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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谈和班固对儒家的评价之比较

   司马谈和班固对儒家的评价之比较

   

   司马谈是司马迁之父,太史令。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介绍了司马谈的“论六家之要指”。其论儒家说:

   

   “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

   

   意谓儒学广博但不能抓住要领,花费气力却很少功效,因此它的主张难以完全遵从。然而它所序列君臣父子之礼,夫妇长幼之别则是不可改变的。虽然有所肯定,显然过于贬低。

   

   儒家说广博当然广博,说简单特别简单,《易经》三原则:简易,不易,变易,讲得就是儒家的特点。论其要领,不外乎中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诸圣王历代相传的就是“允执厥中”的中道。

   

   《易经》说:“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试问,《易经》这段话,儒道两家谁更配得上;论历史性的功德事业,又是谁家更持久伟大?

   

   儒家何以“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后面有解释:“夫儒者以六蓺为法。六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

   

   六艺指六经,即《易》《书》《诗》《礼》《乐》《春秋》。“儒者以六蓺为法”这句话,无意中说明了唯儒家是六经的集大成者和全面继承者,高于其他五家,盖五家无不发源于六经。道家不可能超越六经,而六经则可以涵盖道家。同时,“六蓺经传以千万数”,透露了一个消息:儒经虽只六部,解释经文的传则非常多。可见秦始皇焚坑和项羽火烧阿房宫之前,儒家经传何其丰富。

   

   司马谈认为儒家、阴阳家、墨家、名家、法家等五家都有缺陷, 唯道家圆融周该,尽善尽美。在论道家时又顺便批评儒家。他说:

   

   “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对道家的赞美、对儒家的批评都不副实,将对道家的赞美移置于儒家身上方才合适。道家绝圣弃智,有严重的反礼制和反知识倾向,于六经唯推崇易经,于易经只学得半部,怎么谈得上“采儒墨之善”?儒家“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统形上形下于一体,集内圣外王之大成,内则格致诚正,外则齐治平,内外统于修身。这才有资格说“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也。

   

   《太史公自序》说司马谈“学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杨何,习道论於黄子”云。唐都是汉代著名的观测星象的专家,所谓学天官,就是学观测日月星辰的天文之学;杨河是汉初传《易经》者之一,《易经》为儒道两家所共尊。

   

   黄子即黄生,景帝时博士,好黄老之术,曾与《诗》学博士辕固生争论过汤武革命问题。辕固生认为汤武革命高度正义,黄子则认为汤武革命是篡弑行为,大逆不道。司马谈以之为师,向他学习,立场和见识也就可想而知了。于此亦可见,司马谈应是道家。

   

   司马谈由于偏见作祟,导致学术观、历史观和政治观有失中正,未能对儒道两家作出正确的评判,误导后人不浅,其子司马迁也在所难免。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指出:“又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班固是东汉大儒,著名史学家和经学家,所著《汉书》是继《史记》之后又一部重要史书,“前四史”之一;其编撰的《白虎通义》,集当时经学之大成。班固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对儒家、道家、阴阳家、名家、墨家、从横家等六家亦分别有评论。其评儒家说: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袓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孔子曰如有所誉,其有所试。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业,己试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后进循之,是以五经乖析,儒学寖衰。此辟儒之患。”

   

   这是站在中道立场上的评论,相当中肯。

   

   班固认为,儒家出于司徒之官,但经过孔子集大成,就不再限于司徒,司空司寇、从文从武、为臣为君无不宜。所以班固接着说,儒家涵泳于六经文章,特别注意仁义道德,继承尧舜的道统,效法文王武王的典章,尊崇孔子为师表,以增加言论的重要性,在各派道术中为最高。尧舜的兴隆,商周的盛世,孔子的德业,都是儒家之道试验的成效。

   

   孔子集大成,一是作为“圣之时者”,集伊尹、伯夷、柳下惠之仁、清、和诸德之大成,二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集尧舜文武之大成,继承了尧舜之道和文武之制。所以,儒家可以完全代表中道,可以与中道划等号。

   

   一些学者根据“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这句话,认为儒家思想只是中道之学的一部分,是断章取义地狭隘化儒家了。唐虞之隆、殷周之盛是王道的典范,仲尼之业是圣德的体现,内圣外王,可见儒学之全面,非一般司徒之官所能及也。

   

   综上所述可见,司马谈和班固文化立场不同,司马谈立足于道家,贬低儒家;班固立足于儒家,态度中正,实事求是。2016-8-2余东海

   首发儒家网

(2016/08/02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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