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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中国“穿墙党”在行动——“逃离雾霾,冲出围墙”


   
   
   在当今中国,雾霾堪称北京“带血的GDP主义”发展模式的图腾。 “逃离雾霾,冲出围墙”已经成为一个时代性的最新口号!这一口号正在引发中国第四次移民浪潮,冲关穿墙,“走向没有墙的世界”。正是基于这一意义, 本文称这种势不可挡的移民大军为“穿墙党”。
   

   
   
   重温历史的一幕
   
   
   
   20世纪那个80年代,不仅在苏联激发了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在中国导演了的“六、四”风波,在波兰复兴了独立工会运动,在匈牙利造成了共产党内部分裂,而且更具象征意义的就是摧毁了延续半个世纪的德国柏林墙。28年间,德国柏林墙隔绝了东西柏林,分割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也制造了不少骨肉分离的人间悲剧。记得柏林墙倒塌20周年纪念日时,一面由巨型多米诺骨牌仿制的“柏林墙”被推倒,让人们重温历史的一幕:那条始建于1961年8月,长达154公里之下曾抢杀过无数条生命的柏林墙,弹指间土崩瓦解。由此而导致了一场持久封闭、压制在民主德国专制体制中的千千万万自由个体,纷纷拥向西方的移民浪潮。
   
   
   
   接着,1991年12月25日,作为“雅尔塔格局”的东方世界领袖苏联正式解体,全世界所有电视观众都在跳跃闪烁的荧光屏上,目视了本世纪最令人震惊、激动的一幕——红色帝国苏联国旗,从克理姆林宫旗杆之巅缓缓而降。那一刻,与全球大多数民众欢呼雀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被赶下台的红色权贵及其拥护者们灰头土脸,倍加失落,至今记恨尤甚。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就提出了缓和东西对抗的“新思维”,并单方宣布“冷战的结束”。苏联逐步确定了新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哲学,即把全人类利益放在阶级利益之上;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观念高于一切,国家关系需要也有可能“非意识形态化”,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使命就是“确立全人类价值在世界上的优先地位”,在维护意识形态纯洁性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只能牺牲前者。伴随着柏林墙倒塌和前苏联解体,从此改变了人类发展过程中东西方相互对抗的历史。这段历史,就是以共产阵营土崩瓦解,全人类大多数人终于共同承认了普世价值为标志的历史。今天,无论红色保守派们如何歪曲民意,编造谎言的对其污名化,都改变不了它名垂史册的时代辉煌。
   
   
   
   改革开放后的移民浪潮
   
   
   
   柏林墙倒塌后的20周年纪念日时,中国体制内开明杂志《炎黄春秋》就曾发表过李英《柏林墙倒塌目击记》和清华大学历史教授秦耕写的《还有的多少墙需要拆掉》等文章,而《南方都市报》社论曾以《期待一个没有墙的世界》为题写道,柏林墙的倒塌改变了世界的面貌,更期待中国走向一个没有墙的时代。从那时起“期待走向一个没有墙的时代” 融入普世价值凝聚的人类文明主流,便成为了当今中国民众追求的一个目标。
   
   
   
   然而,事实总归是事实。中国的“四项原则”筑起的“柏林墙”并没倒塌,这便导致了改革开放后,形成三次“穿墙”移民潮,纷纷拥向西方。第一次,是上世纪70年代,随着国门打开,很多有海外关系者鱼贯出国,团聚不归。1989年“六四血案”后,中国出现三个方面的快速增长:一是经济快速增长,二是腐败快速增长,三是移民快速增长。这便有了第二次“穿墙”移民朝。这次移民主要是技术移民与国外留学不再回来的群体。2010年左右又出现了第三次“穿墙”移民潮,这一波有两大特点,一是数量大,二是层次高,与前两次不同的是,移民的主体是高官、高知和富翁,而移民的手段主要是投资。也就是说,中国三高群体为代表的“既得利益者”也开始移民。中国官媒《人民日报》曾报道称:“十七大期间,代表参阅的一份很保守的资料表明,十五年外逃干部六万一千多人。自一九九二年以来,公职人员(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驻外机构公派人员)外逃,或随代表团外访、探亲、旅游逾期不返,公派人员学习、工作期满不归等,共有六万一千五百七十七人。”
   
   
   
   新当家人上台补墙、固墙,深墙高筑
   
   
   
   中国改革开放至今,发展出高度集权、高压维稳、全面腐败,加“带血的GDP主义”的综合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已经导致了生态破坏、资源枯竭、食品毒化、公权任性、官民对抗、正义沦陷,各种社会矛盾激化。中国民众如同当年东德民众一样,出现了千千万万自由个体,发挥着“无组织的组织力量”,纷纷拥向西方的“穿墙”移民浪潮。
   
   
   
