诗:摄取中西归道统,诸家共捧大旗仁。这个道统不仅统括四书五经,也可以尽摄传统诸子百家之优点,还可以摄取西方文化和文明的精华。立足于儒家,就是立足于人道、王道、中道和天道。没有比这更高明广大而又精微中正的学说了。

   有老友指出,仁本主义这个概念用字重复,主义就是本位之义,故称仁本和仁主义即可。没错,但这个概念的提出,原初之意是为了“对应”人本主义的。人本主义岂不用字重复?已经约定俗成,就没必要改动了。另外,儒学对应人道主义,可称仁道主义;对应人格主义,可称仁格主义。

   任何政治和制度背后,必有相应的指导思想。西方中世纪依托耶教,现代民主政治依托自由主义,暴秦依托秦法家,洪杨帮依托拜上帝教,古代儒式君主制(包括公天下禅让制和家天下世袭制)依托儒文化,马家政权帮依托马主义。汉初儒道并尊,非儒非道,思想杂乱,其实也是一种指导思想。

   但指导思想必须一家独尊,不能杂乱,否则国家精神混乱,政治道德紊乱,官民无所适从。汉朝政治问题重重,根源就在于思想杂乱。关此,我在《春秋精神》一书中有详析,兹不赘。其次,独尊的思想文化必须正确,正确性越高越好。

   东海察遍古今中外,可以用以立国即作为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的文化只有两种:儒学和自由主义,即仁本主义和人本主义。其它任何思想文化体系,包括佛本主义、神本主义、物本主义及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等各种集体主义,统统不行。也就是说,所有政治学中,儒家外王学品质最高,其次是自由主义。其它学说都不良,马学和纳粹最不良,一旦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必有大难。

   至于三民主义,虽非邪说,品格低下,立不起国,可谓不好不坏。国党政治凝聚力、社会控制力低下,就源于三民主义的不坏不好。不坏,对于刁民暴徒盗贼黑社会恶势力,都没有吸引力;不好,没有形上信仰和道德根基,团结不起、更培养不出君子;国民党对于民众,无德以导之,无礼以齐之,对人民不负责任,负不起政治领导、文化启蒙、道德教化的责任,根本原因在此。

   一味顺从民意,甚至逢民之恶,这是国民、民进两党的共性,也是当年国民党丢失大陆的重要原因。国民党领导层包括蒋介石父子,不失为正人好人,但距离儒家士君子还差得远,作为政治家大大不合格。

   西南联大堪称国民党一大教育成果,实质上也很有问题。学校当以儒家经典为第一学科,在读通儒经、学有所成的前提下,研究古代诸子和西方百家。西南联大自由过度。联大学生汪曾祺回忆说:“老师讲课绝对自由,讲什么怎么讲,全由自己掌握。”教授们“都以开创性见解为荣,以照本宣科为耻。”这种无限度的自由,为异端邪说进入学校大开了方便之门。

   宗教有正邪之别。但无论正邪都不能指导政治,不能政教合一,否则必有大患。佛教是正教善教,是古往今来最好的宗教,同样不能指导政治,否则流弊深重。例如,割肉喂鹰舍身饲虎,佛陀可以,佛徒也可以,但不宜向社会倡导,不宜引导官民贵物贱身、贵畜贱人。历史上佛教过于兴旺、佛理渗入政治精神的国度和王朝,如梁朝、武则天朝和元朝,无不问题严重。

   西方古代独尊耶教(神本主义),导致了漫长的中世纪黑暗;现代独尊自由主义(人本主义),文明度才迅速上升。然复须知,自由主义正而不中,非中道,故现代文明虽好,能够抵达的高度终究有限。唯有儒家,大中至正,最适合独尊。唯有独尊儒术,才能建设礼乐制度,实行王道政治。

   思想信仰不妨自由,立国思想必须一元。自由主义就是现代西方各国的立国思想。自由民主平等人权法治,作为西方普世价值,其实就是自由主义五常道、五原则。其它任何主义学说,享有言论信仰自由,但都不许在政治上违反自由主义原则。

   自由主义在西方享有实质性的独尊地位,即指导思想地位和宪位,这是东海二十年前提出的观点,或许是东海的独见。盖二十年来,所有听闻这个观点的自由派,或不认同,或有疑虑。这是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件事:自由政治必然独尊自由主义,这么浅显明白的道理,这么彰明昭著的事实,怎么他们就看不见呢?

