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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的暴行


   《争鸣》/2016年10月号第468期
   
   难以置信的真相
   

   四支电警棍开始电击我,我感到所击之处,五脏六腑、浑身肌肉像自顾躲避似的在皮下急速跳躲。我痛苦的满地打滚,当王姓头目开始电击我的生殖器时,我向他求饶过。我的求饶换来的是一片大笑和更加疯狂的折磨。⋯⋯“你丫的不是说共产党用酷刑吗,这回让你丫的全见识一遍。对法轮功酷刑折磨,不错,一点都不假,我们对付你的这十二套就从法轮功那儿练过来的,实话给你说,爷我也不怕你再写,你能活着出去的可能性没有啦!把你弄死,让你丫的尸体都找不着。”⋯⋯不知何时,有人在我头上、脸上撒了尿。三支电警棍开始电击我,我毫无尊严地满地打滚。十几分钟后,我浑身痉挛抖动得无法停下来。⋯⋯接着,我被架着跪在地上,他们用牙签捅我的生殖器。我至今无法用语言述清当时无助的痛苦与绝望。在那里,人类的语言,人类的感情没有了丝毫力量。
   
   这是高智晟律师在他的《黑夜、黑头套、黑帮绑架》所描述自己所受酷刑的一个片段。此前他对法轮功学员所遭受迫害的情况作了大量的调查,并以致中共领导人公开信的方式公布于世。他是最早、也最勇敢地揭露中共当局迫害法轮功的少数几人之一。说实话,我几次没有读完就放弃,几次想要接着读却不敢。我多么希望那不是真的,但那的确是真的。人承受苦难的能力是有限的,正如T·S·艾略特所说,“人类无法承受太多的真实”。
   
   为了报复法轮功,为了让他们放弃信仰,中共对法轮功的镇压和折磨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从中共最高党魁的指令,到下面执行者的“宁左勿右”、“凶残比赛”,十五年来,法轮功学员遭遇了一场巨大的人权灾难。“六一○”和其他工作人员打死法轮功学员,不会受到法律追究,这成了一条不明文的规则。而对法轮功学员进行任意绑架和关押,更不会受到什么约束和处罚。这一正在进行的反人类暴行,完全出自政府的命令、策划和指挥。据明慧网统计,从一九九九年七月到二○一六年九月,共有四千零三十名法轮功学员惨遭迫害致死,被害者平均年龄五十四岁,东北三省和河北省迫害致死的法轮功信众都超过四百五十人。从大量不忍卒读的虐杀细节来看,完全可以和奥斯威辛相比。二○○七年,加拿大前亚太国务卿、资深国会议员大卫·乔高和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两人进行独立调查,结论是“曾经发生,且至今仍然继续存在,对非自愿的法轮功学员进行大量器官摘取”,并以“这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形容;且从取得的证据显示,这种器官摘取在中国许多省份都在同时发生着。
   
   沉默是助纣为虐
   
   我不打算在这里重新描述法轮功学员所受到的惨绝人寰的折磨,在这个互联网时代,想找到这些信息易如反掌。但比这些屠杀、暴行和酷刑细节让我更震惊的,却是世人可怕的沉默!
   在中国,人们对法轮功问题闭口不谈,好像完全没有存在过一样。在互联网上搜索不到法轮功的任何消息,在微博、微信上,几乎没有这个话题的任何讨论。记者绝不会花一秒钟去考虑采写关于法轮功的新闻,无论绑架一百人还是弄死一百人,知识份子和作家不会以此题材进行写作,学者绝不会去做相关的学术研究。绝大多数律师对法轮功案件避之唯恐不及,有些自称的“死磕律师”也拒绝代理法轮功案件。甚至一些民主人士、异议人士、人权工作者也从不提及法轮功问题,好像这不是一个和人权有关的问题。
   
   在国外,情况也好不了多少。主流媒体不愿意报道法轮功的新闻;政客不谈、作家不写、学者不研究,甚至相当多的人权机构也不愿意谈及法轮功。他们不知道真相?
   
