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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自由，独立精神” 之呼唤
非智
一
现在的中国人有着一种很独特的习惯，就是喜欢私底下论政，特别是在互联网，在微信上论政，这是同这个民族长期以来鲜有公开说话权利分不开的。
先秦之前，人们还是可以公开论政，可以在镇上的大街上，对着来往的人，大谈自己的主张，抨击当政的无能。如果稍有学问的，还可以结社招收弟子，自成一家，就像孔子一样以办学之名，实际是在公开结社议论时政。当时各个大小国家之间的关系，真有点像当今西欧国家之间关系一样，既有文化传统的关联，又各有自己的政治体系。中国历史上真正有过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只有在先秦之前体现过，并由此出现了各种哲学观点和思想理论，到目前为止，中国所谓的文化哲学思想，除掉从欧洲过来的马列主义外，都源自于先秦，中国人在思想界、哲学界一直到如今，都还没有一个能超越老子和孔子。在秦一统天下后，中国就再也没有真正形成自己独特哲学思想的人，即便“心学家”的明朝王阳明，也是在儒家的范畴内思考问题。
自从秦始王统一中国，一直到1911年中华民国的建立，中国长期处于帝王专制时代，二千年来改朝换代，但体制不变，都是帝王制，都是皇帝一人说了算，都是“朕即法”，故此，可以说，中国人二千年来虽然换了不少朝代和帝王，但一直被同样的体制所统治。这种帝王体制最大的特点，就是禁止人们有自己自由的思想，独立的精神，人们只能顺从统治者的思想，任何有悖于统治者的思想，都是大逆不道的，严重者，则有被杀头的危险。中国人因为思想而被砍头的太多太多了。即便明朝的李贽在思想上实际上并没有跳离儒家思想的主流，只是在观点上对儒家思想作了挑战，就被认为异端学说而被投入监狱，最后自杀而死。没有思想自由，没有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的自由，这是二千多年来中国人最大的悲哀。
一个国家，人民由于思想，由于政见，由于哲学观点而被定罪，这个国家就缺乏生气，最终也就没有活力。即便生存下来的民族，也是没有灵魂的民族，国家则是没有思想的国家。一个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灵魂的国家和民族，武力再强大，也难以征服世界。中华民族之得以延续，全赖于先秦之前所留下的文化，有着孔子、老子哲学思想的延续，便逐渐成为民族文化，一代一代传下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自于先秦之前的思想大迸发，除了儒家、道家外，我们还有杂家，法家、墨家，名家、纵横家、兵家等等思想大家。自从汉武帝接纳董仲舒的儒家为主的建议后，继后的历朝皇帝多以尊孔为国家政策，并限制不是儒家思想的出现，因此，渐渐地再也没有新的思想新的哲学的出现，甚至连精深高远的老子思想所主导的道家，也蜕化变质为“赶鬼逐妖”的道教。
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兴起，不仅借助于武力，更多的是文化的传播。从最早的古希腊起，就因为其哲学思想的影响而促发了希腊的强盛，即便后来代表希腊文化的亚历山大帝国分裂，但希腊文化由于其有着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等思想大家，一直影响到现代我们的生活。中国的先秦文化和哲学思想，也传播到周围的几个亚洲国家，在日本、韩国、越南、缅甸都有着中华文化的痕迹。特别是日本，在历史上其统治者相对中国的统治者在思想上宽松，故此在这个国度的文化哲学思想获得了比之中国文化的更多飞跃，“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又接受了西方影响，在哲学思想上更接近西方文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出现了有影响的井上哲次郎的把欧洲合理主义和东方直观思维结合一起的”圆融实在论”哲学。是井上哲次郎第一次将东方的哲学思维同西方的思维观念结合一起，从而形成了东方新的哲学理念，我们现在所讲的 “形而上学”概念就源自这位哲学思想家。
中国自从秦大一统后，在思想上限制人们的思考，凡是不利于大秦帝国利益的思想哲学都被禁止，凡是同大秦帝国教育相违背的文化传统的东西都要毁灭，故此出现了“焚书坑儒” 这种对文化的巨大摧残，并导致了先秦一些珍贵的典书失传。历史上这样对文化文明大破坏，直到近代又重复出现了一次。这一次是由自认为“超过秦始皇一百倍”的毛泽东亲自发起的，所毁灭破坏的文化文明远超秦始皇，而且，在思想上对人们的禁锢，则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任何一个皇帝都无法可比。从1949年建政后，中国就再也没有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精神，将文明横扫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这是毛泽东所乐意干的事，而且也干的极为成功，除了我们知道的元朝时把有文化的人列为第九等级的人外，再有，就是毛泽东在建政后，又把有文化的人打倒，将有文化的人列为“臭老九”，让有文化的人永世不得翻身。