   中共新当家人上台以来,忧心前苏共垮台教训,陷于颜色革命恐惧,多次强调防止出现“颠覆性错误”,不仅封杀社会异见,更高悬“党纪党规”,试图想找回前苏联红色帝国那种存在感。这意味着在中国的“柏林墙”必须不断修补、加固、加高。 新当家人曾在著名的“八·一九”讲话中早就明确指出,不能搞“爱惜羽毛”、装扮“开明绅士”那一套,强调“敢于亮剑”,“不做骑墙派”。2016年8月5日,中共喉舌《环球时报》也曾刻意刊出妖魔化苏东波社会变革文章,恫吓民众称,中国一旦走向动荡,决不会像苏联那样相对“文明”地解体,中国“崩溃”将被战争和流血一路相伴。此文十分典型地泄露了多年来官方一直在利用民众一部分人“求稳怕乱”心理,抵制、瓦解大众形成谋求社会变革、反抗官方压制的统一战线。中共党媒人民日报,更罕见地以整版篇幅刊登五位太监“学者”文章,警告不能“掉入颜色革命的陷阱”,声称“颜色革命”是美国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强行将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强加给所在国家,是西方势力推行干涉、大搞颠覆的工具。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甚至在《“颜色革命”危害深重》一文中痛斥颜色革命“是国家安全之敌、动乱之源、人民之祸”
   
   
   
   在2015年12月11日至12日的“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新当家人发表讲话,把矛头直接对准了“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指责“有些人甚至党内有的同志没有看清西方普世价值里暗藏的玄机,成了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吹鼓手”,并举例称,在西方价值观念“鼓捣”下,一些国家被“折腾”得不成样子,“整天乱哄哄的”。今年元旦后,新当家人又就政法工作下“旨”强调,要“把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放在第一位”,导致2017年起始整个“刀把子”系统全体动员,风声鹤唳。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14日应声“接旨”亮剑,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指示要坚决抵制西方“宪政民主”、“三权分立”、“司法独立”,强调“法院姓党”中共意识形态主宰审判。
   
   
   
   这是继官方与民间“毛左”沆瀣一气,重演文革,围攻、惩罚邓相超教授后的又一个标志性事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贾敬龙杀官事件不断涌现,暴力复仇活动遍地开花,“雷洋冤死涉案警察不诉,引发民众对公权力草菅人命愤怒沸腾,而官方以放宽警察开枪权应对。正可谓政治雾霾与自然雾霾同时叠加,刷爆大地。
   
   
   
   一个时代性的最新口号
   
   
   
   在当今中国,雾霾堪称北京“带血的GDP主义”发展模式的图腾。 “逃离雾霾,冲出围墙”已经成为一个时代性的最新口号!这一口号正在引发中国第四次移民浪潮,冲关穿墙,“走向没有墙的世界”。正是基于这一意义, 本文称这种势不可挡的移民大军为“穿墙党”。
   
   
   
   据悉,现在北京的移民机构咨询者迅速增加甚至爆满,不少客户要马上办理移民,宁愿多花钱,刻不容缓。中国社科院曾发布全球政治与安全的报告称,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目前约有4500万华人散居世界各地,流失的精英居世界首位,据媒体报道,中国拥有资产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的富人中30%已经移居海外,尚有47%左右准备移民。高官送老婆孩子在美国,更是公开的秘密。近年,大批知识分子阶层也开始了移民之旅。可见,第四次“穿墙”移民潮是全方位的,走的更坚决,且全家移民的趋势也更明显
   
   
   
   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5)》显示,每年中国移民者高达84.85万人。这个庞大的“穿墙党”用脚投票,其中当然有环境原因,有教育原因,但其最关键的则是社会正义沦陷的政治原因。如此决绝的移民潮,已经说明中国国民已失去安全感,特别是精英阶层,比一般国民更为敏锐。他们的决绝出走,正在加速这个民族的溃败。如此“穿墙党”,一是带走了巨额财富,二是流失大量人才,三是导致人心溃散。可谓是整个国家之痛! 毫无疑问,有能力移民的人都可以说是精英,而那些没有能力的,甚至不惜偷渡,用生命作赌注来否决中国特色的“四个自信”。他们中大多不是“推墙派”,不是异见人士,更不是敌对势力,但对权力围堵,却比“推墙派”,异见人士,敌对势力,发挥着更直接、更彻底、更具震撼力的冲击作用。
   
   
   
   对此,易中天教授有一段精彩的点评,他说,“现在移民潮无非就是两种人:财富精英和知识精英,而财富精英和知识精英移民带走的是财富和知识。如果一个国家的财富和知识都被带走了,那么留下的只有贫穷和愚昧。一个贫穷和愚昧的国家需要的是什么呢?一个皇上,一个强权的政府。越是贫穷、愚昧,就越是寄希望于一个好皇上和强权政府。而这个政府如果越强势,那结果是越贫穷、越愚昧,从而陷入恶性循环。专制只能留下愚昧,而民主可以吸引人才。”反过来说,社会精英更会选择政治民主与宽容的政治制度。今天中南海的当权者,在中国特色的“雾霾”生态中,试图补墙、固墙,加高,反而更加激化了“穿墙党”更大规模的移民行动。
   
   
   
   眼下之中国,所谓“四个自信”的歌功颂德,不过都是那些权贵、太监加“五毛”们的精神自慰而已。鲁迅早就说过“墨写的谎言,掩不住血写的事实”。如今,在中国公民网上“翻墙”已经成为势不可挡潮流的同时,“穿墙党”更大规模的移民行动,充分例证了,中国特色从自然生态、文化环境到制度层面,都已经难以给予公民以安全与尊严感。以邓相超、贾敬龙、雷洋等为符号不断涌现的标志性事件,揭示出中华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浊气压城、正义沦陷、法制不彰、公权妄为、人权难保的现实,导致了公民连政府治理雾霾的能力都不再抱有任何幻想,社会精英只能绝望地用脚投票!这也由此充分印证了这个国家的心散了、梦碎了、一切的希望都破灭了,否则谁也不会选择背井离乡的诀别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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