   问题也许不是无法知道,而是人们不想知道。一九九九年全中国展开对法轮功的疯狂镇压,开启全部宣传机器、舆论机器,对法轮功进行大批判和妖魔化:自焚、得病不吃药、围攻中南海等等。在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几乎到了人人过关的程度。我记得当年我在北大读博士,每人都要写一份对法轮功的书面认识交上去。我、许志永和另一位北大博士还被安排参加一个座谈会,北京很多所高校和文艺界人士都有代表参加,坐在我前排的正是姜昆。整个会场只有我和许志永批评政府的做法违反法治,但没有人搭茬儿。
   
   即使中国的GFW(Great Firewall of China,意指中共的网络封锁)对法轮功信息进行了最严密的封锁,但法轮功组织发明了使用方便的各种翻墙软件,会翻墙的人不可能接触不到这些信息。审查网络的网管员们会被告知“法轮功、李洪志、活摘器官”是敏感词,律师们会被告知法轮功案件是敏感案件。其实不用这些告知,人们“自然”会知道这是言论禁区。根据“沉默的螺旋”理论,每个人都有一种类似“第六感”的“准统计器官”(quasi-statistical organ),不用民意测验,人们也能知道什么是压倒性的主流民意。人们害怕被孤立,而且不需要做什么专门的调查就自然知道哪些言论、哪些行为会被孤立。不可说的敏感话题,包括天安门屠杀、西藏自焚、新疆维族的人权状况、高官腐败等等,而法轮功是所有话题当中最不可说的、所有禁区中最不可碰的高压线。人们知道高智晟、力虹、王永航、刘如平的遭遇,人们知道自己的某位同学或邻居因为修炼法轮功一次又一次被绑架或不明不白地在洗脑班死去;人们知道若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就可能会办不成护照、丢工作,甚至被劳教、失踪。人们知道,最明智、最安全的做法就是“不看、不听、不说”。
   
   那些触目惊心地存在、却被明目张胆地忽略甚至否定的事实,英文里把它叫“房间里的大象”。泽鲁巴维尔(Eviatar Zerubavel)在《房间里的大象:生活中的沉默和否认》中把它解释为“我们知道,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自己不该知道”的事。这类似奥维尔在“一九八四”里所说的“双重思想”。人们清楚地知道,某些事情是不应该知道的。人们记住某些事情,目的是为了彻底遗忘。人们看到解放军在广场上杀人,但人们必须告诉自己没有看到;人们在私下清晰地记住这个画面,为的是在公共场合彻底地将它遗忘。人们完全知道法轮功是中共当局不想让人们知道的事情,无论什么方面;所以人们清楚地知道自己“不知道”关于法轮功的一切。人们“不说,不看,而且不问,此后,再不好奇。”
   
   面对真相需要勇气
   
   人们知道,谈论法轮功本身就是一件太可怕的事情。二○○七年我在代理王博案时,就深刻体会到那种恐怖。法庭内外,空气里弥漫着敌意和恐怖。开庭后我被四个法警抬着扔到石家庄法院大门外,街上戒备森严,死一般寂静。这种恐怖气氛,明显比代理其他人权案件时要强烈。可以想像当我们在互联网上公布精心研究的辩护词《宪法至上、信仰无罪》时,当局的震惊和恼怒。辩护词彻底否定了当局迫害法轮功的合法性、揭露了当局粗暴践踏宗教信仰自由的罪行。
   
   对法轮功的迫害是常人难以想像的。这些酷刑的细节和施恶者的凶残邪恶,太恐怖、太超越人类底线以致常常被认为是不真实的。“真的吗?”“这可能吗?”人们的第一反应是充满怀疑。对早期苏共罪行的报告被斥为是“里加谣言”,对纳粹屠杀的早期披露被说成是犹太人的歇斯底里。“这可能吗?”是很多人的第一反应。这正是可怕的地方:最应该被人类正视的、最残酷的真实,听起来却不像是真的。
   