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斯文扫地时，丑陋就登上了舞台；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明被糟蹋时，凶暴就成了主宰。中国的文革，彻底地实现了斯文扫地，文明低头的毛泽东的欲望，延续到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目前为现任中央领导所担忧的人民的道德水平，就是毛泽东建政后所推行政策的直接结果。
二
对思想的禁锢，对人权自由的迫害，这是人类对自已同类的最大伤害。人之所以有思想才成为人，人在上帝赐予的土地上应该享有上帝所赐予的生存的权利、追求幸福权利和延续后代的权利。看一个民族是否是幸福的民族，就看这个民族是否拥有生存自由的权利，是否有追求幸福和延续后代的权利；看一个国家是不是伟大，就看这个国家的政府是否提供给她的人民适于生存的环境，是否提供给她的百姓追求幸福的机会，是否营造了让其人民繁衍后代的有利条件，如果没有，这个民族就没有什么可骄傲，这个国家更没有什么可赞美。如果一个国家的全部目的是聚全民之物力财力来维护一党政制，那么，不管这个党多强壮，党军多强盛，国库多殷实，这个国家就不会是个伟大的值得人民拥护爱戴的国家。
欧洲国家在十七、十八世纪时期，开启了思想文化启蒙运动，各种思想思潮有如中国前秦的思想争鸣，而且这些思想家、哲学家多数是在王公贵族的支持下宣扬他们的思想，这一点也很像春秋战国时期，那些有权有势王公贵族大量“养”士一样，让这些士能在阐述自己的思想哲学时，不为饥饿所困。法国“启蒙运动三剑侠”的伏尔泰和卢梭，都曾在贵族的庇护下，完成了他们唤醒沉睡许久的欧洲人民的运动，并因此让欧洲人民从中世纪的禁锢中走出来。可是，三、四百年已过，在曾经有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国度里，经过二千多年的思想禁锢，现在人们又再呼唤着一个“新的启蒙运动”，期待着类似法国“启蒙运动三剑客”人物的出现，呼求着再一次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国，确实需要再一次地彻底的思想解放和人格解放，确实需要提供充分的思想自由和人权自由。
如果人类社会连最基本的人的生存、幸福和言论自由的权利都没有，这个社会的存在就违背了人性。即便在这个社会里，为个人提供了山珍海味和舒适住宅，但没有思想自由，没有精神独立，没有个人追求幸福和生存的权利，那些享受也就成了动物的享受，人也就成为动物，最理想的待遇也不过是宠物。在此，我不禁要问：有谁，愿意放弃做人的资格，把自己当成动物任人圈养？没有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的存在，这个世界最终就成为那些阴谋家，野心家和独裁者的世界，人民也就不存在了，所有存在的就只是在这些阴谋家、野心家和独裁者眼里的蠕行动物。
陈演恪先生说：“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人，要成为自己，就必须要有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精神，要讲自己的话，要有自己的主张和观点，这是天地间的原则。
49年建政之前，清华大学的校训写着这些话: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建政后，就只剩下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后面两句“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从此再也不见了， 不仅在清华大学不见了，在整个大陆中国也不见了。从那时起，就再也没有什么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的存在，故此，也说明了，建政之后，中国就再没有思想家哲学家能够生存和产生的最根本的原因。
“万马齐喑犹可哀”，剪断禁锢的铁网，目前正从互联网开始。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时代，或许，中国人现在私下在微信、互联网里的论政，最终将有一天，出现法国“启蒙运动三剑客”似的人物，来唤醒人们打破这“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清扫弥漫北京的雾霾，从此换来一个蔚蓝的天空和崭新的中国。
2016年12月14日
（2016/12/15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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