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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互联网大会剑指网络自由——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战争 12月16号，为期三天的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浙江的水乡乌镇开幕。一百二十多个国家的领袖及互联网企业高层出席，包括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但被中国封锁多年的网络巨头谷哥(Google)、脸书(facebook)及推特(twitter)均未派员出席。更有“无国界记者”指中国严控互联网、屏蔽批评讯息，是世界头号网络敌人，而公开呼吁国际社会抵制大会。由此可见，乌镇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是在世界舆论的纷纷质疑声中开幕的。
习近平的网络治理四原则
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幕致辞中，大谈管控互联网之道，强调治理四原则:尊重网络主权；维护和平安全；促进开放合作；构建良好秩序。这四项原则中有三项都剑指网络自由。特别是他抨击的“不搞网络霸权，不干涉他国内政，不从事、纵容或支持危害他国国家安全的网络活动。”锋芒指向尤其明显。如此习近平治理四原则，涉嫌试图改写互联网规则，从根本上杜绝网络自由与他人批评，从而建立起否认国际通行的普世价值和人权标准的中国特色网络严控管理模式。这是习近平在网络世界对普世价值与天赋人权的又一次实质性否定。
习近平早在出席巴西国会发表讲话时，就提出创立一个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以保障各国的“网络主权”：他说，“在信息领域没有双重标准，各国都有权维护自己的信息安全，不能一个国家安全而其他国家不安全，一部分国家安全而另一部分国家不安全，更不能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所谓绝对安全。”这是习近平在国际舞台上首次发表的一个“网络主权”宣言，也是中国领导人明确对美国所倡导的“网络自由”价值观的回击，充分体现了习近平的国家主义统治色彩。
官方媒体曾热炒过的“网络主权”
近两年来，中国大陆工具性的文人，一直在揣摩主子胃口，为主子制造各种“统治合理性”理由。“网络主权”概念，就是官方媒体曾热炒过的话题之一。两年前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余丽就在《人民日报》撰文称，网络主权是一种“新的国家主权形式”。
传统国际法认为，国家主权是一个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对内、对外事物的最高权力，而不接受任何其他权力的限制。自从1586年法国思想家让•布丹第一个明确论述了国家主权学说，这种国际法观念便形成了。17世纪哲学家霍布斯更进一步充实了国家主权的排它性理论。然而，人类走向现代的国家观念已经发生变化。美国国际法学家耶塞普就在其《现代国际法》一书中指出：“无限制的国家主权现在已不被认为是国家最宝贵的或最需求的属性。”英国工党领袖拉斯基也曾这样认为：“现代文明之范围日拓日广，国际关系愈趋愈密，欲以民族的主权国家为定制，在政治上为大患，在道德上为极险。”如今，伴随着人类“类化”意识的觉醒、冷战的结束和网络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国家管理体制更开始向非集中化、非军事化和社会生活非意识形态化的综合发展，当代国际事务正在从理论到实践两个层面扬弃了传统的国家“主权至上”论。
国家主义不是一种福音
当今社会无论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特别是网络时代的到来，都已构成了对国家主权的限制，致使人类共同认可的普遍价值观跨出地缘疆域，突破了意识藩篱，汇合起各国文化，形成一种“人权高于主权”的普世价值思潮，堪为今后世界文明发展的主流。
然而，当下中国官方提出“网络主权”的目的，就是借助反对“人权至上”与“网络自由”的普世价值，来维护统治者的江山和利益万世一统。这些年来，中国官方就一直为配合中国软实力的“崛起”，试图改写世界文明规则。而如今日渐明确的习近平国家主义，就是一种以绝对国家概念与民族文化为本位，并浸泡着红色意识形态地沟油为特征的反对和抵制“人权高于主权”的立场与主张。这种主张不仅不合全球化时宜，而且将挑起新的国际意识形态对抗事端。这无论对世界，还是对中国，都不是一种福音。
习近平的国家主义施政方向
站在红色江山的国家立场上，习近平的国家主义施政方向体现在对内加强社会的干预和掌控，强化中央集权，强调政令畅通，整肃异己，高压维稳；对外炫耀武力，强化民族主义立场。为此，习近平以改革为名，通过党国的高度集权垄断建制，将党、政、军、法、经济、网络甚至财经等各种权力，全部集中到自己手里，并借助于国家意识形态宣传战，推动加强网络治理，大举管控思想阵地，严防“和平演变”。
如今，尽管数字革命和互联网带给人们最迅速和最广泛的信息分享方式，但中国官方仍旧不遗余力地试图控制数字信息，阻止这些信息跨国界和跨时区地自由传播，不断建设起庞大的防火长城来审查和屏蔽网络信息，阻止许多网民使用谷歌、推特等。特别是强化阻止翻墙浏览境外网站技术，已经关闭大多数虚拟专用网络VPN，把更多的中国人阻隔在外部世界的网络自由之门以外。
“网络自由”已成中南海心头之患
目前，中国已有6.7亿网民、413万多家网站，网络舆论不断挑战着官方强制灌输的“核心价值观”，导致中南海忧心忡忡。去年2月，中国成立最高级别领导机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由习近平任组长。这表明中国当局全力强化网络安全并将其提升至国家战略。2014年5月18日，《人民日报》刊发《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的文章，全国各大媒体纷纷转载。文章称：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规格之高是前所未有的。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任王秀军称，“政治安全是根本”。他说，现在境外敌对势力将互联网作为对我渗透破坏的主渠道，以“网络自由”为名，不断对我攻击污蔑、造谣生事，试图破坏我国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他为此特别强调，在互联网上，能否赢得意识形态领域渗透和反渗透斗争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们党和国家的未来。王秀军更进一步揭示了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是由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亲自抓的“一把手工程”。眼下，“网络自由”已成中南海心头之患，所以习近平要以“网络主权”为理由，亲自抓网络管控的“一把手工程”，由此导致网络严打远远超过了改革开放以来的任何时期。中国网民对社交平台上删帖、删户早已经司空见惯，而中国著名维权律师浦志强仅因为7条微博评论就可能面临判刑，也足以显示习近平互联网大会剑指网络自由的现实。
网络自由是一种普世权利，包括网络上的表达自由、集会自由和结社自由，各国都有责任保护互联网能够经受跨越网络、边界和区域的各种形式的干扰始终保持通畅。而习近平的国家主权网络管控，却与普世价值对抗，要反其道而行之。如此习近平的国家主义治理四原则，能否把网络自由封杀在主权的黑箱里？对此，美国国务院创新资深顾问亚历克罗斯早就说过：“他们以‘维护国家主权’的借口，要在互联网上强制安装一层系统。但问题是，互联网不是这样运作的。所以政府想要掌控互联网的企图，或是改变网络结构的企图，我认为都是受到误导，并且不会成功。”
由此可见，习近平借“网络主权”挑战普世人权，是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战争。
（2016/01/02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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