   摆在中国面前有三条路:马路、西路和中华路。马路是老路,无论怎么改革,无法改变极权主义的本质;无论怎么学习,很难学到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的精华。西路、中华路都是新路。走西路,需要儒家配合;走中路,必须儒家作主。

   我认为,力推儒家化,比追求民主化更重要,更有意义。儒家化纵然未能化出礼乐王道,一定程度的儒家化也可以大大提升民主的质量。在中国,没有儒家的复兴,纵使侥幸民主,必然质量堪忧,台湾就是殷鉴。

   反掉了儒家,新礼制固然不可能,民主制也会丧失立足之地。五四反孔反儒反传统,恶果累累,最大的恶果是败坏了人性,恶化了社会。反掉了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让朝野各界都丧失了辨别是非、正邪、善恶、华夷、人禽的基本能力。异国的好东西百学不会,坏东西一学就会。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百年流行的一句老调。殊不知,取精去糟,需要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还需要一定的择法之眼,也就是《大学》的格致能力,《中庸》的明辨功夫。如果立场观点方法错误,或者缺乏法眼,就会是非颠倒,黑白混淆,去其精华,取其糟粕,把坏东西看成精华拼命吸收,好东西当作糟粕凶猛排斥。这就是反孔反儒的成果之一。

   马邦人喜欢骂人辱华,殊不知,反儒才是最严重的辱华。侮辱中华文化和文明,侮辱孔孟和历代圣贤,这种辱华运动发端于五四,高潮于文革,至今余波荡漾。大量辱华分子得不到应有的批判清算,反而成为名家大师,饱受世人尊崇。最可笑的是鲁迅,一个学问无头、文品低劣的杂家,居然被抬举为民族魂。

   我称百年启蒙为负启蒙、倒启蒙,开始由反孔反儒的劣人领衔,居下临高,高人皆边缘化;后来由无产阶级愚民挂帅,居邪临正,正人亦邪恶化。马相伯说:“我是一条狗,叫了一百年也没有叫醒中国人。”太谦虚了,岂止没有叫醒而已?本来不多的觉醒者也被你们催眠啦。

   有人反掉儒家,反对以儒立国,出发点不错,是反对家天下君主制。殊不知,儒家同样反对制度复古。三代不同礼,古今礼制更不同。“礼,时为大”,要合乎时宜和具有时代性;“礼以义起”,古代没有的制度,只要合乎仁义原则,可以新制。若有现代周公,可以制礼作乐,参照古代禅让制和西方民主制,建成中国特色的新礼制。

   儒学作为指导思想,对政治制度有一定的要求和规定:政治必须是敬天保民、以民为本、仁民爱物的仁政,制度必须是德主刑辅、礼乐刑政兼备的礼制。至于具体形式,因时而异。古代有过公天下的禅让制,家天下的君主制,家天下又有封建制、郡县制之别,清末儒家群体还差点开出君主立宪制。

   晚清高度赞扬西方政治、主张学习西方文明的都是儒家。如果康有为集团变法成功,赶超西方并不难。可惜受到朝野的夹击,回天无术,终归失败。慈禧牝鸡司晨,颟顸短视,自侮自伐;孙党私心作祟,爱国无实,捣乱有术。当然,康有为德智不足,难当大任,也是变法失败的内因。

   清末至今,百年倒退,百年邪路,中华民族又到了改邪归正、重新上路、重上正路的时候了。这是时代的大势,历史的必然,天理的必然,不以任何人物、势力的意志为转移。

   不过,独尊儒术还有一个过程,目前的条件还远远没有成熟,民德民智还颇为低下,反儒实力还根深蒂固。所以,期望当局去马尊儒,以儒立国,完全不现实。无论习先生真实想法如何,有限尊儒的做法最合乎中国之宜、时代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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