   直接面对真相需要勇气。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写了一本关于揭露法轮功被迫害真相的书名为《大屠杀(The Slaughter)》,资深记者诺丁·格尔(Jay Nordlinger)在为此书写的书评中承认,因为事实太过可怕,读起来非常艰难,“我承认我跳过了一些章节,也不忍看一些照片。”我至今仍记得,在读到高智晟公开信时所产生的不安、沮丧、惊恐和企图否认。
   
   
   这正是人性挣扎的关键时刻。正如面对奥斯威辛。奥斯威辛让人们不安,让人们的正常的生活、正常的思维和情感受到剧烈冲击。为了心理上的安慰,人们更愿意把这类事件当成人类文明或历史常规的一个例外,一个可以忽略的低概率事件。只有把它们排除在思考之外、排除在现实之外,人们才感觉到踏实,周遭的事物才可以把握和理解,生活才可以心安理得地继续下去。
   
   但总得有人正视这些,正视这些极端的邪恶和极端的苦难。不要说这并非人类文明的偶然分叉,就算是,也是人类必须面对、必须重视和反思的严肃事件。经受了心理或情感的巨大震荡,我们的心灵会变得更加强大。这些邪恶和苦难不会因你的无视而不存在,恰恰相反,人们的无视是作恶者日益嚣张的条件。
   
   有时候需要的只是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或者对周围事物的一点反思或好奇。有个朋友跟我讲过这样一件事:他大学毕业要从山东去广东找工作,但是工作单位要求他开具“没有犯罪记录、没有修炼法轮功证明”(办护照、找工作等往往要求开具这样一份证明,我本人也开过。)他从没听说过法轮功是怎么回事,更不明白为什么要证明自己没有修炼法轮功。于是就“翻墙”搜索,然后,他就觉悟了。
   
   说出真相即是抗争
   
   但公开说出真相,这一看似简单的道德要求,却并非易事。不但要冒着遭遇有权力者镇压的风险,而且将面临周遭“沉默的大多数”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巨大压力。说出真相会让邪恶大白于天下,会伤害一些人的切身利益;说出真相会彰显沉默者的不道德,会打乱人们希望维持的安全、甜蜜的生活节奏和心理想像。人们喜欢心灵鸡汤、催眠曲和春节晚会,不喜欢血泪、恐惧和死亡,但越是在这种环境下,说出真相越可贵,越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人性意义。在沉默流行的地方,在专制和谎言横行的时代,说出真相不但是反抗的开始,而且是反抗的核心。
   
   包容是宗教情怀的要素
   
   某些宗教信徒具有一种信仰的自我优越感,不愿意承认其他信仰的平等地位;有些无神论者具有智识上的自我优越感,觉得信教者不够聪明。法轮功学员被当作敌人、邪教徒、病人、疯子、被洗脑之人、不可理喻之人,这种看法可以减轻行恶者的心理压力,或者减轻沉默者的道德责任。有人更把责任推给法轮功受害者自身,这和把天安门屠杀的责任推给手无寸铁的学生市民一样,是颠倒因果。
   
   法轮功学员虽然很善良,但也不无缺点,我曾向他们当面提出过批评,有些学员有不容批评的倾向,这也许和所处的极端环境有关,但这是最值得警惕的地方。同时,他们自己是宗教不宽容的巨大受害者,因此应该以更宽容的态度去对待批评者。此外,法轮功学员所办的媒体的专业水准有待加强,有时把时事新闻、教义和一些传言同炉冶之,显得不够严肃。虽然有时候传递信息风险很高,或者为了保护有关当事人只能采用匿名或者化名,但仍需仔细确认,避免任何夸大的描述,以免伤及媒体自身的权威性。我曾直率地向他们指出,法轮功学员受到的迫害和所受到的国际关注完全不成比例,他们必须考虑改进媒体的策略及加强专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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